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 青岛代孕案与韩国N号房：性犯罪背后的社会失衡

　　韩国“新N号房”事件，其实给我的感觉是见怪不怪…

　　不仅仅是对于韩国，中日韩这三个国家在某些层面真的无差别。

　　唯一的不同，可能就是中国在政治底线方面还是会有中央力量进行兜底。

　　毕竟中国经历过1915、1949、1966三场较大规模的反封建革命，但日韩两国的封建框架基本被保留下来。有自身原因，亦有半个多世纪前美帝国主义纵容默许的助推。

　　罗尔斯曾经说过：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

　　所以将这一系列乱象案件的内核疏离至「性别对立」的方向，这里面有情绪化的看不透本质，但更多的显然是在模糊舆论、夹带私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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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韩国为例，变态性犯罪的人群绝非仅限于女性。

　　忘了那个为了骗保而残忍杀害三任丈夫的李恩海了吗？忘了那个用尽极刑（灌安眠药、针扎眼睛、油泼面部）虐待并杀害丈夫的严仁淑了吗？她甚至还亲手杀了自己的第二任丈夫以及儿子，并纵火妄图烧死自己的哥哥、弟弟、母亲。

　　这是个体的个案，如果认为这样的具象化案件不足以代表整个社会的话，那么在METOO运动席卷韩国时，韩国女性所爆发出的“恐怖能量”想必是足够让人思考了……

　　在社交媒体上摆拍“拿刀架在丈夫、父亲、哥哥弟弟的脖子上”这都算是温和文明的了……

　　真正炸裂的还有：以堕男胎为乐为荣，以及强*、殴打、虐待男胎男婴，甚至连动物也不放过（成立“虐待公猫公狗”论坛等）。

　　不光在韩国境内，连遥远的澳大利亚都躲不开她们的魔爪，臭名昭著的“韩国女保姆强奸雇主儿子案件”就曾震惊澳洲，犯罪者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在采访中，她留了下一句冰冷名言并被百万韩国极端女性奉为圭臬：

　　强奸女童是犯罪，但是强奸男童是正常的性爱好。

　　韩国极端女权有两个很著名的论坛：MEGALIA和Womad，最大特色就是仇男。

　　韩国女学者尹知善在一篇学术论文中主张：

　　韩国男性的低劣是在成长环境中普遍形成的，这与昆虫幼虫的成长过程一样，因此‘韩男虫’这一蔑称是正当的。

　　“韩男虫”，和中国极端女权分子把中国男人称为“蝈蝻”一样。这个世界的恐怖主义力量总是会实现合流的，不论皈依哪个宗教。

　　这些韩国女性对男性的仇恨，甚至指向了幼儿园的男孩…

　　2015年，韩国最大的游戏公司nexon因为画师涉嫌批判megalia的极端言论，megalia的女权主义者立刻举行了抗议NEXON公司的集会。

　　在集会中，女权主义者发现旁边有一所幼儿园，于是转而冲击园内幼童并辱骂男孩们：“小JJ小大脑”、“去死吧幼虫”，有人还对着不知所以的小男孩们吐起了烟圈、露出乳房挑逗……

　　当下舆论似乎N号房事件愤怒不已，但实际上，就在N号房事件发生前后的2018年，Womad会员曾偷拍大学美术课的男性裸模，并把男生们的裸体照片散播到互联网上，一度成为韩国热门话题……

　　最终偷拍者被警察逮捕入狱，但这起事件却仿佛被人遗忘。

　　如果不是因为韩国女权恐怖势力如此的臭名昭著，当届以极端保守主义著称的尹锡悦政府也不会在2022年仅凭一句“废除女性家族部”、“严正审视女性暴力问题”就获得千万张男性选票、最终成功推翻被韩国男性称为“韩男叛徒”的文在寅——文在寅2017年竞选时曾称“将打造女权主义政府”，文政府五年时间出台了逾百项利好女性的特权政策。

　　正如前文所述，一切社会问题都归为“性别大战”这是颇为遗憾的评论思路，细数韩国极端女权主义者的暴行也绝非要为男性犯罪辩护或张目，而是希望探求一个能够真正拨开迷雾的社会性答案。

　　韩国之所以会产生虐女N号房事件以及“AI换脸”的新N号房事件，最直观的缘由是在阶层固化、贫富差距骇人的韩国社会中，存在着两个庞大的群体：性资源被压榨、被掠夺的底层男性，和性尊严被践踏、被凌辱的底层女性。

