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反对资本主义还有可能吗？

　　在经济层面，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胜利——目前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的第三世界国家正是那些支持资本主义的国家。文化多样性的面具实际上是在由全球资本的普世主义来主导和支撑。如果这种新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政治补充依靠的是所谓的“亚洲价值观”，那么它就会运作得更好。全球资本主义在适应当地宗教、文化和传统的多元化方面毫无问题。因此，反欧洲中心论的残酷讽刺在于，当全球资本主义不再需要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平等主义、基本权利、福利国家）来保证其顺利运作，而在专制的“另类现代性”中表现良好时，人们却以反殖民主义的名义批评西方。

　　在今天的历史星座中，“穹顶”（cupola）是否仅限于西方富裕国家（以及世界各地的复制品），因此无产阶级闯入“穹顶”的斗争就被限定为为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稻草人的斗争？

　　潘卡伊·米什拉 （Pankaj Mishra） 在他的著作《论西方的黄昏》中主张，要“回归奥斯曼式的邦联体制，下放权力并保障少数人的权利”：

　　“在21世纪，无论是通过西方式的社会主义，还是通过资本主义和民主，普遍进步的旧咒语已被彻底打破。自19世纪以来，人们一直乐观地认为，这些普世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技术将带来无止境的增长和政治稳定，但这一假设已无法持续下去……这场全球危机既是道德和思想危机，也是政治和环境危机，它首先使我们对西方政治和经济思想的长期屈从产生了质疑。无论是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灾难性战争，还是在利比亚的灾难性干预行动，2008年的金融危机，欧洲飙升的失业率（这似乎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很可能使整个欧洲大陆的极右翼政党得势），悬而未决的欧元危机，欧洲和美国可怕的收入差距、对大财团腐蚀了民主进程的普遍怀疑，荒谬地失灵的美国政治体制，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对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揭露，或者各地年轻人希望感的急剧丧失）。所有这一切不仅严重削弱了西方的道德权威，也削弱了其思想霸权……

　　正因为如此，它向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传递的信息不再是一种确定无疑的保证，即西方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其他人应该努力通过国家建设和工业资本主义在他们自己的地区复制这种生活方式……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反思世界‘无处不在的粗糙’时，曾谈到‘大的一致性’如何‘破碎为’‘小的一致性’，而‘小的一致性’与‘大的一致性’之间的联系又是如何的不确定，这使得将地方现实……与世界整体联系起来变得极为困难。盖尔兹接着说，‘如果要把握总体，发现新的一致性，似乎就必须不是直接地、一次性地把握总体，而是通过实例、差异、变化、特殊性——零碎地、逐一地把握。在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里，我们必须解决支离破碎的问题……西方的现代性之路不能再被视为‘正常’；它不能成为衡量世界其他地区历史变革的标准。欧洲人在19世纪和20世纪非常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创造了他们自己的现代性，从那时起，其他人一直试图模仿这种现代性，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但是，对于国家、社会、经济和美好生活的构想还有其他方式，而且一直都有。它们都有各自特定的困难和挑战。然而，只有通过与非西方社会及其政治和思想传统进行开放而持久的接触，才有可能理解它们。这种努力本身是艰巨的，也有悖于西方两个世纪以来所坚持的自以为是的普遍主义的本能。但是，如果我们希望认真面对70亿人类中绝大多数人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如何在日益加深的不平等和敌意中确保有尊严和可持续的生活，就需要这样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