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恨国/精日/媒体人，时代之产物
上世纪90年代“弃理从文”，于武汉大学研学新闻系；后成为专职媒体人后仆从于域外帝国主义的在华文化买办战略（加入大象公会），又由于个人财务原因背井离乡、移居日本，结果在日夜诅咒痛骂祖国之时，竟然饿死在霓虹他乡……
这样的故事真的让人失语。
于她个人价值取向来说，正如毛主席所言：
中国在新旧社会转折点的历史时期，之所以会出现那么多的汉奸，根本原因在于民族失败主义，和民族悲观主义。
就土壤和时代背景而论，细察那一时期的社会风气，能够诞生出数量如此巨大的汉奸群体，或许也并不意外。
武汉大学原党委副书记骆郁廷曾有直言：
20世纪80年代，受所谓“党政分开”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响，部分高校曾经试行校长负责制，党对高校的领导一度受到严重削弱，影响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导致人心涣散，思想混乱，最终出现了严重后果。
以她投奔新闻专业的武汉大学为例，那一时期正是“刘道玉精神”死死统治的阶段——就是那个一手孵化出方方、易中天、冯济海、周玄毅、宋庚一等逆向民族主义分子的“教育改革家”刘道玉，前半生扛着红旗，后半生反红旗；前半生极左扩大化，后半生极右自由化。
从1955年加入武大肃反队伍，到1957年成为班级反右小组组长；
从1966年任武大校文革教育组组长，到1967年加入著名的武汉“百万雄师”；
从1979年开始任职武大高层，到80年代中期在武大进行大刀阔斧的“教育民主化改革”，以及1986年曾暗自支持过武汉大学的学生运动……
刘道玉的一生真可谓每一步都站在了风口上，也在80年代执政武大时期培育了诸多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中国文人、媒体人。
刘道玉曾认为：
一个真正有灵魂的大学校长，一定要接受过“精英教育”。
这种教育理念下的教育改革，在80年代确实是对工农兵大学与七二一学制的泼污与颠覆。
刘道玉和易中天
从此武汉大学自日本引进樱花、夯实当年侵华日军在珞珈山下遗留的樱花败种之风，其规模越来越大（1987年3月24日刘道玉曾亲自参加首届“樱花书市”），且武汉大学在刘道玉治下对日本方面的推崇也层层递进：
1983年9月，刘道玉率武大代表团访问日本，与东京都大学等学校签定交流协议；
1984年8月，刘道玉远赴美国参加“中日美”第二届金属有机化学讨论会；
1985年7月，刘道玉作为代表团副团长参加中日大学校长第一次会议……
当然，单纯地降罪于刘道玉一个个体显然有失公允。
与其说他在武汉“掀起风浪”，不如说他不过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
1978年8月，中日两国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在此基础上，10月22日，我方高调访日，一天后便与日本交换了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对于日本帮助中国发展经济、扩大日资入华的诉求十分迫切。
只是，就在那次访日前不久，1978年10月17日，靖国神社举行所谓例行“秋祭”时，刚刚把14名甲级战犯的灵位放进了社中………
但是，一切为了经济。
1979年12月5日，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问中国，承诺提供第一批政府贷款。
此后，日本共为中国提供了四批数万亿日元贷款，后来的评价是：
对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伴随大力援华着的，是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分子的日渐“自信”的活跃。
1982年6月，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时，明目张胆地修改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
1985年，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公然参拜靖国神社；
1996年7月，日本右翼团体成员连续四次登上钓鱼岛；
2001年，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
四十年来，日本右翼力量屡屡踩破红线，参拜靖国神社逐步成为政治潮流和积攒政治资本的重要举措，整个日本从政治界到教育界，加剧右转，以至于到今天呈“尾大不掉”之势。
相生相随的，自然也是中国国内的某种“变化”，同日本的狂妄相契合，彼岸嚣张，此岸俯首。
特别是1988年那部闻名遐迩的纪录片问世之后，号称“不要背负历史包袱”成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的新潮流、新口号、新风尚。
由此，淡化对日侵华史宣传、以至于自我扭曲日本侵华史观，也在一大批“新精英阶层”的循循善诱下，辐射进中华大地，绵延至今。
同日本学界如此亲密，也不难体会刘道玉的武大后生们为何对于日本会呈现极端的种族自戕倾向。
比如和大象公会作者Akid同为武汉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宋庚一，2021年在上海震旦学院公然大放厥词：
到底在南京屠杀了多少人，30万人是没有数据支持的，大概估计有估计3千的，也有估计2万的，还可能估计50万……30万人有名有姓吗，有身份证号吗，只是历史小说。
再比如2021年11月，武汉大学跨文化传播学博士冯济海令人瞠目结舌的言论：
当年九一八，日本怎么不再使点力，把我辽这些猥琐铁汁的祖宗们都屠了呢？
再比如从力挺韩寒、到吹捧茅于轼、再到亲自下场操刀小学生教材的易中天（80年代在武大中文系任教，深得刘道玉赏识）：
易中天《帝国的惆怅》美化西方侵华史
2021年4月，方方的武汉大别墅闹剧浮出了一位大牛：陆定一家族。
陆定一曾在1966年匿名信事件中称妻子严慰冰有精神病，所以才会写一堆匿名信（而且还栽赃给王光美）想搞臭林家，林彪甚至后来不得不在政治局会议上证明叶群和他结婚时是处女，闹剧一大堆…
1982年5月26日，中央书记处批准恢复中国作协体制；同年，严慰冰加入作协。
一个精神病患者竟然能够进入作协，试问这是个什么协会，体制内大牛们的疗养院？
1966年时，陆定一的中宣部已被毛主席批评为“阎王殿”、“死人部”、“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是遏止文化大革命上升到政治高度的阻力。
陆定一的儿子陆德，曾任国家开发银行信息中心局局长和中国防卫科技学院副院长，并在《XX春秋》杂志发过文——2013年2月27日（十八大召开后不到半年），陆德在《炎黄春秋》哀叹：
我们这代red二代，只能执政这最后的十年了。
唐小禾是陆定一第一任妻子唐义贞的二哥唐一禾的儿子，任湖北省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壁画艺术委员会主任。
武汉，鄂城，鹅城，那里是某些人的“老巢”，是固若金汤的碉楼。
林老总在1967年8月9日曾有这样一句话：
全国各大军区过去有两个不放心，一个是北京，一个是武汉，拿他们没有办法……
然而往前看，就在2020年初武汉抗疫的关键当口，87岁的刘道玉在凤凰网的邀请下竟然批甲出马，不辞辛苦地替他的武大后辈方方女士奋力声援：
中国人到了应该反思的时候了……中国近现代没有这种自由、民主、尊重人格和隐私的辩论，动不动就是围剿……我只能从中国思想文化先天缺失寻找原因，这就是因为中国没有欧洲的思想启蒙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看遍了这些，再瞅瞅那位后来甘当帝国主义文化走狗的青年媒体人，当年受育于刘道玉治下的武汉大学如此环境，也就不难理解其亡命东瀛的人生悲剧。
还是毛主席在抗战时说的对：
汉奸现象只是症状，但不是病因。当我们的民族出现了汉奸，说明我们这个民族生病了。要从根子上解决问题，把民族的病治好，就得要强国，要民族复兴。重新成为世界第一。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文化”，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