　　前者，是包括近五十万“入房者”在内的“无性可欢”的“底层屌丝”，是他们只能依靠观看性虐视频来寻求自慰的无奈现实，给作恶者提供了流量来源并激励其继续作恶；

　　而后者，则是韩国社会中被封建保守主义价值观层层打压的、常态化被压迫的女性被害群体。她们恐惧来自家庭、单位、公司、社会的舆论压力，因而只能忍气吞声、任由恶魔玩弄，只求丑闻丑照不被泄露出去，这反而助长了恶魔的气焰，怯懦的“卑女心理”被恶魔死死抓住。

　　东亚三巨头这么多年的娱乐圈性服务潜规则、夜店陪酒经济、酒桌敬酒糟粕文化等等（包括日本的AV产业宅男经济），归根结底，还是社会不公导致性资源的分配呈现畸形扭曲，导致了庞大屌丝群体的诞生。

　　在满足性需求的问题上，他们只能依靠堆积成山的光盘和恶臭的不良视频以泄欲，如若走向极端，便是电影《素媛》中的流浪汉。

　　同时，厌恋、恐婚、拒育的现象伴随而生，不论日韩政府为了“催生”设计了多少优惠政策和奖励措施，也不论资本商家在刺激消费的攻略上营造着多么甜蜜的恋爱氛围（典型如韩国肥皂剧，目的还是刺激荷尔蒙、刺激年轻人走出家门去恋爱去社交进而消费）——但是问题始终出在根上：社会阶层的分化，使底层的年轻人失去了拥抱世界的信心与兴趣。

　　这个之前在写生育率滑坡的文章中已述很多，不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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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资源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阶级相处不睦的环境里，一定会爆发十分变态、暴力、恐怖的事件，整个社会基层的风气氛围也会戾气深重。

　　因为一个被阶级压迫的社会现实所教育出的人，一定会在自己「有限的能力范围内」去欺辱一切Ta能够去欺辱的人或物，比如恶男诱骗女性，比如女权施暴幼男，比如残杀残害动物……

　　拿咱们中国为例吧。

　　从1981—2004年，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0. 278迅速上升到0.462，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扩大了 66. 2%；与此同时，以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犯罪案件为例，1981到2004年间，全国犯罪率从89起/10万人上升到 363起/10万人，增加了三倍。

　　以公安机关受理的治安案件为例，自1986至2004年，全国治安案件立案率从104起/10万人上升到511起/10万人，年均增长速度高达9.2%；违法犯罪率从1986年的155起/10万人上升为2004年的874起/10万人，年均增长速度10.1%。

　　从犯罪数量上看，2001年至2005年是我国贫富差距正式突破基尼系数国际标准警戒线的时期，而根据国家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这五年的刑事案件发案总量分别是 4457579 起、4336712起、4393893 起、4718122 起、4648179 起，年平均发案 4510897 起——而1996年至2000年全国刑事案件发案数分别为 1600716起、1613629 起、1986068起、2249319起、3637307 起，年平均发案 2217408起。

　　全国 2001至2005这五年的平均发案数，较上个五年的平均发案数上升103.43%，翻了一倍不止。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里说得很直白：

　　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说回具体的性犯罪的话，反观中日韩三国顶层的政商界圈层，各路政治门阀家族和财阀财团掌门人及其二代三代，以及麾下与之混为一伍的官员，在事实上已经形成了封建后宫制的极其封闭的性王国。

　　当然，也包括女性权贵对男性小鲜肉的玩弄。

　　这种性资源的不合理分配，是整个社会资源成倒转金字塔形态的一个部分。

　　教育、医疗、法治、住房……诸领域的资源不公，致使社会最底端民众长期心理压抑、情绪内压时刻处在爆炸边缘，因而变态式犯罪层出不穷。

　　面对如乐天集团掌门父子、日本殖民后裔的辛氏爷俩在韩国横着走、甚至玩弄了大半个韩国娱乐圈女星后还能在法庭上嚣张地用日语骂骂咧咧的现实局面——生活在如此财阀统治的帝国，靠浏览一些黄色变态小视频以解闷，或许也就可以理解了（注意我说的是理解，不是原谅）。

