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恨国/精日/媒体人，时代之产物

　　上世纪90年代“弃理从文”，于武汉大学研学新闻系；后成为专职媒体人后仆从于域外帝国主义的在华文化买办战略（加入大象公会），又由于个人财务原因背井离乡、移居日本，结果在日夜诅咒痛骂祖国之时，竟然饿死在霓虹他乡……

　　这样的故事真的让人失语。

　　于她个人价值取向来说，正如毛主席所言：

　　中国在新旧社会转折点的历史时期，之所以会出现那么多的汉奸，根本原因在于民族失败主义，和民族悲观主义。

　　就土壤和时代背景而论，细察那一时期的社会风气，能够诞生出数量如此巨大的汉奸群体，或许也并不意外。

　　武汉大学原党委副书记骆郁廷曾有直言：

　　20世纪80年代，受所谓“党政分开”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响，部分高校曾经试行校长负责制，党对高校的领导一度受到严重削弱，影响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导致人心涣散，思想混乱，最终出现了严重后果。

　　以她投奔新闻专业的武汉大学为例，那一时期正是“刘道玉精神”死死统治的阶段——就是那个一手孵化出方方、易中天、冯济海、周玄毅、宋庚一等逆向民族主义分子的“教育改革家”刘道玉，前半生扛着红旗，后半生反红旗；前半生极左扩大化，后半生极右自由化。

　　从1955年加入武大肃反队伍，到1957年成为班级反右小组组长；

　　从1966年任武大校文革教育组组长，到1967年加入著名的武汉“百万雄师”；

　　从1979年开始任职武大高层，到80年代中期在武大进行大刀阔斧的“教育民主化改革”，以及1986年曾暗自支持过武汉大学的学生运动……

　　刘道玉的一生真可谓每一步都站在了风口上，也在80年代执政武大时期培育了诸多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中国文人、媒体人。

　　刘道玉曾认为：

　　一个真正有灵魂的大学校长，一定要接受过“精英教育”。

　　这种教育理念下的教育改革，在80年代确实是对工农兵大学与七二一学制的泼污与颠覆。

　　刘道玉和易中天

　　从此武汉大学自日本引进樱花、夯实当年侵华日军在珞珈山下遗留的樱花败种之风，其规模越来越大（1987年3月24日刘道玉曾亲自参加首届“樱花书市”），且武汉大学在刘道玉治下对日本方面的推崇也层层递进：

　　1983年9月，刘道玉率武大代表团访问日本，与东京都大学等学校签定交流协议；

　　1984年8月，刘道玉远赴美国参加“中日美”第二届金属有机化学讨论会；

　　1985年7月，刘道玉作为代表团副团长参加中日大学校长第一次会议……

　　当然，单纯地降罪于刘道玉一个个体显然有失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