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解放台湾大业，是不可以用任何一座封建王朝的土地兼并运动以“隐喻”的

　　时代的错位，史观的荡迭，一定会不可避免的形成立场尴尬。

　　动辄喜好以影射手法借古喻今，往往会陷入政治伦理的失衡而不自知。

　　而这，恐怕又是急于任务式、献礼式、套路式创作的政商团队不会去考虑的（亦或是来不及考虑…）

　　上一个不远的例子是《我在长征路上开超市》，最新一例则是激得舆论沸沸扬扬、已然撤档的《澎湖海战》。

　　推荐阅读：评《我在长征路上开超市》

　　毛主席曾经对国内文艺界有过这样一句批评：

　　唱戏，净是老的，帝王将相，家院丫头……那个东西不行，要推陈出新！

　　为什么帝国将相“不行”？到底“不行”在哪儿？

　　而今，电影《澎湖海战》引发的不小争议算是给出了解答。

　　1

　　封建王朝的底色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这是不以任何历史朝代或英雄人物其客观伟大功绩、理性公正评价、史书盖冠定论为转移动摇的。

　　封建就是封建，帝王就是帝王。

　　在「新中国价值观」下的政治图谱中，后世之理解与片面之定性定当共存。

　　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主席曾对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的特点作过深刻分析，概而言之，中国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基本阶级，而地主阶级是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因而，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

　　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

　　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

　　由此，对于封建王朝统治阶层，从早期信奉儒家学说，到转变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再至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一手打造并代表着「新中国价值观」的毛主席，在读史过程中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评价就发生过极大变化。

　　比如清廷名宿曾国藩。

　　早年的毛主席对曾国藩推崇备至，而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持否定态度。

　　他曾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而在革命征程中逐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毛主席转而批判曾国藩、肯定洪秀全。

　　1926年3月，他在《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一文指出：

　　打倒太平天国出力最多的是曾国藩，他当时是地主阶级的领袖。曾国藩是练团练出身，团练即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武力，他们见洪秀全领导一班农民革命，于他们不利，遂出死力来打倒他。故太平天国之事，不是满汉的战争，实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

　　还是前文那句话：封建就是封建，帝王就是帝王。

　　用毛主席在《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里的话即是：

　　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

　　这就是「新中国价值观」。

　　我们不妨把话说得直白些：你不能只有在涉及对抗域外侵略者（荷兰）时，才把明郑政权（及郑成功本人）视作正面形象与英雄人物；你也不能只有在涉及「一统疆土」这一历来中华天字第一号政治正确时，才把勾连域外侵略者（荷兰）视作合理行为。

　　没错，我说的就是清廷。

　　1663年，为围困据守厦门的郑军，靖南王耿继茂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当局秘密签订《清荷协约》，共谋“剿灭南明余孽”，以期“夺回台湾”。

　　荷兰驻台总督揆一在信中直陈动机：

　　协助满人灭郑，乃收复福尔摩沙之唯一途径。

　　清方代表耿继茂则在给康熙的奏报中称：

　　借红毛火船之力，可收犁庭扫穴之功。

　　1663年10月，清荷联军向郑氏发动攻势，荷兰舰队由博特指挥，配备十二艘战舰；清军水师由黄梧率领，出船五十艘。

　　作战中双方分工明确：荷兰舰队负责封锁厦门港外海，“以巨炮击毁郑军战船”；清军水师主攻陆地防线的，“突袭沿岸炮台，配合荷军夹击”。

　　彼时，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庞大舰队刚刚经历郑成功秋风扫落叶般重创，“痛失台湾”，被侵占三十八年之久的宝岛终获回归。

　　恰是此时，破关入主中原的八旗铁骑给了不甘失去台湾的荷兰人“一线希望”。

　　荷兰人对台岛的觊觎源于构建全球贸易网的经济野心。

　　巴达维亚总督卡本蒂尔在1622年曾致董事会信中直言：

　　得台湾则得中国，得中国则得天下之利。

　　台湾岛当时被荷兰人设计为连接“日本—中国—欧洲”的三角贸易中枢，通过台湾转口的中国生丝在日本售价可达中国进价的八倍，出口鹿皮年均达十五万张，占东亚市场七成。

　　除此之外，荷兰人还强占台湾原住民土地种植甘蔗（蔗糖年出口量突破十二万磅），以及垄断硫磺、樟脑等战略资源。

　　同时，面对明朝海禁政策，荷兰还在台秘密建立走私网络。

　　据《热兰遮城日志》记载，1640年经台湾走私入大陆的白银达三百万荷盾，占当时中国白银流入量的15%。

　　荷兰东印度公司驻台长官宋克于1625年报告中就有强调：

　　控台湾则制马尼拉（西属）、遏澳门（葡属），我东方霸权乃固。

　　1624年荷兰独占台湾南部后，1642年夺取西班牙基隆，完成全岛控制，就此扎下亚太根基。

　　占岛三十余年，荷兰人在台湾奸淫掳掠无恶不作，通过强征劳工、强颁税法、强收土地等方式致使台岛人口锐减，民不聊生，完全沦为早期帝国主义的远东殖民据点。

　　如是域外反动组织，却成为清王朝座上宾，不愧毛主席批判清朝皇帝：

　　直接依赖帝国主义！

　　2

　　如果说，依赖荷兰帝国主义还能打着“维护国家主权统一”之旗号，看似大义凛然“不拘小节”——那么，如果这个“维护国家主权统一”从一开始就是站不住脚的呢？

　　在澎湖海战之前，清廷对于台湾的“统一”信念与战略谋划，实际上完全与今天的历史宣传截然相反。

　　康熙十六年即1677年，负责与台湾谈判的满清康亲王杰书，在写给郑经的信《康熙十六年康亲王委吴公鸿赴台谈判文书》中，公然规劝郑氏可效仿孤悬海外的箕子（原为商朝宗室，周武王灭商后率商朝遗老遗少逃亡至朝鲜半岛，建立箕子朝鲜王国，但从此封山绝路，安于一隅，不图复国），不要效仿复国的田横（齐国宗室，刘邦统一天下后，带领部属五百余人逃到一个海岛上抵抗，仍沿用齐国国号；后刘邦以大军围剿作为威胁命其投降入朝，田横抵死不从，于是自杀）：