　　不公平与封建男权压迫，是贯穿整个韩国社会的。上流阶层有上流的性虐待，底层世界亦有底层的性虐待。

　　在或用肉体、或用鼠标肆意凌辱无辜女性的同时，这些“屌丝”们又何尝不是在抒发着对顶层的向往、对这个世界的控诉？

　　近两年，中国的酒店宾馆偷藏针孔摄像头的“隐私危机”也逐渐成了中国互联网热议话题，但很多人都没有论到深处。

　　那些酒店偷拍下来的欢爱小视频最终的流向，我们都很清楚，而它们的受众即“需求者”，是什么样的群体，我们也很清楚——有钱有势的大佬会需要看那些小东西吗？

　　摄像头事件和2018年频繁发生的网约车*杀案，本质都是同一个问题：近四十年来，中国和日韩一样，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同样发展成了性资源极不平衡的国度，导致太多青年男性的性需要无从满足。

　　所以在将作恶者（强*犯、偷拍者、黄色网站开发者、视频贩卖者）绳之以法的同时，思考也不应止步于此，而更应毫不掩饰地指向问题的根因——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会有那么多性欲望、性需求得不到满足的“单身男屌丝”？以迫使他们为了泄欲而不得不走上犯罪的道路，如强*、*杀、观看/购买黄色小视频以自我慰藉？

　　不想清楚这个问题，而仅仅在酒店端下手、想着怎么防止偷拍，实在本末倒置、被动挨打。

　　不要指望酒店去帮你防守隐私入侵、去自查自纠摄像头。因为对于酒店，这又是一笔巨大的人力物力开销。资本是不讲道德的，道德在收益面前不值得一提，忘了高端酒店杯子事件了？

　　就像2018年的空姐*杀案，滴滴其实在每年的预算里早就把这些恶性刑事案件赔偿的款项成本预留好了，这更是一种利益至上的冷血价值观。

　　如果要主动去预留改变客服体制、安全效率、司机审核制度，那这些预算远远大于出了事之后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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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年的演进，今天中国上层社会的多妻制已在事实上恢复，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底层阶级的极端单身制，中日韩确实没啥差别。

　　底层是郁郁寡欢的单身狗，不单是性欲，各个领域的欲望都几乎难以满足、遑论谈及“阶级跃升”。

　　然而上流社会则是难以想象的骄奢淫逸，尤其以大批享受着性贿赂的达官贵人和淫欲无度、每每自诩“国民老公”的资本家们，以及受到资本庇护、可以随性地*粉的娱乐圈头部男星……最为典型。

　　早在十六年前，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8年社会蓝皮书》显示，我国20周岁以下人口性别比例严重失衡，未来可能会有超过2500万人面临“婚荒”。

　　《蓝皮书》指出，二十多年来长期处于失衡状态的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如今逐步表现为20岁以下各年龄段人口性别比的上升态势。

　　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得到的数据，20岁以下的人口中，年龄段越低，男女性别比越高：19-15岁者为107.88/100，14-10岁者为114.20/100，9-5岁者性别比为119.30/100，4-0岁者性别比为122.66/100。

　　从《蓝皮书》发表到今天，当年担忧已成现实：据统计，约三千万的婚龄男性成为“无婚族”——而这些人，往往遍布于低端行业、出身于普通的清贫家庭，他们都有可能在阶级固化、翻身通道狭窄的当下，成为潜在的性犯罪者。

　　在今日的封建化的东亚社会，有一个清晰的性别阶级排位：高层男性＞高层女性＞底层女性＞底层男性。

　　没有出路的底层女性似乎尚有一条出卖身体的后路（妓女、酒吧歌厅陪酒女）以果腹存活，但是底层男性则是真正的壮无所靠、老无所依——这个群体自然是性犯罪的主力军。

　　而既然说到了底层女性变卖身体以谋生，就不得不谈到近来同样爆火舆论的青岛地下代孕案。

　　我们为什么要反对底层女性用身体换钱这条黑色产业链？许多人并没有看透本质。

　　除却单纯的人权凌辱，这种产业一旦被铺开并被社会公众广泛接受，那么实际上就是在维护乃至为当前已然根深蒂固的封建化阶级格局“添砖加瓦”。

　　届时，在可能的任何领域，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底层人都有可能是下一个受害者。

　　我们将失去一次又一次、一个又一个“说不”的权力和资格，只要位高权重者一沓一沓钞票的加码，我们终将失去所有曾经均属于自己的权力。

　　人类生物，看似一样，大家都是四肢一首、五官七窍。

　　但是从「阶级性」这个人类的第一性来说，整个历史上有两种人群是在不断被剥离出「人」的：最上层与最底层。

　　只不过前者是主动，而后者是被动。

　　最上层的人不想做「人」，从生理层面他们渴望长生不老，从权力层面他们渴望面积与力度双重的加大统治渗透。

　　甭管是中国古代寻求不死药方的皇帝们，还是今天西方那帮财阀头头天天琢磨去火星生存、逃离被人类污染了几百年的地球（他们不想跟几十亿“下等人类”生存在同一个星球上）……

