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还会好吗？

　　在全球经济波动、增长疲软、生活成本持续上升的当下，人们最关心的其实不是宏观数据，而是一个朴素的问题：未来还会好吗?

　　这并不是一句鸡汤式的自我提问，而是一个需要从政治经济学角度严肃对待的问题。因为当下的经济困局，并非某个国家的偶然失误，而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历史周期中的一次深度震荡。

　　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遇到的困难，不仅表现为周期性的经济停滞，更体现在结构性的长期衰退。生产过剩、消费不足、收入两极化、劳动边缘化、产业外移、技术垄断、金融泡沫、债务堆积，这些不是暂时的经济“症状”，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不可避免的积累性矛盾。

　　当今世界的每一场危机，不论是金融暴跌、债务坍塌、产业脱实向虚，还是普通人感受到的无力与焦虑，本质都来自资本主义制度运行的逻辑本身。

　　一、历史镜像

　　如果把当下放在历史的镜子里来看，这并非第一次出现。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全球市场扩张带来了生产力的飞跃，但也暴露了深层矛盾。

　　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在1873年的“长期萧条”中经历了金融危机、工业产能过剩和劳动者失业的冲击，经济周期的规律性显露无疑。

　　资本为了维持利润和市场，开始通过殖民扩张和军事竞争缓解国内矛盾，普通劳动者承受直接压力。

　　正是在这种结构性矛盾积累的背景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成为资本为维持积累、转移内部矛盾的手段，阶级冲突被军事动员和国家机器暂时压制，劳动者付出了惨重代价。

　　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和日本等国家都面临经济重建和金融波动的压力。1927年的日本昭和金融恐慌以及1929年的全球大萧条凸显了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银行倒闭、企业破产、失业激增、社会矛盾尖锐。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战败赔款与通货膨胀，使劳动者生活陷入绝境，经济危机催生了极端民族主义和法西斯力量。

　　日本则在泡沫破裂和出口受挫中，通过军国主义和侵略扩张缓解危机，劳动者和殖民地人民成为牺牲品。

　　二战前日本和德国的经验清楚表明，当资本主义危机爆发时，国家和资本往往利用民族主义、军事扩张和战争来转嫁矛盾，确保资本继续积累。

　　二战后，资本主义进入战后重建与“黄金时期”，日本和韩国成为典型案例。

　　日本在美国主导下重建工业，实现经济快速增长，韩国在1960年代开始出口导向型工业化。表面上劳动者生活改善、经济繁荣，但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并未消失。

　　198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等事件，再次证明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劳动者始终是危机中首当其冲的群体，而经济繁荣的表象掩盖了深层阶级固化和不平等。国家干预、国际资本流动和全球金融体系的运作，只是资本主义危机的缓冲机制，而非根本解决方案。

　　社会生产能力高度发展，而劳动者的购买力长期被压低;资本积累高度集中，而利润空间因为过度竞争而不断变窄;技术革命本该造福全体人民，却被资本垄断和私有化之后变成“节省劳动力成本”的工具，导致工人被抛入失业与低收入的循环。

　　每一次危机，都让世界看清资本主义的本质不是“效率”“自由”“市场”，而是——在利润与人的生活发生冲突时，资本永远站在利润一边。

　　这些历史脉络揭示了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阶级矛盾和战争的内在联系：经济危机是资本积累逻辑与生产力发展矛盾的必然产物，战争和民族主义是资本和国家在危机中转移矛盾、恢复利润和扩大市场的工具，而劳动者承受最大代价。

　　无论是二战前日本、德国的经济危机与民族主义，还是战后日韩工业化与现代金融危机，都显示出资本主义制度本质未变：利润驱动、周期性危机、劳动者受压和国家干预作为缓冲机制，构成其不可分割的整体。

　　二、自由派的谬误：把斗争成果当成制度优点

　　二战之后欧美的福利国家曾经短暂地缓解了矛盾，八小时工作制、带薪休假、全民医疗、住房补贴、强势的工会……这些在今天常被自由派当作资本主义“先进性”的证据。

　　但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战后福利制度并不是资本主义的自然产物，而是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压力产物。

