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凌英：那些被称为“大傻子”“贱骨头”的青年学生为什么糊涂？

　　昨天读了司马平邦老师的文章《该在我们脚下跪着的却被供着，哪来这么一国大傻子？》，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在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这种现象，我也感到不可理解。

　　司马平邦老师的文章介绍说：

　　“米尔斯海默这个法西斯加霸权主义的美国学者，估计做梦都想不到，他在中国大学居然如此受欢迎，被围得水泄不通的大学生拿着他的著作排队等待签名。”“约翰·米尔斯海默所著《大国政治的悲剧》，凭这一本书就‘吃’了中国20多年。” “在米尔斯海默这本书里，当下中国是一个当然的破坏者，一个危险的国家——所以也是一个必须被美国遏制和截杀的对象，充满了显见的法西斯和霸权主义偏见。” “《大国政治的悲剧》出版20多年了，但他眼中危险的中国并没有在亚洲开上一枪一炮，且正在用铁的事实证明什么叫和平崛起。” “米尔斯海默是美国霸权思维逻辑的代表者，他思想的初衷就是无所不用其极地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在2024年仍然还把散布‘中国威胁论’、在中国周边制造紧张气氛和搞中美对立作为其核心诉求。”

　　“阎学通又与米尔斯海默在清华大学进行了一场辩论。按媒体描述，10月10日，这位20多年来一直主张美国要对中国强硬，主张遏制截杀中国崛起的美国人，由中国人民大学为其举办了一场学术讲座，可容纳300人的阶梯教室被挤得水泄不通，领导座椅前排都有很多学生蹲坐在地上听完了整场讲座。而第二天10月11日，他又在清华大学办了一场讲座，同样也是人头攒动拥挤不堪，让这个长久以来贩卖仇视中国理论的老家伙感觉自己一下子成了摇滚巨星。”

　　而且据说：这位对待中国长期持有法西斯和霸权主义价值观，主张美国遏制和截杀中国崛起有如“正当防卫”的米尔斯海默享受中国热烈欢迎待遇，已经享受20年了。自从2003年10月他应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邀请访华开始，他基本保持了每10年在10月份开启一次中国之行的记录。

　　在中国当代出现的这一系列事件是不是很奇怪？就好像中国20年来总有这么一群喜欢自虐的“贱骨头”。总是期待着“一个屠杀自己的法西斯分子”来打自己一顿，刺自己几刀才舒服似的。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怎么就会产生出这种：“不知自己的阶级利益究竟在哪里？” 的 “贱骨头” 怪现象的客观存在呢？产生这种存在的条件究竟是什么呢？！

　　记得我小时候，大约是在6岁之前吧！家里及周围的人，对自己所处的上海殖民地市民的地位都是很敏感的，而且是既不甘心，也不服气的。那时候的上海，不是法租界，就是公共租界，在上海的外国人，都比中国人神气。连印度人在中国，作为外国巡捕，他们头上缠着红布，我们叫他“红头阿三”。他们就像今天的城管似的，也能管着中国人。我的婶婶，她是一名小学老师，就曾被红头阿三扇过耳光。再加上上海当时法租界的法国公园（抗战胜利后改为复兴公园）曾经是“华人与狗，不准入内”。那时的中国人，在自己生活的环境中，直接就受着外国人的气。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是在心里不服气，不认为中国人就比他们低一等，一定要争一口气。那种感情就是方志敏同志在他写的《可爱的中国》中所流露的中国人的感情。

　　寻找中国的出路，就是那时许多青年的共同思想，所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革命就出现了新的气象。只用了28年，就使一个旧中国变成了新中国。

　　那时候中国的劳动青年，从自己生活的经历，所遭受的压迫，很直接的就能比较、分清：谁是自己的敌人？谁是自己的依靠？自己生活的方向应该是什么？自己的路应该怎么走？

　　1949年解放之后，我们党通过“革大”、“军大”多次在社会上的公开招生，把旧社会的失学青年、失业青年一批批地吸收到革命的队伍。经过短时间的政治学习，他们就都一批批地参加了革命工作。到1956年旧中国青年的失学、失业问题就都解决了。新中国的青年不是工作，就是学习。只要进了革命的大学校，就是革命队伍的革命人。革命的前途对青年来说是多么的灿烂、多么的远大啊！

　　一首《我们是民主青年》的歌就唱出了那时青年的心声。

　　“我们是民主青年，

　　我们是革命的先锋。

　　毛泽东领导着我们，

　　向反动派坚决斗争。

　　千万青年，跟着毛泽东，

　　永远向胜利，永远向光明。”

　　可以说，那时新中国的青年是最幸福的，无限的光明前途等待着他们为之奋斗。当时没有一个青年不想入党。入党，做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就是中国青年人生的方向。党已经把我们的道路都设计好了，只要跟着党走就行了！

　　当时很多的年轻人设想的社会主义，那是一个和睦的、和平的、团结一心的、奋发图强的、美好的、高度文明的社会。

　　但是，历史的发展不完全如我们的设想。道路仍然是曲折的，有三年困难时期，还有文革的疾风暴雨，更有改革的“否定之否定”。一些人糊涂了，到底应该怎样认识社会主义呢？于是就出现了一些“糊涂的青年”。

　　有两方面的因素使他们糊涂。首先是帝国主义改变了他们对待他们企图奴役的青年的策略，由直接的压迫、剥削变成“颜色革命”。金钱的收买，资产阶级堕落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的腐蚀，使之对西方的一切盲目崇拜。其次，是由于执政党自己放弃了阶级的政策。在讲阶级的历史阶段，党的每一项政策，都是有着鲜明的阶级性的，都是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而不利于敌对阶级的。在不讲阶级的历史条件下，党的政策就不可能有鲜明的阶级性。对哪一个阶级有利，对哪一个阶级不利，也许是随机的，无序的。在一些人的主导下，也可能更多的反而有利于剥削阶级也未可知。这就容易使我们的阶级关系，模糊不清。

　　小青年也就更加糊涂了，看不到自己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他不懂得，米尔斯海默这个法西斯加霸权主义的美国学者的愿望，如果有一天变成现实，那么我们无论是复旦大学、人民大学、清华大学，还是其他哪个大学的学生们能够生活的环境，也就是今天加沙地区巴勒斯坦青年人的生活。你们喜欢那样的生活吗？米尔斯海默就是要把这样的生活强加给你们的人！你们却这么欢迎他？你们不是他心目中的“贱骨头”，又能是什么呢？！

　　要使青年明确自己的利益究竟在哪里？就要像毛泽东时代那样，直接关心爱护青年，让他们明确地感到：是党和人民培养了他们，养育了他们，给了他们一切。他们是党和国家的人，就像潘冬子那样，觉得党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青年们就不会像那些“贱骨头”那样，成为那种都已经是大学生了，还不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儿，而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的糊涂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