　　同样，最底层的人，在历史长河中亦被不断地“开除人籍”。

　　他们在统治阶级（即资本之人格化）势力的眼中，向来人不为人，而是可以被明码标价的“工具人”，他们只是奴隶，只是商品，只是韭菜，只是玩物。

　　因而，别谈什么“girls help girls”的鬼话，食利阶层的女性照样会盘剥下层，哪怕是在性产业——古往今来的“妈妈桑”、“中介婆婆”、“子宫购买者”哪个不是女性？

　　人，本能里的欲望只有两个：食欲和性欲（或许还有求生欲），除了这两个之外，对于统治阶级而言一切行为都是可以“代”的，不就是付钱嘛。

　　所以性产业方才应运而生且一次次死灰复燃。

　　这就是鲁迅先生说的“吃人”，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剐骨刀”。

　　可耻和无力的是，资本对于利润的贪婪决定了他们在攫取了剩余价值之后依然不满足，还要占用你包括身体、人格、尊严在内的“全部价值”。

　　卖淫去罪化、黄色合理化、代孕合法化等构想便被托出。

　　一切皆可自由化，而鼓吹所谓自由化，其造福指向实质为是「私有制」。

　　所以所谓“自由”，向来都是资本需要去鼓吹的。

　　手无寸铁的民众在舆论场每每高擎“自由大旗”，要么为被收买的资本走狗，要么为拎不清现实的精神资本家，即过分高估自己一旦真的被扔进一个“自由化”了的市场环境里的抗压抗榨能力。

　　资本及其代言人用以洗脑、挑拨、煽动的“自由”，其实就是拉动贫富阶层分化之合法化。

　　因为在一个绝对自由的资源竞争环境里，手握资本的一方和手无寸金寸银寸铁的一方，看似都获得了公平的“自由”，但是鸡蛋和石头碰撞之结局将无需多言。

　　此处之自由，还是自由吗？这是毫无异议的阶级压迫。

　　以2020年末开始硝烟弥漫的社区团购为例，菜贩子们，和阿里腾讯美团滴滴等手握巨型流量平台和前期砸钱补贴诱惑消费者的互联网巨头，大家都是“自由竞争”，然而菜贩子在巨头们面前真的有活路吗？

　　马克思指出：

　　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

　　因而，资本鼓吹自由，阴谋也好阳谋也罢，都是蓄谋的暗战。

　　而那些精资小萌新们也跟在屁股后面叫嚷着“皿煮滋油”，属实可怜可悲。

　　同理，卖淫自由、嫖娼自由、代孕自由……这一系列鼓吹社会全业态“自由化”的结局，会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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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体产业一旦合法化，那么新中国建立后被毛主席那一代人用尽全力扶起的女权高度，将会再次的、彻底的破碎。

　　在毛主席的妇女观中，女性必须参加社会劳动，包括进入学校学习知识、进入公社农社锻炼等，绝不可如旧社会中的女子“拿生殖器换馒头”、“张开大腿换大米”。

　　原本改革开放之后，近四十年来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已是一路走低、大有向日韩两国靠拢的趋势，如若再开放卖淫等“肉体交易”，那么靠拢的方向恐怕就不仅是日韩，而是苏联解体后的东欧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始终认为当前舆论上沸腾汹涌的青岛代孕案和韩国N号房本质是同一回事，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打造的价值观之下，人类的物化和异化。

　　说句简单的：你连老板的加班要求都拒绝不了，你连视频平台的算法推荐都抵御不了，你连资本打造的“小鲜肉”烂演技垃圾剧的喂屎都躲避不了——你凭什么认为在代孕产业中，你是“买子宫”的一方而不是“卖子宫”的一方？

　　正如某些人吹捧极端市场经济、自由主义理论时的嘴脸，你凭什么认为休克疗法会造福你？把你扔到90年代的俄罗斯，你以为你是腰缠万贯的别列佐夫斯基，还是莫斯科街头一夜之间积蓄清零只能排队乞讨的城市难民？

