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 也谈乌尔善：泛蒙古主义与“京圈贵族”

　　1935年，中共中央发表《对内蒙古人民宣言》，详细阐述了党对内蒙古革命的方针政策。

　　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结合当时内蒙古的实际系统分析内蒙古民族问题、指导内蒙古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列宁曾认为，民主集中制并不排斥民族区域自治：

　　民主集中制不仅不排斥地方自治以及独特的经济和生活条件、民族成分等等的区域自治；相反，它必须既要求地方自治，也要求区域自治。

　　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那个阶段，党中央逐步放弃了联邦制设想，不再强调民族自决权，而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

　　这就明确了中国民族问题的实质是中国历来的统治阶级以及帝国主义对少数民群众族的压迫、剥削和侵略、奴役的问题。

　　民族问题从来不是孤立的，它同社会发展与制度变革紧密相联，并受到革命发展阶段的制约。

　　1936年，党在《关于内蒙工作的指示信》中明确指出：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面前都发生亡国的危险，一切民族应当在平等自愿的原则上最亲密的团结起来，以加强抵抗侵略的力量。中国各民族间的仇视和离散，将被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来奴役这些民族。

　　1938年，毛主席在和王稼祥等人谈话时也提出：

　　要团结蒙汉人民联合抗日……要培养蒙民干部。

　　一年后，中央成立了西北工作委员会，研究西北五省的民族问题。

　　那年，陕北公学还专门成立了蒙古青年队以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后来又成立了少数民族工作队和民族部。

　　1941年9月，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延安民族学院在陕北公学民族部的基础上得以创办，这是专门为了培养「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少数民族干部」而创立的第一所干部学院。

　　学院第一次招收了蒙古族、回族、苗族、藏族、满族、彝族等各族青年三百多人，其中蒙古族占40%，回族占20%，藏族和彝族各占4%。

　　解放战争中，从1947年5月至1950年8月，蒙古族骑兵参加党领导的大小战斗六百多次，歼灭国民党反动派两万多人，缴获战马两万多匹、各种枪支一万多件，为全国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许多蒙古族党员干部在革命岁月中脱颖而出的同时，也实现了蒙古族社会摆脱草原贵族的封建统治、彻底进入了社会主义时期。

　　恰如毛主席1949年11月给彭老总的指示中强调：

　　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

　　新疆、宁夏、青海和陕西等西北各省省委以及一切有少数民族存在的地委，都应开办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或干部训练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