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人性论”与“去政治化”，是推墙的意识形态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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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7年9月的《新青年》三卷五号，陈独秀在回答“顾克刚”的来信时曾说：

　　本志主旨，固不在批评时政，青年修养，亦不在讨论政治。然有关国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

　　一年后，陈独秀又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中说：

　　我现在所谈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问题，更不是行政问题，乃是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国人其速醒！

　　这与胡姓自由主义分子的论调是公开唱了反调。

　　该胡姓自由主义分子曾有回忆：

　　在民国六年，大家办《新青年》的时候，本有一个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离开政治，而从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

　　在自传里，该胡姓人士也有吐露：

　　十七岁那年，中国公学里的同盟会曾经商量过，大家都认为我可以做学问，他们要爱护我，所以不劝我参加革命的事。

　　到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其中有述：

　　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

　　面对此情此景，这名胡姓自由主义分子急了，开始进行抵制，也因此另一本杂志《每周评论》问世。

　　他还在1920年底给陈独秀写了封信，针对所谓“《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问题，提出了所谓三种解决办法：一、“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二、“将《新青年》编辑的事，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并“发表一个宣言，声明不谈政治”；三、借《新青年》“被邮局停寄”，而“暂时停办。”

　　接到信后，1921年1月9日，陈独秀给他等北京编辑部集体回了一封信，明确不赞成第二个办法（即编辑部移到北京）和第三个办法（即停刊）。

　　陈独秀在信中表明：

　　只要在世一日，绝对不赞成第二条办法，因为没有理由可以宣言不谈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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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

　　这份报告是由新华社、文汇报记者所写，于7月20日经文元同志给毛主席审阅并修改，后在调查报告的编者按语中引用了毛主席的一段谈话，在7月21日晚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并在次日于22日见报《人民日报》。

　　随后，人们把毛主席在编者按中的关于“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的批示，称为“七二一指示”。

　　毛主席的这份“七二一指示”之所以影响巨大，见内容即可领略一番：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

　　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这短短的几句批示，深刻地跃现出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精髓：

　　一切为了实际，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为了无产阶级专政。

　　1968年7月23日，毛主席做出“七二一指示”的第三天，为纪念“指示”的发表，上海市在上海机床厂召开了两千多人参加的扩大会议。

　　两个月后，为贯彻“七二一指示”，上海机床厂创办全国第一所「七二一工人大学」，设置磨床设计制造专业，第一期招收本厂职工五十二人，学制两年，学生毕业后仍回厂工作。

　　「七二一工人大学」会根据本厂需要设置了相关细分专业，并开设了毛泽东思想、劳动、军体等。

　　此后全国各地相继仿效，“七二一工人大学”的学制和教学模式逐步向全国的工矿企业推广，简称“工大”，数学、物理、化学、政治、英语、机械设计、制图加工、材料力学、电工学等应有尽有，还会按照工厂的实际应用和生产需要给学生安排学习内容。

　　1970年，在部分大学恢复招生时也采用了从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的办法。

　　1975年6月，教育部在上海召开全国“七二一”工人大学教育经验交流会。会后，“七二一大学”在全国获得了迅猛发展。

　　截止到1976年9月，仅在上海市七二一大学就增加到2111所。

　　据《中国教育年鉴》记载，至1976年底全国共有七二一大学33374所，学生148.5万人，是同期普通高校学生数的三倍之多。

　　至于教育的效果如何？

　　还记得2021年最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吧，新版《简史》从207页到213页，足足超过4000字的篇幅全部在详实论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在经济、科技、工业、基建、农业、军事、文化、外交等各个层面的成就，我不用多语，各位同志自行翻阅。

　　“七二一工人大学”的办学本质与教育诉求都是政治性的，而非阳春白雪、小布尔乔亚式的所谓“纯粹教育”。

　　工大不是一种群体福利，也不仅是为了让工人们有更高的所谓“文化水平和技术技能”（尽管学技术学文化也是工大的重要课程内容），而是为了让阶级斗争的思想通过政治教育，更加深入工人阶级的内心，使得工人阶级之于国家「领导地位」不受到动摇，这才是工大最灵魂的主课。

　　毛主席说“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其前提则是工人阶级必须接受政治教育，而非清汤寡水的“学术培训”。

　　反之，如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任务”，那么工人阶级就不需要懂政治、学政治、掌政治，而沦为一批批为生产力服务的机器人——其表象，便是“去政治化”。

　　去政治化，就是要求工人阶级离政治越远越好，要求工人们只需要勤劳、听话、精通技术即可——如若再愿意忍受低福利、低工资那就更好了。

　　七二一指示发出一年后的九大上，毛主席曾按耐不住、公然发难：

　　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

　　相当一个多数干部，跟x路线走，搞物质刺激和利润挂帅，不讲究无产阶级政治；苏联之所以不提出这个问题，因为苏东都没有搞过民主改革系列的领导权建设，没有这样的政治可供破坏和毁损，这个问题意识和眼光就不存在。

　　这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反映了他们相当多的经济工作人员和领导人员的精神状态，也反映了他们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