　　这种私有制固化的态势如果不得到扭正，最终必然会层层加固当前的厦宇，并让更多蝼蚁亡命于其砖瓦之下。

　　对于女性来说，出售身体、买卖器官、贩卖子宫卵子，与接受校园教育与现代知识相比，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解放、真正的女权？

　　这个问题并不难想通。

　　裸贷、裸聊、裸播、校外陪酒，都已然在今天中国不少二三流大学高校内明晃晃大行其道，卖淫嫖娼、情色表演、地下代孕等性行业一旦再放开，某些社会性的场景你真的无法想象。

　　这是一种变相的资本主义“奶头乐式”的阶层控制，也是阶级压迫再度的“台面化”。

　　所以到目前为止，中国不但严禁黄，且将其列为“黄赌毒”之首。

　　“出卖身体”一定会让阶层深度固化，它会让无数女性走上“挣快钱”的路。

　　相比于赌和毒，肉体交易是门槛最低的犯罪，只要有生理本能（色）和生存本能（需要钱）即可参与犯罪，这是无数祸乱的万恶之源。

　　而一旦女人出卖身体，就意味着被控制，古往今来皮条组织无不都是带有黑社会性质。

　　就史而论，王朝的崩塌无不源于阶级的分化和统治阶层资本的压迫，肉体产业的口子一旦打开，说句一点不危言耸听的话：亡国灭种近在眼前。

　　压灭性产业的真正深虑即在于此，其背后扩散着的是包括人口买卖、器官交易、黑市代孕等一系列压迫人权的污业，不仅有违公序良俗，更违我新中国建国的价值观。

　　辛亥革命为什么会被共产党人称为“不彻底的革命”，从女人的遭遇即可一窥全貌：辛亥之后，一大批新上台的权贵志得意满，恣意享乐，导致北平的妓院发展迅速。

　　最兴旺的1917年，北平全城注册妓院达391家，妓女3500人，私娼估计不下7000人；至抗战后日军占领北平，战乱和饥荒又使大批良家女子被人口贩子拐卖，落入烟花巷，平均每250名妇女中就有1人是妓女，仅次于居世界各大城市中第一位的上海……

　　为什么新中国——准确的说，是共产党和毛主席能够得到中国亿万妇女的拥戴？

　　可以先看一看旧社会（民国时期）的中国女人都是如何的模样。

　　晚清后期，由于黄河改道、蝗灾、旱灾等一系列灾害，加之西方列强经济入侵，大量手工业者破产，再加上各种苛捐杂税的增多和军阀混战，在民间出现了“去年旱、今年淹、树皮草根都吃完”的民谣。

　　如是情况下，百姓们开始卖儿卖女，其中一部分女子就沦为了娼妓。

　　当时，购买小男孩可以充当养子，贩卖年轻妇女可以作为妓女。

　　至于贩卖的价格更是惨不忍睹，一位年轻妇女的售价只有10斤小米，即便是识文断字的女孩也最多卖15斤小米，甚至一些妇女眼看全家人即将饿死，会主动找到人贩子把自己卖掉、换取全家活路……

　　40年代时，根据苏北地区土改工作者调查：

　　地主对佃户的妻女，可以随意侮辱、霸占……甚至有若干地区如宿迁北部，还保留‘初夜权’制度，佃户娶妻，首先要让地主睏过，然后可以同房……

　　在封闭的乡村社会中，集各种权力于一身的大地主，不仅把自己土地上的佃户视为农奴，同时也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对其土地上的妇女拥有性权力。

　　早在20年代，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一项决议案即指出：“地主又在批耕约中时常规定：

　　如欠租的时候，地主得直接没收其家产……甚者虽其妻儿，亦把来抵租。

　　40年代末期，最繁华的上海市注册在案的娼妓达到几千人，再加上暗娼，总人数或超过两万人…

　　曾有人说：

　　中国共产党建政的合法性，是从挽救妓女开始的。

　　1949年1月，毛主席从西柏坡进入北京时，站在西山眺望整个四九城，感慨的说：

　　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这不仅指看得见的垃圾，还有看不见的糟粕。

　　请看到：压灭卖淫、取缔妓院、拯救妓女、消除黄色交易，这是新中国最标志性的建国成就之一，也是社会主义制度最核心的人权（女权）之一。

　　毛主席曾电罗瑞卿：

　　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

　　1949年11月12日，罗瑞卿在北京市公安局集体办公会议上宣布：

　　为了彻底消灭城市的封建势力，解放妇女，我们对妓院必须坚决封闭取缔，并依法惩办那些罪大恶极或有较多血债的妓院老板。

　　11月2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封闭妓院的决议，报导了封闭妓院的经过，并发表了《解放妓女》的短评。

