滠水农夫：“皇汉”为何遭到左右两派的批评？

　　近期，互联网舆论场中一股以“吃瓜蒙主”等为代表、被冠以“皇汉”之名的思潮颇为活跃。其言论常以复兴汉文化、捍卫汉族主体性为旗帜，却因极端的排他性和对历史的简化解构而饱受争议，不仅被批评具有“反智倾向”，甚至引起了刘继明、郭松民等左翼评论家的警惕。这一现象揭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当代命题：一种看似站在“爱国主义”道德高地的民族主义话语，为何在实践中演变为理性与智识的对立面，并因其破坏性潜能，意外地成为左右不同意识形态阵营共同批判的对象？这绝非简单的“开发民智”理想，其内核更接近一场为现实焦虑画饼充饥的迷梦，背后是深刻的历史根源、当代的社会心理以及民族-民粹主义合流。

　　一、历史幽灵的当代显形：从“驱除鞑虏”到“皇汉复辟”

　　所谓“皇汉”思想并非凭空诞生，其精神谱系可追溯至晚清救亡图存的危急时刻。面对“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与清廷治下的民族压迫，部分知识分子将国家积弱归咎于“异族”统治，催生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核心的汉民族主义。这一思潮在辛亥革命中成为有力的动员工具，其早期形态（如武昌起义后一度高举的“十八星旗”）确实带有鲜明的汉族建国色彩，甚至险些导致对清朝多民族帝国版图继承的断裂，引发蒙藏等地的分离运动。历史的吊诡在于，正是革命党人自身意识到单一汉民族建国方案的致命缺陷，迅速转向“五族共和”，方才维系了现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基本框架。这段历史表明，原教旨式的汉民族主义自其诞生起，就与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的现实需求存在着内在张力。

　　然而，历史的幽灵并未消散。在今日互联网的催化下，“皇汉”以一种新的形态复苏。它超越了学术界对汉代“皇汉”强盛国家意识的追忆，也不同于官方界定并批判的、表现为歧视和压迫其他民族的“大汉族主义”。当代“皇汉”是网络亚文化的产物：他们在线下参与汉服周等活动，在线上则聚集于社交媒体，围绕“反对逆向歧视”、“警惕某化”等议题形成舆论群体。其核心叙事，是一种基于受害想象与历史悲情的身份政治——将历史上北方民族建立的王朝（如元、清）视为“殖民”或“非中国”，将历史上汉族政权（尤其是明朝）的挫折浪漫化为悲剧英雄史诗。这种叙事通过截取、曲解甚至虚构历史片段，构建出一个纯粹的、被迫害的、亟待复兴的“汉民族”共同体幻象。十几年前的网络民族主义论争与今日之“皇汉”一脉相承，但其话语更成体系，传播更依赖短视频、表情包等碎片化、情感化媒介，因而影响力也更为“不可小觑”。

　　二、反智内核：民粹洪流中的“愚民”之术

　　当代“皇汉”思潮最显著也最危险的特征，是其强烈的“反智”倾向。这里的“反智”，并非对知识的普遍拒斥，而特指两种相互关联的态度：其一，是对严谨史学方法与专业知识的蔑视与敌视；其二，是鼓吹一种廉价的、情绪化的“直接真理”，以民粹姿态对抗知识精英与建制权威。他们热衷于“影射史学”，将《红楼梦》附会为“悼明之作”，将历史人物如冉闵偶像化为民族复仇的符号。任何基于史实考据、强调历史复杂性（如元清对中国疆域、制度的贡献）的学术观点，均被斥为“满遗”言论或“政治正确”的毒药。这种思维模式，实质上是将历史简化为非黑即白的道德剧，用站队替代思考，用口号替代论证。

　　这种反智主义有着深厚的本土文化土壤。中国政治传统中，法家“焚书”以愚民、道家主张“绝圣弃智”，均包含强烈的反智成分；儒法合流后形成的“尊君卑臣”传统，也压制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批判精神。近代以来，这一传统与俄国民粹主义结合，形成了“推崇体力劳动、贬低脑力劳动”的现代变体。“皇汉”的反智，正是这一脉络在网络时代的畸形发展。它表面上推崇汉文化（一个高度智识化的体系），实则抽空了其精髓，将其降格为服装、礼仪等符号化的表皮和排他性的身份标签。其所谓“开发民智”，实则是用一套精心编织的、充满情感煽动的历史神话“愚民”，让信众在虚拟的民族荣光中获得廉价的精神满足，却钝化了其面对真实、复杂世界所需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这恰如给精神“饥民”画一张名为“民族复兴”的大饼，给身份“寒士”描一件名为“血统高贵”的华裘，固然能暂时慰藉焦虑，却无助于解决任何现实问题，终是自欺欺人。