　　在这一种情况下，不靠他们的所谓物质鼓励，他们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在他们那里，唯物主义者就成为不战斗的了。

　　赫鲁晓夫除了物质刺激以外，没有其他的办法，也不想其他的办法。

　　1975年时，82岁高龄的毛主席仍有思维敏捷的批判：

　　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是放屁是什么？科学技术是渗透到生产力各个要素之中的，是通过提高各个要素的质量来发挥作用的，并不是与生产力其他要素相并列的独立要素，并不能独立存在，所以不能与其他要素去并列排行第一第二！

　　让群众参与政治、成为国家机器的政治主体，而不是沦为生产力的奴隶、国家车轮滚滚前进的牺牲品，这就是毛主席提倡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同时还要「保卫社会主义政治」的缘由所在。

　　也就是阶级斗争学说亘古不变、常温常新的理论根基。

　　七二一指示发出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两载有余。

　　在当时，主席通过那样一场深刻的精神改造，让这个党极为透彻地感知到人民的力量，以及“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到底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中国革命一直在探索的课题。

　　将五千年来一直被排除于政治舞台的底层人民、普罗大众发动起来，深度嵌入进国家的各项管理与制度性监督监察，这其实也是从另一个侧面在稳固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执政地位，并从实际与规模双重角度超越了西方所谓议会制的、被资本财阀所操弄的“投票民主”。

　　某种意义上，阶级斗争从来就不会动摇党执政的根基，反而更加稳定党的政治底色，进而凝聚亿万民众对党执政地位的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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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正是以所谓“不讲政治”为创作出发点，文艺界乃至思想界才会接二连三出现违背现实基础、脱离群众认知、夹带资本私货的“艺术作品”。

　　甚至，妄图以所谓“人性”来取代党性，以个人英雄主义来解构群众集体主义，或许也不算得什么怪事了。

　　用毛主席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予以点评，恰如其分：

　　许多同志有忽视艺术的倾向，因此应该注意艺术的提高。但是现在更成为问题的，我以为还是在政治方面。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所以发生了各种糊涂观念。

　　‘人性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

　　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

　　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

　　回溯历史分析，“人性”取代党性，以胡锡进的年岁及成长历程，其人生价值观应当淬炼于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正是中苏两国双双进行“意识形态大手术”的阶段。

　　八十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上台，重拾赫鲁晓夫牙慧，声称所谓：

　　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这个纲领性原则应当以越来越深刻而具体的内容加以充实。

　　在苏共二十七大上，戈氏提出：

　　要实现国际关系人道主义化，在国际舞台上排除两大体系的对抗，全人类迈向大合作。

　　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戈氏露骨地把“全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作为“新思维”的核心，极力宣扬所谓“人道主义”和“全人类价值”观念，声称：

　　迫切需要把全人类利益置于时代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与此同时，苏共思想界的自由派分子们纷纷从抽象的人道主义观念出发，攻击构陷列宁、斯大林等老一辈布尔什维克领袖，鼓吹毫无阶级意识的抽象的人道主义观，要求“去政治化”。

　　1986年12月，苏联科学院成立所谓“人的问题综合研究委员会”，关于人的问题的各种学术会议在苏联频繁举行，仅《哲学问题》就为此多次召开圆桌会议，讨论所谓“人性及人道主义问题”

　　在1987年的一次讨论会上，哲学家几·门·布耶娃说：

　　现代哲学应该更加鲜明地表现出‘人的面貌’，人道主义问题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这就开始在理论层面争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尤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庸俗得“人道化”，彻底否定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1988年2月，苏联召开了有八百多名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出席的“全苏综合研究人的问题科学大会”，号召从所谓人道主义出发，重新看待苏联过去的一切，把所谓人道主义当作社会主义改革纲领以及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

　　1989年1月，“全苏跨学科人的科学研究中心”在雅科夫列夫授意下成立，并在该中心之下组建了“人研究所”，创办了杂志《人》。

　　在高层的支持下，苏联哲学的“人道化进程”大大加快，抽象地谈论人道主义与人性论、完全否定阶级性和政治领导的作用，成为当时苏共党内以及苏联社会的哲学主流，并统治了整个理论界。

　　人道主义逆流不仅改变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面貌，而且动摇了苏联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石，造就了一场“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

　　在“全人类价值优先”观念鼓动下，苏共自由派分子强调“对道德做人道主义分析”，认为不仅所有的道德规范是全人类的，而且所谓道德范畴如仁慈、同情、怜悯、良心、义务感等等都是全人类共同的，主张对西方缓和，对外来资本和艺术文化洞开国门。

　　为了让所谓人道主义在大众文化中占主导地位，苏联的自由派又把人道主义价值观套用于文艺作品上，把凡是反映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活动的作品都作为缺乏“全人类价值”而加以否定。

　　为了实现目的，苏联文学界的权势人物开始引导遮蔽甚至否定人民立场的论调。

　　例如有人竭力抬高格罗斯曼的《人生与命运》，因为它把卫国战争写成两个极权主义政权之间的斗争，同时极力贬低西蒙诺夫的三部曲《生者与死者》，并用一种鄙弃的口气提到斯塔德纽克的《战争》。

