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德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伪调查”也不行

2024-04-01
作者: 周德宇 来源: 观察者网

  这两天打算系统性地重读毛选,看到了《反对本本主义》这一篇的开头,突然绷不住笑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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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年来我看了太多的社会科学论文,以及相关的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媒体报道,不管是普通科研工作者还是所谓的专家权威,不管是权威媒体还是自媒体,九成九都要按照以上道理被剥夺发言权。

  “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

  真的,这段话应该贴在很多人的电脑屏幕前,每次瞎说八道的时候提醒一下自己。

  当然,毛泽东写下这话的时候,主要针对的是党员干部,但我觉得很多人应该对自己的要求严一些。特别是媒体和学者这些可以影响舆论和观念的人,虽然他们没有党员干部表面上的政治权力,但有的是影响力。而且正因为他们看似没有政治权力,更容易被视为中立客观,造成的恶劣影响不可低估。我希望他们好好珍惜自己的发言权,不是看不起他们,而是太看得起他们了。

  什么是“伪调查”?

  这时候很多人可能要叫屈了,没有调查才没有发言权,我们调查了,怎么能够剥夺我们的言论自由?社科学者们写论文都要有引用有数据有论证的,媒体作者们也或是引经据典或是实地采访,怎么能说他们没有调查呢?

  这里我们需要明白,调查和“伪调查”,不是一回事。这种伪调查的危害,比起不调查还要更大。没有调查而得出的结论,大家很容易就能看破,也就不以为然。但是经历了一番装模作样的伪调查而得出的瞎说,大家就很容易被唬住,从而奉若至宝。

  什么叫做调查,这个说起来其实很难,但是我们可以先来看看什么叫做“伪调查”。

  就拿我们写社科论文来说,表面上看,我们这些所谓的科学工作者,做调查总该很严谨很专业吧?但其实大家写过论文都知道的,我们不是在做调查,我们本质上是在写故事。“如何讲个好故事”,是我在美国读博期间被反复告诫的。

  当然,讲个好故事这件事本身没什么错,但是讲故事往往会跟做调查冲突(虽然这并不必然),当讲故事凌驾于做调查之上时,我们所做的,也就只能是“伪调查”了。

  我以前的文章里吐槽社科专家的时候,就写过很多这种伪调查的例子。

  比如某位著名国关学者分析俄乌战事,给了个论据是维塔利·格拉西莫夫少将阵亡,并且言之凿凿地说“信息基本属实”——当然我们现在早就知道他复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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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这位学者能把活人说死呢?再往上看他的信源,就豁然开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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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甚至不愿意去看一眼俄文BBC,俄文BBC好歹有点来自俄罗斯的一手信源,他们当时都认为格拉西莫夫还活着。

  如果去相信那些并不靠谱的信源,也没有自己探索信源的意识,那这算得上什么调查呢?当然这位学者在国关本职上的研究还是有调查精神的,只是他碰到了不熟悉的领域,不知道是因为傲慢还是疏忽,把自己的调查精神给扔了。

  还有另一个我提过的例子,著名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的著名作品《国家是如何失败的》。书里认为,世上的制度分为“包容性(inclusive)”和“攫取性(extractive)”两种,凡是包容性的制度就能够促进国家的繁荣,而攫取性的制度只能带来国家的衰退。那什么是包容性,什么是攫取性呢?阿西莫格鲁认为,更加民主开放自由,就是包容性的制度——这个流行的思路我们都很熟悉了。

  阿西莫格鲁这个研究看似旁征博引,但实际上仍然只是个伪调查,因为书里面根本就是选择性地找史料来论证自己的观点,绝口不提相反的史料,以至于连比尔·盖茨都忍不住写书评吐槽作者是不是不懂历史:

  “我发现作者的分析既含糊又简单。在他们关于‘包容性vs攫取性’的政治经济制度观点之外,基本忽视了其他所有因素——历史和逻辑。重要的术语没有真正被定义,而且作者从未解释一个国家怎么可以拥有更“包容性”的制度……作者展现了一种奇怪的简单世界观,将威尼斯的衰落归结于制度不够有包容性。而事实上,威尼斯的衰落在于遭遇了竞争。包容性的减少是对问题的回应而非原因。即便威尼斯保留了制度的包容性,也不足以弥补他们在香料贸易上的损失。当一本书试图用一套理论来解释一切事物,你就会得到这种不合逻辑的案例。”