　　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在显著位置发表了《千余妓女开始新生活，正组织学习改造思想》，《欣闻千余姐妹跳出火坑，首都各界妇女万分奋兴》等文章。

　　当时，北京被服厂女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女同学纷纷写信，表示坚决拥护新中国政府和毛主席的决策，并派人送书、看望，鼓励姐妹们好好学习。

　　捷克大使夫人也闻讯来到“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捧着鲜花，对封闭妓院、集中妓女学习改造的举措表示国际主义的祝贺，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世界政党的楷模、是世界女性的福音。

　　2000年，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中国人权发展50年》发布，其中第一章就高度肯定了建国后这项成就：

　　1949年11月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率先作出禁娼决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这种在中国延续三千多年、严重摧残妇女身心健康和尊严的罪恶渊薮绝迹。

　　古龙先生曾在他的小说写过这样一句话：

　　世间最古老的生意，头一个就是妓女。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的娼妓史能够追溯到殷商时期，管仲就因为设立了“女闾”而“无奈”地成为娼妓行业的祖师爷……

　　中国女人，几千年来是没有尊严的，她们从来都是一群连畜 生都不如的胯下玩物。

　　皇权、父权、夫权、族权，无不将她们压迫得喘不过气来。

　　直到中国的大地上诞生了共产党，诞生了解放区，诞生了毛主席，中国女人从此翻身把歌唱。

　　她们不再是牛马、不再是娼妓、不再是工具，她们成为了社会的一份子，她们在党的教育和呵护下学会了「做自己」。

　　旧社会，新中国，“新旧之分”从女性这一群体身上，一目了然。

　　跋

　　新中国建政七十余年后，顶层食利阶级的某些自诩“开化开明”的势力，于域外力量的指挥下开始在中国境内掘口子、带路子、埋雷子了，一点点放风，一步步试探，一层层渗透……

　　色情业就不说了，事实上早已大行其道，娱乐圈的“晚会”“歌会”“演出”，MCN公司们在短视频平台上的“擦边网红生产流水线”，从袒胸露乳的穿伴到搔首弄姿的挑逗，不都是一出出“权贵选妃记”？

　　而现在代孕产业更是呼之欲出，甚至早已成为某些圈子人尽皆知、习以为常的潜规则……

　　我只能说，希望任何一个看到这些新闻（地下代孕、AI换脸、性交易）的人，都不要做袖手旁观的沉默者。

　　你以为你不是女性，你就不会受到伤害了吗？

　　在今天这样一个私有制事实上死灰复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价值观大行其道的当下，被“AI换脸”、被“购买子宫”的又何止是那些无辜的姑娘？

　　那些酒桌上满脸堆笑喝到吐的陪酒客，那些为了一个好评张口闭口“哥我错了“哥求你了”的外卖员，那些被996/007折磨到熬夜加班暴毙猝死的打工仔，那些为了职称不得不给领导端茶倒水点头哈腰的小职员，那些为了毕业文凭简直要拿导师当爹伺候的研究生，那些娱乐场所里为了有钱人多开一瓶酒恨不得跪下来舔人家脚后跟的服务员——这世间熙熙攘攘芸芸众生、为了三斗米而折腰的奔波者，哪一个不是被“AI换脸”一秒笑容、被“出卖身体”累死累活的苦命人？

　　黑云压城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捍卫阶级的利益，就是在捍卫自己的尊严。

　　还是回到开篇罗尔斯的那句话：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

　　不要出卖我们的灵魂。同时更要明晰其前提：建立一个不让人们依靠出卖灵魂才能生存的社会制度。

　　毛主席1958年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显然没有过时：

　　阶级还是存在的，说现在阶级不存在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了……这个观点恐怕是不对的。我说像吃鸦片烟一样，吃鸦片烟上了瘾，是不容易戒的。资产阶级思想还有封建主义思想，那么容易戒，我就不相信。要慢慢戒，还要形势迫人，还要看事实。

　　列宁同志在《致女工》中的话，同样没有过时：

　　哪里有地主、资本家和商人，哪里便甚至在法律上都不可能有男女的平等；而哪里没有地主、资本家和商人，哪里没有这些剥削者参加的劳动者的政权建设新生活，那么哪里便在法律上就有了男女的平等。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炮打鼕宫”，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