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珩墨：人民公社和单干，谁更先进？

　　同志们好，我是子珩墨。

　　今天早上，我在浏览知乎的时候，偶然刷到了一个热度很高的词条。讨论的核心话题老生常谈，却又总是能刺痛人心——“包产到户是否比人民公社优越？”

　　看着评论区里那一浪高过一浪的“肯定”之声，看着许多人对私有制的盲目推崇，将“包产到户”奉为解决中国吃饭问题的唯一神话，将人民公社贬低为“大锅饭”、“养懒汉”的代名词，我的心里五味杂陈。这种情绪并非愤怒，而是一种深沉的悲凉和焦急。悲的是历史的真相被碎片化的表象所掩盖，急的是我们曾经拥有过的、那把打开人类大同世界的金钥匙，被轻易地丢弃在尘埃里。

　　很多人说，私有制优越，因为“人性自私”，因为“给自己干才有劲”。但是，同志们，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看待历史和制度，绝不能只看眼前的一亩三分地，绝不能只盯着自家饭碗里那一时的多寡。我们要看的是长远，是全局，是整个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社会的命运走向。

　　今天，我不去谈论那些敏感的政治人事，也不去纠结具体的历史恩怨。我就想平心静气地，用马列毛主义的显微镜和望远镜，和大家聊一聊：为什么毛主席缔造的人民公社，在本质上、在战略上、在人类文明的高度上，远远优于包产到户？

　　第一章：小农经济的死循环与组织起来的历史呼声

　　要理解人民公社，首先必须理解中国的农民和土地。

　　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小农经济”大海。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看似温馨，实则脆弱不堪。这种生产方式的致命弱点在于：抗风险能力极低，且无法形成规模效应。

　　在旧社会，随便一场旱灾、蝗灾，或者家里有人生了一场大病，自耕农为了活命，就不得不卖儿卖女、变卖田产。土地会迅速向地主阶级集中，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佃户或流民，社会矛盾激化，最终导致农民起义，改朝换代。这就是中国历史几千年的“治乱循环”。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进行了土改，农民分到了土地，“耕者有其田”。这时候，很多农民高兴了，觉得好日子来了。但是，毛主席那一代共产党人，他们的目光穿透了历史的迷雾。毛主席敏锐地发现，土改后的农村，虽然消灭了地主，但迅速出现了“新中农”和贫雇农的分化。

　　为什么？因为单干！

　　张三家有强壮劳力，李四家只有孤儿寡母；王五家分到的地肥，赵六家分到的地在山坡。几年下来，张三家富了，开始放高利贷、买地；李四家穷了，不得不借债、卖地。如果不加干预，不出几十年，农村将再次回到“地主-佃户”的二元对立结构，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成果将付诸东流。

　　包产到户的本质，其实就是回归到了这种原子化的“小农经济”。

　　肯定有人会说：“但我自己种地，多打粮食全是自己的，我有积极性啊！”

　　同志们，这是一种极其短视的“积极性”。这种积极性是建立在“个人生存本能”基础上的，是有天花板的。当面对现代化的滚滚车轮时，个体农民的这点“积极性”简直如螳臂当车。

　　毛主席提倡的互助组、合作社，直至人民公社，核心思想只有四个字：组织起来。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当生产力需要跨越式发展时，落后的生产关系（一家一户单干）就会成为桎梏。

　　人民公社的优越性，首先就体现在它打破了千百年来束缚中国农民的“私有观念”和“分散状态”。它将千千万万个散沙般的农民，凝聚成了一个个坚强的战斗堡垒。这不仅仅是土地的集合，更是意志的集合、力量的集合。

　　在这个集体中，我们不再是独自面对老天爷的孤儿，而是有着共同命运的战友。这种“公”的优越性，在于它从根源上斩断了土地兼并的毒根，保证了农村最广大群体的根本利益，而不是让少数能人发家致富，多数人沦为看客。

　　第二章：集中力量办大事——只有公社才能重塑神州

　　如果你去过河南林州的红旗渠，去过湖北的荆江分洪工程，或者看看你家乡附近那个修建于六七十年代至今仍在使用的大型水库，你就应该明白人民公社的伟力。

　　这是我认为人民公社在经济建设层面最无可辩驳的优越性：极强的资源动员能力和基础设施建设能力。

　　试想一下，如果是包产到户：我想修一条水渠灌溉我的地，但这水渠要经过你家的地，你不同意怎么办？我想平整土地搞机械化，但田埂纵横交错，这一块是张家的祖坟，那一块是李家的桑树，怎么搞？我想治理河流，但这需要上万人脱产劳动几个月，谁来出钱？谁来管饭？

　　在包产到户的逻辑下，这些事情一件都办不成！因为每个体都在算计自己的得失，公共利益在私利的博弈中被无限消耗。

　　但在人民公社时期，我们做到了。

　　毛主席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依靠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体制优势，中国农民在那个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靠着手推肩扛，硬是把中国的山河重修了一遍！