  比尔·盖茨在浪费了宝贵的时间读完书之后,还专门给这书怒写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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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我对自己评论的书都有比较正面的态度,但这里有本书我真的很有意见。”

  像阿西莫格鲁这样,只捡对自己有利的说,不去全面考察历史和现实,不实事求是,这又算得上什么调查?

  这时候可能有人要说了,你看,我就说专家靠不住,现在我们不要信专家了。但问题来了,你不信专家信谁呢?信自己是吧。但很多人也没什么分辨能力,最后又会变成本质上去复读一些自己看到的媒体或者自媒体——不是因为他们说的多有道理,只是因为他们说的是自己想听的。

  可是这些媒体又有什么调查?随便采访几个人,洗几篇国内外的稿子,这个是调查吗?很多媒体从业者对于自己的调查对象纯粹一无所知,甚至洗稿都不知道去哪里洗,最后得出来的结论甚至不如路人网友。

  比如为了蹭巴以冲突的热点,有财经媒体出了一篇报道,吹嘘了一番以色列的“铁穹”防御系统,认为以色列拥有无人机、核武等优势,又有AI加持,在以色列强大的军事科技面前,哈马斯的5000多枚火箭弹就像是原始人的刀剑和石头。

  虽然让一个财经媒体的科技组去写军事,这个配置已经可以触发烂文预警了,但是看完之后,仍然让我实在忍不住在心里感叹:

  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真是媒体的耻辱。要不得!要不得!

  是学术论文,还是非虚构写作?

  当然啦,这里可能有人要说了,我是不是也尽挑对自己有利的例子说呢?当然有这个嫌疑,但我要辩解一下,为了方便说明伪调查的问题,我肯定是得挑一些比较明显的案例来讲。而且我也必须要在这里说,真正做调查的靠谱学者和媒体自然也是有不少。但是,这些真正做调查的人,到底是不是主流呢?我这里提出的论点是否定的。读者当然有权利来否定这一论点,当然,得用调查来否定。

  我这里再提一个稍微普遍一点的案例,也是我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亲身经历。

  比如我们写一篇政治学论文,结构一般是:先提出论点,再提出如何检验这个论点,然后去用各种方法去证实或者证伪这个论点,最后报告结果。

  这当然是个做调查的流程,但为什么往往做成了伪调查呢?因为大家可以想这么一件事:你见过多少论文报告的结果是,自己一开始提的论点错了?

  大家都不是神仙,怎么可能论点说一个中一个呢?但是如果你去翻期刊论文,很少能见到否定自己论点的论文,顶多是说自己一开始的论点需要一点修正——毕竟说自己的论点完全百发百中也太假了。

  那么我们怎么保证自己的论点大体都是对的呢?

  理想状况下,我们提出论点的时候就旁征博引进行前期调查,以让论点不至于太离谱。而当论点与前期调查不符的时候,我们就果断抛弃旧论点,选择新论点。

  如果理论和现实冲突了,那一定是理论错了——本来应该是这样。

  但是社会科学的特点嘛,就跟这社会上大部分复杂的事情一样,你再糟糕的理论,总是能够找出一点点现实来给你提供支持。

  这个时候,你说是重新痛苦地改题目找个可能不受欢迎的新论点容易呢?还是不如顺着论点往下写,像阿西莫格鲁那样选择性地捡点对自己有利的论点和数据容易呢?而且谁敢说你错了?现实就是有符合你理论的论据啊,别人的论据凭什么大于你的?

