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罗刹海市》到《大梦》:一触即燃的公共情感正“脱实向虚”

2023-09-28
作者: 京南 来源: 观世相

  继刀郎的《罗刹海市》之后,又一首歌《大梦》引发公众情感的共鸣,在过去几天被持续传播与讨论。

  《大梦》是由瓦依那乐队和任素汐在《乐队的夏天3》节目中合唱的一首歌曲。瓦依那乐队由路民、岜农、十八3人组成。1979年出生的岜农,是瓦依那乐队主创兼主唱;九零后的路民常年在工地当瓦工,偶尔去街头卖唱。八零后的十八一边在老家种地,一边在桂林当流浪歌手。任素汐是演员兼歌手,曾出演《驴得水》、《无名之辈》等电影。

  不同于《罗刹海市》的晦涩隐喻,《大梦》的歌词简单朴素,用近八分钟的时间,唱尽了一个普通人从六岁到八十八岁的一生。也因为这样,所以不同年龄段都能从中找到共鸣。

  比如歌词写道,“我已十八岁,没考上大学,是应该继续,还是打工去,该怎么办?来到了深圳,转悠了些日子,没找到工作,钱花得差不多,该怎么办?”“我已二十八,处了个对象……没正式工作,要不要房子,要不要孩子,要怎么办?”“我已三十八,孩子很听话,想给他多陪伴,但必须加班,该怎么办?柴米和油盐,学校和医院,我转个不停,赚不到更多钱,该怎么办?”“我已七十八,突然间倒下,躺在病床上,时间变很漫长,该怎么办?”

  贯穿歌曲始终的那句“怎么办”,无疑是最能触及人们脆弱情感的追问。因为“怎么办”的背后,既充满了个体面对各种遭遇时的无奈与彷徨,伤感与孤立无援,也表达着人们对整个时代的不解与追问。“我们这是怎么了”、“我们该怎么办”,这是疫情期间很多人的叩问,也延续到今天成为很多人心头的疑惑。正如《大梦》唱的,“太多的错误,总在重复”。而当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成了一座山,面对总在重复的错误,从“该怎么办”的孤立无援走向“大梦一场”的虚无自然顺理成章。

  走向虚无,这也是《罗刹海市》与《大梦》的共通之处。《罗刹海市》中的“罗刹国”,本就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存在,在这个虚无的国度,以丑为美、颠倒黑白,便增加了一层荒诞感。《罗刹海市》的最后一句歌词唱道,“西边的欧钢有老板,生儿维特根斯坦”、“那马户又鸟,是我们人类根本的问题。”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言本身就是虚构的,并没有与事实精确对应的语言,尤其当语言与知识、利益、权威等关联起来之后,就会演变成一种话语权,不再有日常生活现实的泥泞感。所以“那马户又鸟”虽然是我们人类根本的问题,但从源头上看,也注定是虚无一场。

  再看《大梦》,虽然前半段都是实实在在的生活,但最后也不可避免走向了虚无,因为对于心灵无法安顿、不断挣扎中的个体来说,除了走向虚无别无他途。虽然歌曲在最后试图留下一个略带光明的尾巴——“我看到花儿在绽放,我听到鸟儿在歌唱,我看到人们匆匆忙忙”,但当面对最终的死亡,面对“如果生命只是大梦一场,你会在怎么办”的叩问,也只能放下,否则“怎圆满”?又或者,圆满本身也是一种想象,不圆满才是常态。

  “旧闻评论”在《任素汐《大梦》:不为唤醒,把玩彷徨》中这样写道,“它们(《罗刹海市》和《大梦》)的社会反响比流行更加深刻,但比异见又更显柔弱,却总能一击而中弥漫的社会情绪。与其说是歌曲启发了众人,不如说是公众情绪随时被起爆。《大梦》是个人写实与写意的混合,《罗刹海市》则是社会隐喻和反讽的集成,一个向内彷徨,一个对外诅咒。两首歌的不同面向,或许很好地说明了时代中人的嘴脸,总是不调和,反证不舒坦,却也没出路,只配得上偶尔唤醒,反复沉沦。”“‘该怎么办’,为什么由一首歌扛起社会情绪的所有?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这恐怕是无解局面下的侧写。”

  “法治不立,各图侥幸;秩序紊乱,群情不安。”这是梁漱溟在一篇对比中国和西方在公共观念、纪律习惯、组织能力、法治精神方面不同的文章中,曾提出的16字箴言,放在今天丝毫不过时。也因为“秩序紊乱”、“群情不安”,所以从《罗刹海市》到《大梦》,一触即燃的公共情感很容易便“脱实向虚”,虽然表面上人们在巨大的不确定性面前变得更加现实主义,但内心深处却是虚无主义的蔓延,这好比一处庇护所,既能阶段性地安顿心灵,也用来放下所执。就像曹雪芹一样,给《红楼梦》设置了一个“太虚幻境”的故事框架,表面上是说天上之境,实际隐射人间之境,它暗示人们,你争我夺的现实世界也是太虚幻境,并非实在。本是一种幻境,人们却殚精竭虑地争个身心俱碎,这便是荒诞。所谓荒诞,正是以幻相为实相的颠倒梦想。但这何尝不是另一场“大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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