　　这是自由派最常用的手段：把斗争的成果当成制度的功绩。

　　许多自由派看见欧美的福利，就把它当成资本主义“自身的进步”。

　　但他们忽略了一个根本规律：资本主义不是靠良心让步，而是靠力量让步。

　　欧美的八小时工作制、医疗保障、养老体系、伤残赔付、带薪休假……

　　没有一条是资本家自愿的。

　　全部都是：

　　工人大罢工;

　　革命运动高涨;

　　社会主义传播;

　　工会力量壮大;

　　资本家恐惧群众革命;

　　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为了保住统治而“被迫让步”。

　　如：

　　美国八小时工作制的来源?

　　不是资本主义仁慈，而是：

　　1886年芝加哥干草市场事件;

　　工人武装罢工;

　　数十万人上街;

　　资本家和警察镇压流血;

　　最终才承认八小时制;

　　这是用 鲜血 换来的。

　　欧洲福利国家的来源不是“自由市场带来的繁荣”，而是：

　　二战后共产党力量强大;

　　社会党、工会把持议会;

　　大规模群众运动;

　　资本家怕再来一次十月革命;

　　所以才推出：

　　公费医疗、免费大学、高额社会保障、失业金、强制工会谈判等

　　这些福利不是资本主义的内生属性，而是工人阶级斗争的胜利果实。

　　自由派不敢提这一点，因为一提就暴露——

　　资本主义服软，是因为它害怕人民。

　　正如那句关于格瓦拉的名言：『我们走后，他们会给你们修学校和医院，会提高你们的工资。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而是因为我们来过』

　　这句话刺穿了历史。福利制度不是资本主义的“良心发现”，而是斗争的影子。而影子淡了，福利也就随之消失。

　　从 1980 年代至今的全球新自由主义浪潮，把这些福利几乎全部推回去。工会被削弱，劳动者被碎片化，产业链被外移，金融部门无节制膨胀，技术企业垄断超越了国家。

　　欧美普通人的生活并不是自由派所宣传的“天堂”，恰恰相反，工资不涨、房租飞涨、债务沉重、医疗昂贵、社会流动性降低，这些才是资本主义在“压力消失之后的真实面目”。

　　然而自由派的叙事却始终停留在一个简单逻辑：欧美模式成功、资本主义高福利、市场能够自我纠错、只要少管点就会变好。他们把资本主义在压力下的退让当成制度本身的进步，把公共利益的成果归功于市场之手，却对压迫结构本身视而不见。

　　自由派反复强调资本主义能带来“繁荣”，却不肯去问这繁荣的代价是谁在付、付到什么程度、能不能持续。

　　更荒谬的是，愈来愈多人开始引用“为什么发达国家不信马克思主义”之类的浅薄论调，仿佛一个国家是否强大，不是取决于其历史机遇、殖民扩张与全球掠夺，而是取决于人民对某种思想的“信仰度”。

　　这种观点把复杂的全球经济体系简单化，把压迫史、殖民史、剥削史、金融帝国史通通抹去，只剩下一套为资本主义背书的逻辑。而这种逻辑的基础不是事实，而是对政治经济学的彻底无知。

　　三、经济发达不等于劳动者生活改善

　　说到此处，我又想起此前看到一些自由派常拿韩国作例：“它是发达国家，却没有殖民掠夺历史，说明资本主义自身就能创造繁荣。”

　　这个论调在政治经济学分析下显得极其表面化。韩国的经济奇迹——从1960年代的工业化，到1990年代跻身发达国家——表面上展现了资本主义制度效率，但背后隐藏的，是强烈的阶级压迫和国家对资本的集中调控。