　　三、“公敌”合流：左、右的罕见共识与话语权悖论

　　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现象是，这种以“爱国”“自强”自居的“皇汉”民族主义，竟成为了中国当下舆论场中左右两派的“公敌”。从左翼视角看，无论是坚持阶级分析的正统左派，还是关注公平正义的进步主义者，其思想根基在于超越民族界限的共同体想象（国际主义或中华民族共同体）。刘继明、郭松民等批评的“皇汉”，是因其狭隘的民族观掩盖阶级矛盾，与社会主义的多民族平等原则根本对立。历史上，中国共产党自延安时期便明确反对“大汉族主义”，毛泽东曾亲自撰文批判。如今，任何试图挑战“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叙事的言行，自然与左翼价值观格格不入。

　　从自由派或保守主义右翼的视角看，他们同样难以认同“皇汉”。右翼思想通常珍视启蒙理性、法治秩序与个人自由。“皇汉”思潮中强烈的集体主义狂热、对个人权利的漠视（当权利属于“非我族类”时）、以及反智反理性的论述方式，无不与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相悖。其言论中时常流露的威权崇拜与排外情绪，也令秉持普世价值或温和保守立场者感到不安。

　　于是，我们看到一种奇特的“合流”：在具体议题上针锋相对的“左翼”与“右翼”分子，在面对“皇汉”式的极端民族主义时，却能基于对理性、包容与基本现代政治文明的共同底线，发出批判的声音。然而，悖论在于，尽管成为“公敌”，“皇汉”话语却在特定网络圈层中掌握了相当大的“话语权”。这是因为其话语极度适应当前部分网民的接受心理：它提供了一套简单明了的世界图景（“我们”vs“他们”），一个情感宣泄的出口（历史悲情与当代不满），以及一种强烈的归属感与道德优越感。在算法推荐和圈层共振的加持下，这种话语形成了信息茧房，其音量被无限放大，营造出“主流民意”的假象，实则可能只是特定群体在封闭环境中的自说自话。

　　四、合流背后的社会心理：“卑微与狂妄”的巨婴心态

　　要理解“皇汉”思潮为何既有市场又遭普遍反感，必须深入到社会心理层面。一些尖锐的批评将其支持者描绘为“脱下汉服和工装，里面全是自卑的巨婴”，或是“月薪3000的‘大汉将军’”。这些描述虽显刻薄，却触及了要害：一种源于现实挫败感的、混合了“卑微与狂妄”的复杂心态。

　　在社会转型期，部分个体（未必限于特定经济阶层）可能感受到某种程度的身份焦虑、发展无力感或文化失落感。“皇汉”叙事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心理代偿方案。通过将自己代入一个宏大的、受难的、终将复兴的民族叙事，个体现实的“卑微”感在集体的“狂妄”想象中被冲刷和升华。在网上扮演“大汉将军”，批判“鞑虏”“宵小”，能瞬间获得在现实中难以企及的权力感和重要性。这是一种精神上的“速成强国梦”和“身份伟哥”。。

　　然而，这种心态本质上是“巨婴式”的：它拒绝接受世界与历史的复杂性，渴望一个绝对纯洁、绝对强大的“母亲”（民族）来提供全方位的保护与认同；它用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理解一切冲突，缺乏处理多元、矛盾议题的心智能力。当这种心态被组织进一套排他的民族主义话语中，其破坏性便不再局限于个人心理，而可能侵蚀社会理性讨论的根基，助长网络暴力和现实中的群体对立。

　　综上所述，以“吃瓜蒙主”现象为表征的当代“皇汉”思潮，是一场由历史幽灵、反智传统、民粹网络生态与个体焦虑心理共同催化的复杂社会文化现象。它绝非它所自称的“民族复兴”先锋，反而可能是一种“愚民”的迷魂汤，以简化的历史叙事慰藉现实的无力，以排他的身份政治制造新的社会裂痕。它之所以能同时成为左、右的批评对象，恰恰暴露了其与现代政治文明基本共识——无论是社会主义的民族平等，还是自由主义的理性法治——之间的根本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