  于是实际上,我们写论文的流程往往是,先从文献里面找什么样的话题好发表,什么样的论点好验证,然后就拼了命地去犄角旮旯搜罗符合论点的证据,串起来讲个好故事——跟自媒体写小作文其实没什么本质区别。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啊,反正我觉得这个不能叫科学研究,应该叫非虚构写作,本质上是一种高端娱乐业。这种非虚构写作呢,写在期刊上的,用来娱乐学界里的人;写成大众读物的,被发表在媒体上的,用来娱乐学界外的人,不管那些人是一般大众,还是商界政界人士。

  当然,你也可以认为我这里是恶意揣度广大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说大家都在做伪调查,实际上大家都是勤勤恳恳认真做调查的,不容污蔑。

  但是指出社科学界这种问题的也不止我一个嘛。很多年前,中外学界大佬就都说过这些,没什么新鲜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就是改不了啊。不然怎么办呢?时间精力是有限的啊,大家要在这么竞争激烈的学界混下去,不就是得多发点好发的文章嘛,不然攒不够KPI拿不到终身教职,难道要靠“调查精神”这种东西来付奶粉钱和房租吗?

  当然,我在这里也不是说要把社会科学界一棍子打死。即便社科的主流就是一些娱乐大家的伪调查非虚构文学,又怎么样呢?娱乐业也是社会的重要一部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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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本本主义会带来“反革命”?

  扯远了,社会科学和媒体到底在社会中有什么作用,这个话题是说不完的。不过,假如我们认为这种“伪调查”是普遍存在的,那么就意味着“本本主义”也普遍存在,学者和媒体不是凭借调查研究来发表言论,而是从脑子里随便拎出一些教条来取悦读者或者上级……这会带来什么危害呢?

  《反对本本主义》里面有个稍微惊悚的判断:

  “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

  对这话我们当然也需要辩证地看,理解毛泽东当时写下这话的历史环境,不然我们不也成了“本本主义”?毕竟我们现在不在革命时期,所以不至于讨论到反革命的话题。但是社会科学研究,就如我刚才所说的,确实很容易产生伪调查和本本主义,那么信奉着本本主义的人,不说反革命,至少思想上是跟进步没什么沾边的。

  西方社科界就不用说了,绝大部分人本来就信奉某种版本的历史终结论,脑子里面都是西方中心论的“本本”,容不下一滴革命思想——包括所谓的左派,甚至包括很多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觉得自己的体制和思想再有问题,自己也代表着最先进的道路,不需要真正的革命和进步。当然这个问题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先在这里放着。

  至于国内呢,又要分好几种状况。一些学者跟当年毛泽东批判的一样,表面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比谁都积极,实际上对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复读,脑子里面没有一丝调查意识,自己也就根本不信。这样的人呢,既然从来没有思考和调查过马克思主义,自然也不会想着怎么样去进步,今天能复读马克思主义,明天就能复读反革命思想。

  还有一些人呢,从表面到内在都不信马克思主义,表示自己有着独立之精神,实际上不过是信奉西方传过来的残羹剩饭,要么是直接复读西方思想,要么是把西方社科界的研究成果洗稿成自己的。但无论怎样,他们都相信西方道路的优越性无可置疑——不信这个本本,就要信那个本本。

  当然这也不是他们独有的问题,全世界社科界最大的本本主义,就是没走出殖民主义——认定殖民体系是正当的,觉得就该由西方领导和剥削世界,因为西方代表着所谓的先进文明。西方学者本质上想要延续殖民那一套,而非西方的学者则本质上甘愿被继续殖民。

  为什么我说这些各式各样的西方中心主义是一种“本本”呢?因为凡是本本,就必然是跟现实有冲突的,甚至于自己跟自己就有冲突。比如经济上,美国天天鼓吹的自由市场那一套本本,假如是真的万能,那为什么还要以中国补贴为由打贸易战呢?按照本本,中国搞补贴不该削弱自己的竞争力吗?那美国不是更该坚持自由市场,用自由市场锤炼出来的优秀企业去驱逐中国商品,让美国企业躲在政府制裁和关税后面干什么?