　　韩国的工业化并非资本自发良心的结果，而是国家主导的资本积累逻辑：政府通过出口导向、低工资政策、严格的劳动控制，推动企业扩大生产，快速攫取剩余价值。

　　普通劳动者承受长期高强度工作、加班文化普及、社会保障薄弱的现实。社会的经济表象繁荣，却建立在劳动者被结构性压迫和牺牲的基础上。阶级矛盾被有意压制，社会空间高度分化，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普通人即便努力，也很难跨越阶级鸿沟。

　　我此前写过一篇关于韩国电影《寄生虫》的文章(文章链接：拼尽全力的背后，是无法逃脱的阶级枷锁)。

　　电影《寄生虫》恰如其分地呈现了这一现实。电影中，贫困家庭与富裕家庭生活在同一城市，却隔着无形的阶级壁垒。

　　底层民众生存在地下半地下的居所、狭窄的通勤空间、临时和低保障的工作，是劳动者被压迫的象征;

　　而富人家宽敞的别墅、豪华的生活环境和教育资源，象征资本的高度集中和制度性优势。

　　贫困家庭想通过巧妙手段改善生活，却不断被现实和制度结构压制，这不仅是故事冲突的来源，更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固化的生动隐喻。

　　电影进一步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与财富的结构性不平等：

　　经济发达不等于劳动者生活改善。尽管GDP增长迅速、经济现代化完成，但社会阶层固化、住房成本高企、贫富差距明显，劳动者与资本、富裕阶层之间的鸿沟依然存在。

　　GDP增长和资本积累的背后，是劳动者承受超长劳动时间、低收入和不稳定就业。

　　自由派常用韩国例子论证：资本主义可以自然带来繁荣和体面生活，无需殖民掠夺或外部压力。

　　然而，《寄生虫》提供了强有力的反证：

　　1. 经济发达≠劳动者福利自动改善：GDP增长和现代化表象掩盖劳动者长期承受的剥削和不稳定生活。

　　2. 制度让利是被迫而非自发：福利、社会保障、教育机会都需要外部压力或阶级斗争，资本不会出于善意主动让利。

　　3. 阶级固化与财富集中：电影展示的社会隔离、空间分化和资源垄断，正是现代韩国经济发达但阶级固化的写照，反驳了自由派对“发达国家模式天然优越”的简单论调。

　　通过《寄生虫》，我们看到一个清晰的事实：韩国的经济发达，并没有消除劳动者的被剥削状态，也没有让普通人自动享受到体面生活。

　　自由派以“没有殖民掠夺就能发达”为论据，忽视了国家干预、阶级压迫和劳动者牺牲这一经济逻辑。

　　电影则生动地提醒我们，资本主义繁荣从来不是普惠的，它是一种选择性、结构性的繁荣，劳动者必须依靠自身组织和力量争取生活改善，而非依赖资本的善意或市场的自调。

　　现实正在证明：资本主义的繁荣是以危机为前提的，是以多数人的不稳定为代价的，是以对未来透支为手段的。

　　从 2008 年金融危机到全球债务堆积，从贫富差距扩大到世界范围的中产危机;

　　从零工经济到人工智能就业冲击，世界进入了一种新的结构化不稳定。

　　资本主义越发展，危机越深;技术越进步，劳动越被边缘化;金融越繁荣，经济越脱离实体;财富越集中，社会越不稳定。

　　四、那么，未来还会好吗?

　　这个问题无法用一句“是”或“否”回答。未来不是经济学家预测出来的，也不是市场自动校准出来的，更不会从资本主义内部自然生成出某种善良的改变。未来的方向取决于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普通人是否还能拥有创造历史的力量。

　　当压迫阶级感到压力时，它会让利;当它不再恐惧，它就会收回一切。福利、权利、工作制度、社会保障，无不是力量平衡的产物。

　　未来会不会好，不取决于资本主义的仁慈，而取决于人民是否还能联合起来，建立起足以重新塑造世界的力量。

　　如果人民不能看穿资本主义的腐朽，不能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的力量，那么，资本主义这辆破车，修修补补，又能继续跑一段。

　　未来能否变好，本质不是经济问题，而是力量问题、阶级问题、政治问题。

　　资本主义不会主动给出答案，但人民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