　　据统计，在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共修建了8万多座水库，整治了无数条江河。这些水利工程，大部分直到今天还在发挥作用，成为中国农业旱涝保收的基石。如果把这些土石方堆成一米见方的土墙，足以绕地球赤道这几十圈！

　　这是什么？这就是把劳动积累直接转化为资本积累。

　　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往往伴随着对殖民地的掠夺或对本国工人的残酷剥削。而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依靠人民公社，通过“工分制”和集体协作，让劳动力直接变成了水库、梯田、运河。

　　如果实行包产到户，这些劳动力就会被束缚在各自的一亩三分地上，农闲时晒太阳、打麻将，或者进城打零工。那种改天换地的宏大工程，是个体农民想都不敢想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人民公社优越。它不是在计算今天的晚饭能不能多吃一口肉，它在为子孙后代修筑百年的粮仓。它通过集体化，解决了“小农无法通过自身积累实现扩大再生产”的历史难题。

　　这种优越性，还体现在农业机械化的推广上。拖拉机、收割机是需要大片连成片的土地才能发挥作用的。将土地切得七零八落分给各家各户，大型机械根本进不去。这也是为什么包产到户初期，很多地方的农业机械化水平反而倒退了，农民又牵回了牛马，拿起了镰刀。

　　只有在公社的体制下，土地连片，沟渠成网，才为中国农业的现代化铺平了道路。

　　第三章：风雨同舟的社会保障——“五保户”与赤脚医生

　　评价一个制度是否优越，不能只看强者的欢歌，更要看弱者的哭声是否有人聆听。

　　在知乎的那个词条里，很多人在谈论包产到户后“万元户”的风光。但是，同志们，你们有没有想过那些生病了没钱治、老了没人养、孩子上不起学的农民？

　　人民公社不仅仅是一个生产组织，它更是一个政社合一的社会基层组织，它承担着巨大的社会保障功能。

　　在公社时期，我们有举世闻名的“赤脚医生”制度。那个时候，村村有卫生室，大队有医疗站。农民看病，几乎花不了什么钱，或者只收极低廉的费用。覃祥官同志首创的合作医疗，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问题的唯一范例”。

　　是的，赤脚医生的水平可能不高，只有“一根银针、一把草药”。但是，对于千百年来生了病只能硬扛、只能求神拜佛的中国农民来说，这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它极大地降低了婴儿死亡率，消灭了血吸虫等传染病，把中国人的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到了65岁。

　　这是包产到户能做到的吗？包产到户后，医疗市场化，农村合作医疗一度解体。“小病拖，大病扛，重病见阎王”成了多少农村家庭的真实写照？直到新农合的建立才有所缓解，但那中间几十年的空窗期，是多少农民的血泪？

　　再看教育。人民公社时期，村村办小学，大队办初中。虽说是“土房子、泥台子”，但它保证了几乎所有的农村孩子都能免费上学。那是真正的普及教育，是为了消灭文盲，是为了让泥腿子的孩子也能读懂马列、也能算出微积分。

　　还有“五保户”制度。对于那些孤寡老人、残疾人，公社就是他们的亲人。集体供养，保吃、保穿、保医、保住、保葬。这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最直接的体现。

　　在公社的大家庭里，虽然物质生活可能普遍不富裕，但贫富差距极小。大家吃的是大锅饭，虽然有的人嫌油水少，但绝不会出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惨象。

　　包产到户后，虽然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农村的贫富分化迅速拉大。有的人盖起了小洋楼，有的人却因为一场大病倾家荡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同志”、“社员”，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人民公社的优越，在于它给予了每一个社员（无论强弱）一份生而为人的尊严和安全感。它是一种托底的制度，它告诉每一个农民：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集体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第四章：农业支援工业——国家工业化的坚强基石

　　我们看问题，要有大局观。中国近代以来最大的使命是什么？是工业化！没有工业化，我们就只能任人宰割，就只能是农业国。

　　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从哪里来？西方国家靠殖民掠夺，靠贩卖黑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抢不能偷。我们只能靠自己。

　　靠谁？只能靠农业，靠农民，靠人民公社。

　　这确实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也是很多人攻击公社的理由，说公社这是“剥夺”农民。但是同志们，请站在那个被封锁、被围堵的年代想一想，如果我们不通过“工农剪刀差”，不通过统购统销，把农业的剩余积累集中起来发展重工业，中国能造出原子弹吗？能造出飞机坦克吗？能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吗？

　　人民公社，实际上是国家工业化的“吸纳器”和“稳定器”。

　　它通过集体所有制，将分散的农产品集中起来，以国家规定的价格支援城市和工业建设。这是一代农民为了国家民族的未来，做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这恰恰证明了公社体制的高效——它能把极为有限的剩余产品精准地输送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钢铁、国防、机械）。