  再比如政治上,一边把特朗普斥为民粹和对民主的威胁,将其视作体系的异常;一边却赞美将特朗普推上前台的美国政治体制,将孕育了异常的环境视为正常,这不是一种精神分裂吗?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那些人就不做调查,做的都是像我上面说过的伪调查,那自然就只会信奉西方那一套本本。

  你肯定见过那种学者,嘴上说着西方多么优越,实际上论点无非是复读西方经典,论据无非是引用西方媒体(引用权威媒体都算好的,经常还有引用身边统计学或者根本就是谣言的信息),所谓的考察和调研就是去西方转了一圈写个旅游小作文。

  如果去西方住得够久,信息看得够多,实践做得够多,就算调查了吗?那也不一定。

  比如那些在美国住了一辈子的华人,不管是在硅谷华尔街赚大钱的精英,还是在餐馆奶茶店打工的普通人,他们对美国的理解就很多吗?如果真有理解,华人在美国还能是现在这样的政治地位吗?

  比如那些在美国做了一辈子学问的社科学者,看得东西够多了吧,怎么当年特朗普上台的时候,国会山暴乱的时候,都大惊失色如丧考妣?他们真的懂美国吗?

  再比如说我前一篇文章吐槽过的美国精英,做了一辈子政治,还是沉迷于特朗普只是暂时现象的幻想,被黑利和德桑蒂斯割了韭菜……他们对美国政治,真的做过调查吗?

  其实这个事情非常好理解。那些在中国活了一辈子的甚至有点成就的人,到头来都不一定懂中国,不是很常见吗?放到美国也是一样的。中国很复杂,美国很复杂,全世界也都很复杂。

  不管你付出了多少时间精力,有多大的资历和成就,伪调查就是伪调查,它不可能变成真正的调查。时间精力是重要的,经验也是重要的,但不能光靠这些,还得有真正的调查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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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科工作者都应该有袁隆平院士的精神

  真调查到底是什么?

  那有人要问了,你说了这么多伪调查,到底什么是真调查?

  其实也很简单,大家都知道,就是既要深入,也要全面。

  什么是深入?就是看到信息不能只看表面,要去思考这个信息从哪儿来的,这个信息说了什么没说什么,有什么自相矛盾之处,有什么隐含的信息需要进一步挖掘……虽然道理都知道,但看到任何信息都不加思考地吞下去才是世间常态。

  什么是全面?就是看信息一定要看多方视角,交叉比对,从全局角度考虑,不能偏听偏信,不能只看事物的一个方面。这个道理更简单,但是实践的人就更少了。

  毕竟人都是活在自己的圈子里,接收的信息也必然是要被自己的圈子过滤的,再加上每个人对于信息和视角都有很多自以为是的判断,对身边统计学有着不成比例的信任。那么到头来,很多人只是以为自己接收了全面的信息,实际上却是把一点局部一点瞬间当做全局的永恒的,不知道自己在信息茧房里越陷越深,反而还觉得别人活在茧房里。没有去主动地全面地搜集信息的意识,信息再自由渠道再多元也没有意义。

  所以,为什么真调查那么难,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动脑子难,动脑子累,动脑子痛苦。信本本多轻松啊,只要信了就能得见天国,没得见只是因为信的还不够,这是多么省事和美好?如果要做真调查,不去信本本,就得花费时间精力去思考去质疑自己所见所想,甚至要抛弃自己长久以来形成的思维模式,甚至人生观价值观,这值得吗?

  而且本本主义最有诱惑力的地方就在于,凡是能够广为流传的本本,那必然是有一点用有一点道理的。对于什么也不懂的人来说,去坚持本本主义,可能反而比他动用自己本来就没有的脑子还要好一些。

  就好像我们下象棋,可能很快就会学到这样一个思路:“车是强大的棋子,应该尽可能保护自己的车,吃掉对手的车”。

  这个思路有没有用?知道了棋子的强弱差别,不去胡乱地送掉自己的车,对于新手来说肯定是有用的。

  但是这种思路如果变成了“本本”,就是本末倒置了,反而阻碍进步了。象棋的目的是获取胜利,而不是比对手拥有更多的车。你光想着去保住自己的车,而不去动脑子思考棋盘上的局势,意识不到很多时候需要你弃车保帅,那你就不可能理解如何下棋。世间的其它“本本”,其它的“伪调查”,也是一个道理。

  不过,不理解下棋的新手,坚持着本本也总是能赢上一两局,因为他的对手可能也是新手,或者一时昏了头,或者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就好像毛泽东当初批判的那些坚持本本主义的党员干部,他们虽然不懂调查,但却还是能成为干部,甚至能爬到很高的位置。

  这是迷惑人的地方,如果伪调查也有用,如果死读本本也能混下去,那要真调查干什么?