　　这个格罗斯曼很有意思，曾于1952年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把斯大林时代歌颂为“没有矛盾的天堂”。

　　然而就在斯大林去世后，根据新的领导集体的风向转变，格罗斯曼的画风开始大跑大偏，成为了反斯大林主义的急先锋。

　　除了格罗斯曼，擅于随风舞动的苏联“艺术家”、“知识分子”们不要太多：

　　比如在1950年写出中篇小说《大学生》歌颂斯大林、又在1976年将其改写（主角与反派全数调个）为《滨河街公寓》的特里丰诺夫；

　　比如在卫国战争期间大写各种抒情诗赞美斯大林和苏联红军、又在斯大林逝世后担任《新世界》杂志主编时大骂斯大林的特瓦尔多夫斯基；

　　比如一边自称“列宁同志是我的全部生活准则”，一边又在小说中大骂列宁与十月革命的田德里亚科夫；

　　比如一边在苏联国营电影制片厂中领巨额公务薪金，一边又大骂苏共“残酷迫害”的维索斯基………

　　文艺是一柄利器，大家都门清儿。

　　而艺术家们的创作更是舆论战中或雷霆万钧、或润物无声的重弹。

　　他们向来都是「无冕之王」。

　　于是，苏联传统文艺中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奉献精神就这样随着“人道化”、“人性论”，而成次被嘲讽和撕裂的对象。

　　人道主义思潮通过文学、艺术、科技、管理、生活方式等渠道，潜移默化，无孔不入地影响着苏联人的思想世界，动摇了苏共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石，不仅深刻否定了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产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合理性，而且扰乱了广大群众的是非界限，冲击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对苏共的坚实信仰。

　　如是思潮肆虐之下，从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到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很多人逐渐抛弃社会主义理想，同时也为各种主义势力的滋长打开了缺口。

　　就苏联（也不止是苏联）的变迁史实而论，“去政治化”与“人性论”的现实诉求，恐怕还是为私有化复辟与权力寻租找到一个可以用来背书的理论依据。

　　当一切动向都以不谈政治的“不争论”口径来框述所有“改革行为”，自然曾经的反动动作就都有了大摇大摆、堂而皇之得走入阳光下的资格。

　　八十年代的苏联，在“人性论”大行其道之际，自由派分子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到处叫喊“马克思死了”、“列宁主义破产了”、“共产主义破产了”等。

　　由此，苏联宪法中关于“劳动、劳动人民、社会主义”的字样也被删除，无产阶级政权被冠之以“斯大林体制”、诬蔑为“罪恶”的象征，而西方的“三权分立”则被视为灵丹妙药，顶礼膜拜。广大群众也在强大的反马列主义思潮面前真假难辦，无所适从，最终导致苏共思想混乱，组织涣散，政治信仰消失殆尽。

　　跋

　　不要忘了十年前2013年8月19日（也是819事件二十二周年）的讲话：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更不要忘了2020年1月8日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

　　与时俱进不要当口号喊，要真正落实到思想和行动上，不能做“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中人！

　　文末，摘录一篇2017年4月16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文章《“抓经济实在、讲政治缥缈”是错误认识》：

　　讲政治，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政治本色、一以贯之的实践逻辑。但一段时间以来，党内不讲政治的现象却在潜滋暗长。有些同志认为，讲政治虚无缥缈，不如抓经济实实在在。这在认识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

　　基于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共产党所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我们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将其作为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来强调。

　　但这绝不意味着只讲经济不讲政治，更不意味着讲政治要让位于抓经济。事实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本身就是政治选择，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讲政治的鲜明体现。

　　有些人认为抓经济能立竿见影得实惠，讲政治无法在短期内见收益，因而只抓经济不讲政治。这是功利主义的算计，是对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曲解。

　　讲政治的原则要求必须贯彻到党的一切工作中，经济工作也不例外。而且，讲政治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保障，不讲政治就不可能真正抓好经济。

　　近些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如收入差距拉大、少数党员干部贪污腐败、生态环境问题严峻等，都与一些党员、干部弱化甚至放弃了讲政治密切相关。

　　政党是政治组织，丢掉了政治就失去了灵魂。尤其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讲政治是突出的特点和优势。

　　领袖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明确强调，“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

　　讲政治就要讲方向，不忘初心。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信仰什么、追求什么、倡导什么，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方向最重要，方向不能搞错。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人类社会作出更大贡献，这是中国人民百余年来的追求与担当。放弃了信仰，必然失魂落魄；背离了梦想，就会落后挨打。讲政治，核心是保持正确政治方向，任何时候都不放弃理想信念。

　　讲政治就要讲立场，不忘本来。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是否得民心是衡量政治讲得好不好、对不对的根本标准。中国共产党所讲的政治是体察民情、反映民意、顺应民心的正大光明的追求，是不断增强最大多数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的身体力行的奋斗，而不是见风使舵的“投机政治”，更不是西方的“金钱政治”“寡头政治”“政客政治”。

　　尤其是在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利益关系深刻调整的今天，党员、干部必须搞清楚“我是谁、依靠谁、为了谁”，永远站稳人民立场。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炮打鼕宫”，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