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小球转动大囚

　　山头主义，圈子文化，裙带关系，学术门阀，家室宗亲，师徒荫庇，独立王国……

　　我是你的师父，你是我的徒弟，他是我的子女，你是谁的同门，谁又是你的连襟，他又是谁的乡党，谁又是他的朋羽……

　　长久以来，以“同乡”“同学”“同门”“同僚”“同侪”等为纽带的封建门阀文化，在党政机关和各界管理机构中成为了组织架构的塑成核心，悍然凌驾于党的组织意识形态之上。

　　通过“家天下”“一言堂”“一姓室”等，直接弱化了党的领导，并“有效”对抗了层层审察，为体系式腐败提供了族群化的温床。

　　1972年8月，武昌，年近八旬的毛主席曾回忆：“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700字的文件，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的问题……要团结起来，不能搞宗派主义，不要搞山头主义……”

　　在那十年之前的1962年12月12日，毛主席在给彭真、刘仁的批示中还曾这样说：“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都说老人家早看了五十年，事实上又何止五十年。

　　前任中国足协党委书记杜兆才，毕业于沈阳体育学院，被舆论视作中国足协内部“沈体系”的血脉延续（之前沈体诞生的足协话事人为2010年落马的南勇）。

　　从南勇的沈体老师韦迪，到同样毕业于沈体、被韦迪提拔的于洪臣，直至接替于洪臣坐稳足协党委书记的杜兆才——沈阳体育学院、沈阳体坛乃至沈阳官场，一直在中国足协存在感十足。

　　从历史看，早在1984年，国家体委向六大体育院校“要人”、培养后备军，当时沈体一家就被要去八人，南勇恰在其中。

　　一直到南勇1999年进入足协至今，沈体的话事权地位异常稳固。

　　犹记之前我在赵本山的东北往事里写到的世纪之交那场震惊国人的沈阳官场地震——“慕马案”，那时帮助沈阳这座城市走出政治阴影的，正是回报第二故乡心切的沈体毕业生，南勇。

　　其时，主管十强赛主场划定大权的“南头”，通过将国足十强赛放在沈阳五里河，从而力助沈阳在绿茵场上重焕生机。

　　一度，随着2010年接替崔大林分管足球、2014年正式直管足球的蔡振华上任，昔日足协内部的派系之争——“沈体系vs北体系”——被认为烟消云散。

　　但是2015年末于洪臣当选足协执委、2017年中杜兆才又接替于洪臣坐镇党委书记，“沈体系”大有卷土重来之势。

　　忆往昔，另一派的“北体系”曾人众伍壮：从高层的谢亚龙、薛立、杨一民，到中层的郎效农、冯剑明、朱和元、马成全、张建强、郭辉、林卫国、李冬生等，谢亚龙更是曾任北体大副校长，在足坛威严一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