我为什么参加共产党

　　二战期间，日本一个被捕日本共产党员在法庭上的陈述：

　　法官问，你为什么加入共产党？

　　他说，他家是大地主，他妈妈患了严重的气喘病，他从小立志做医生救病人。

　　一天来了一个年轻的女工，一看就知道染上了肺结核。

　　她告诉女工，肺病是初期的，只要多休息、多吃有营养的食物，就会好。

　　两年后，女工又来看病，却恶化为末期，没救了。

　　医生骂她为什么不听话。

　　女工哭着说，她爸爸早就过世，妈妈长期生病，家里还有两个幼小的弟弟，她只能工作多久算多久，好让弟弟长大，哪有时间休息！？

　　这位医生说：以他的经济条件，就算可以救女工一家人，仍无法救全国同样需要帮助的家庭，所以他加入共产党。

　　他讲这些话时，整个法庭寂静无声。

　　法官说：他能理解这样的心情，但为什么非要参加共产党呢？

　　医生反问，（除了共产党以外）现在有哪一个政党有意愿、有胆识提出解决这种社会问题的纲领呢？因此他认为，参加共产党是唯一的选择。

　　我们再来讲一个坏制度下，“好人难做”的案例。

　　在上世纪初的西方，白求恩式的人物是一心只想救死扶伤，也难免身后骂名滚滚来，因为他们损害西方大资本利益，为穷人分享知识、提供服务和廉价物资。

　　不管是在那时还是当今的欧美世界，医生的身份是“富有”、“安稳”的代名词；医生数量稀少（读医科学校需要一笔昂贵的费用，行医资格证也被人为控制），使得他们能够收取高额的诊疗费用，在社会体系中维持崇高的地位和良好的生活。

　　如果谁要是打破了这种默契（例如义务出诊、降低出诊费治疗疑难杂症），就要遭到行业“圈子”里无情的嘲弄和打压：

　　一个典型的例子发生在1936年5月，白求恩写了一部报告：《我在胸外科手术中犯过的25个错误》，这是一篇有高度价值的自我批评文章，它能够帮助年轻的外科医生在白求恩的错误和经验中——而不是以患者的健康与生命为代价——学习医术并且避免错误。

　　然而，这篇文章激怒了“圈子”里的许多同行，在他们看来这等于是向社会“揭同行短”、“败坏医生声誉”，某种意义上还破坏了资深医生带实习医生，门徒、派系/学阀式“口口相传”的不成文规矩。

　　最终这篇文章没能公开发布。

　　除了不计较个人和小利益团体的私利，以真理为标杆，全身心的投入到医疗科学事业。白求恩还义务出诊，派发药品，他深感无产阶级贫穷的生活、高强度的工作和恶劣的居住环境、无法得到保障的休息以及匮乏的医疗卫生保健是导致各类传染病和慢性病的重要原因。他呼吁自己的医生同行都对穷苦人予以帮助，此外他向政府请求：应当建设各类公立医院和保健机构、承担部分诊疗费、平抑药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