  确实,现实就是这么的仁慈,对大部分人来说有没有真调查是无所谓的,他们总是能够过下去的。

  但是如果把眼光放长,把尺度放大,那么你懂得真调查,懂得反对本本主义,大概率还是要胜过不懂的人。只靠着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是不可能胜利的,世间任何的大事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我们这里也不是说每个人非要去做什么大事,即便是在日常生活,多掌握一些调查的精神,少被“本本”忽悠,也没什么坏处嘛。

  所以说,“本本”有用归有用,但得辩证地看。不是说我今天批判了一通这也是伪调查那也是伪调查,我们就什么都不用看了。伪调查得出来的结果,当然也是可以从中获取有用信息的,但重点是我们要意识到自己看到的是“伪调查”而不是真调查。要祛魅,要去掉心中的滤镜,用自己的脑子去分析和思考别人做的调查得到的结论,而不是看什么信什么。

  正如各位现在所读到的这篇文章一样,我在这里大放厥词讨论真调查伪调查,我做的就一定是真调查吗?我在这里说的就是事情的全貌吗?我没有隐藏任何信息吗?我没有扭曲任何事实吗?

  如果你用这些标准来分析和思考我写的东西,再去用这样的思路去分析别的事物,那你离真正的调查肯定就更近了一些,离伪调查就更远了一些。即便很多事物永远无法调查到全貌,但总是要试着接近。

  不过,怀疑一切也是不可取的,因为人是不可能真正怀疑一切的,你怀疑什么不怀疑什么,内心都是有着隐藏的一个信任标准。就好像说着自己什么立场都没有的人,内心早就定好了立场,说着自己什么都不信的人,也是有着自己信的东西,才会说自己不信什么。但是这个东西说起来就又没个完了,只能说多动脑子总比不动要强,多积累经验总比不积累强。

  如果我为了增强说服力来引用两句话,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我们固然应该尊重过去流血的经验,但是还应该尊重自己流血的经验。”

  虽然我批判了那么多,到最后是不是还要有肯定的部分?那还是有的。相比之下,从我的个人感受看,中国的社科学者还是要比美国的社科学者靠谱一些,毕竟少一些傲慢多一些求知欲。而年轻一代的中国学者,既学习了国外既有经验又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有自己的想法,就比老一代因为时代所限只能靠翻译外国来做学术的学者更靠谱一些。新一代人就该比前一代强啊,这才是理所应当的,要是像美国那样,新一代国关人不管是学者还是官员还不如冷战老家伙,那才是有问题的。

  从学科上讲,我有着经济、政治、历史的学位,但最后还是选择做历史研究,当然也是因为我认为历史研究相比之下更有调查精神。虽然历史研究也经常有着历史发明和历史修正的问题,但有着“论从史出”这个基本的研究理念,意味着你总归是需要把自己的研究建立在一些基础之上,好歹也能看个历史故事啊——相比之下,那种纯粹信口开河虚空立论的政治和经济论文,可真是太多了。而且我个人觉得,历史的方法论和视角对每个人都挺有用的,特别是如何分辨史料,追溯源流,对历史进行客观评价,这些技能比你想的重要多了。

  最后再多说一句媒体。观察者网愿意发我的稿子,我当然是感激他们的眼光。但反过来说,这是个双向的过程。即便我不可能赞同观察者网上面的每一个字,但整体来说我是信任他们的,所以我也才会一直给观网写稿。观网上还是有很多不同角度和立场,试图用调查精神来思考和解决问题的内容,我是从中受益的。我也希望观察者网的读者们能从我今天写的这篇内容中受益,就像我从观网中受益一样。

     【文/周德宇,匹兹堡大学政治学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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