　　如果当时是包产到户，千家万户的农民会将粮食自己吃掉、卖高价或者囤积起来。国家要搞工业化，根本征集不到足够的粮食和资金。

　　正是因为有了人民公社这块基石，中国才在短短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走完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工业化道路。

　　而且，公社不仅仅是向城市输血，它自己也搞工业——社队企业。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乡镇企业”的前身。毛主席非常看重社队企业，他说这是“农村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

　　在公社后期，很多公社已经开始办化肥厂、农机修造厂、砖瓦厂。这才是真正的“农村工业化”。它让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中国的城镇化道路会健康得多，就不会出现今天这种农村空心化、留守儿童、大城市拥堵不堪的局面。

　　华西村、南街村为什么直到今天依然坚持集体经济，并且富得流油？因为他们继承了人民公社的遗产，走了集体工业化致富的道路。他们证明了：公社不仅能解决吃饭问题，更能解决致富问题，而且是共同富裕！

　　第五章：精神的丰碑——公字当头的新人

　　最后，我想谈谈精神层面。这也是唯物主义者不能忽视的力量——精神反作用于物质。

　　在知乎的讨论中，很多人嘲笑公社时期的“精神原子弹”，嘲笑那时候人们的“傻劲”。

　　但我却对那个时代怀着深深的敬意。

　　人民公社时期，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大规模尝试改造“私有观念”的时期。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雷锋、王杰、焦裕禄，以及千千万万个像铁人王进喜一样的普通劳动者。

　　在公社里，人们提倡的是“大公无私”、“先公后私”。这种道德风尚，不是虚无缥缈的说教，而是体现在日常的劳动和生活中。

　　你看大寨人，虎头山上战天斗地，靠的是什么？不是奖金，不是分红，是一股“由于社会主义，为了社会主义”的精气神！

　　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那种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风气，那种为了集体利益甘愿牺牲个人利益的崇高境界，难道不比现在这个“一切向钱看”、“人情冷漠”、“唯利是图”的社会风气要优越千百倍吗？

　　包产到户，释放了人的私欲。私欲固然能带来短期的物质刺激，但它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它让人们变得斤斤计较，变得目光短浅。为了抢水可以大打出手，为了争地界可以六亲不认。

　　毛主席晚年最担心的，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就是人们的思想变质。他希望通过人民公社，培养一代有觉悟、有组织、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

　　这种精神财富，是无价的。它代表了人类文明进化的高级方向——从动物性的“生存竞争”，走向人性的“团结互助”。

　　尾声：风物长宜放眼量

　　同志们，写到这里，我的心情依然久久不能平静。

　　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人民公社，肯定不能说它是完美的。在那个探索的年代，我们有过急躁，有过“浮夸风”，有过管理上的僵化。这些教训我们必须吸取。

　　但是，判断一个制度的优劣，不能只看它在成长期的跌跌撞撞，而要看它的基因，看它的方向，看它究竟为谁服务。

　　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确实起到了缓解危机、刺激生产的作用，这一点我们承认。但它本质上是对小农经济的回归，是生产关系的倒退。它解决了温饱，却留下了“三农问题”的病根；它释放了活力，却瓦解了农村的组织力量；它让一部分人富了，却让农村整体沦为了现代化的弃儿。

　　而人民公社，作为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伟大构想，它的方向是集约化、现代化、组织化、公平化。

　　它比包产到户优越，因为它：

　　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趋势，能容纳现代科技和大型机械。

　　具备强大的动员能力，能建设长久造福子孙的基础设施。

　　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保障了弱者的生存权，追求共同富裕。

　　塑造了高尚的精神文明，将原子化的个人凝聚成强大的集体。

　　今天，当我们面对农村的衰败、面对土地流转的乱象、面对食品安全的危机、面对贫富差距的鸿沟时，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怀念人民公社，开始重新审视那段历史。

　　这绝不是什么“怀旧”，这是历史在经过否定之否定后的螺旋式上升。

　　塘约道路的兴起，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探索，南街村的坚守，都在告诉我们：只有组织起来，只有走集体化道路，中国农村才有未来，中国农民才有出路！

　　知乎上的争论还会继续，但历史的真理不会因为喧嚣而改变。

　　人民公社这面旗帜，虽然暂时被收卷了起来，但它所代表的那种人类对公平、正义、协作、大同的追求，将永远在历史的天空中熠熠生辉。

　　同志们，让我们擦亮眼睛，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要被一时的物质诱惑迷住了双眼，要看到那条通往真正光明的康庄大道——那是一条属于劳动者的、属于集体的、属于社会主义的太阳路！

　　我是子珩墨，一个坚定的马列毛信仰者。希望这篇文章，能让大家在喧嚣的舆论中，多一份清醒，多一份思考。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