　　愿贵君臣同于箕子，毋蹈田横之故辙。则何不罢兵休士，全车甲而归台湾，自处于海外宾臣之列。其受封爵惟愿，不受封爵亦惟愿。我朝廷亦何惜以穷海远适之区，为尔君臣完全名节之地。执事如感朝廷之恩，则以岁时通贡如朝鲜故事，通商贸易，永无猜嫌，岂不美哉？

　　彼时之清廷深陷三藩之乱，就军力部署而言无暇顾及台岛，更害怕台湾明郑与吴三桂联合作战。

　　为稳郑经，清廷甚至在剃发易服这等之于八旗实属头号政治改革运动的问题上做出了重大让步，允许明政维持旧制。

　　而清廷的条件，就是台湾必须孤悬海外。除官方活动外，台湾必须斩断与大陆的一切民间联系，不得干涉大陆内部事物。

　　这难道不是妥妥的推动台岛独立？

　　1679年五月杰书再派使者与郑经谈判，再度将清廷的态度清晰明确地表达出来：

　　经集六官，埕致亲王之命：“若贵藩以庐墓桑梓黎民涂炭为念，果能释甲东归，照依朝鲜事例，代为题请，永为世好，作屏藩重臣。”

　　锡范曰：

　　海澄实为厦门之户，决不可弃。今既承亲王之命，将海澄为往来公所。

　　埕曰：

　　欲照朝鲜事例，贵藩当退守台湾。凡海岛归之朝廷，以澎湖为界，通商贸易。海澄乃版图之内，岂可以为公所？此不但亲王不敢题请，即埕亦不敢代为转启也。

　　可以看到，根据提议内容，清廷表面强调仍可通商，但事实上明确要求明郑政权交出除台湾本岛以外的所有岛屿和大陆根据地（包括厦门、海澄、澎湖列岛），为的就是将两岸所有交流窗口控制在清廷自己手里。

　　但问题在于，其时之清军早已在沿海地区大规模开展血腥暴力的迁界禁海作业，将整个沿海地区变成无人区：

　　勒期仅三日，远者未及知，近者知而未信。逾二日，逐骑即至，一时踉跄，富人尽弃其赀，贫人夫荷釜，妻襁儿，携斗米，挟束稿，望门依栖。起江浙，抵闽粤，数千里沃壤捐作蓬蒿，土著尽流移。

　　稍后，军骑驰射，火箭焚其庐室，民皇皇鸟兽散，火累月不熄。而水军之战舰数千艘亦同时焚，曰：‘无资寇用……令下即日，挈妻负子载道路，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民死过半，枕藉道涂。即一二能至内地者，俱无儋石之粮，饿殍已在目前。

　　城外乡民按户征银，照丁往役。一寨之成，费至三四千金，一墩半之。拷掠鞭捶，死于奔命者不知凡几。

　　初，黄梁都民奉迁时，民多恋土。都地山深谷邃，藏匿者众。计诱之曰点阅，报大府即许复业。愚民信其然。际盛乃勒兵长连埔，按名令民自前营入，后营出。入即杀，无一人幸脱者。复界后，枯骨遍地，土民丛葬一阜，树碣曰木龙岁冢。木龙者，甲辰隐语也。

　　界畛既截，虑出入者之无禁也，于是就沿边扼塞建寨四，墩十数，置兵守之。寨周阔百六十丈，墩周阔十丈不等。五里一墩，十里一台，墩置五兵，台置六兵，禁民外出。

　　整片沿海地域尸横遍野、血流入海，此有通商之意？

　　清廷种种举措，目的就是为了推动台岛远离大陆政务，以防其与三藩之乱形成联动，威胁初生的满清政权。

　　在这个过程中，清廷对于沿海诸省的强制人口迁居与海防作业及其残忍恐怖……

　　恕我直言，真的没有一丝丝“中原王朝统一主权”的政治诉求的模样。

　　甚至，清廷的提议，连明郑谈判代表、后来的“明奸”冯锡范都一眼戳破、难以认同，当场予以拒绝，即上文材料里举出的：

　　海澄实为厦门之户，决不可弃。今既承亲王之命，将海澄为往来公所。

　　3

　　和清廷历史定位一样尴尬的，恐怕就是电影《澎湖海战》的男主施琅了。

　　施琅是维护国家主权统一的民族英雄吗？

　　施琅是践行传统品行道德的风清之士吗？

　　施琅是契合古典政治人伦的气节大家吗？

　　这几个问题，几乎每一个都独立成章，却又共同汇聚于同一个历史人物身上。

　　近代以降，出于强调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政治需要，施琅作为“收复台湾”的“功臣”，其英雄形象被广泛宣传和塑造。

　　然而，这种宏大叙事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其行为背后更为复杂和阴暗的层面，尤其是在明末清初那个主体民族遭遇空前劫难、无数志士仁人浴血抵抗的时代背景下，在我看来，施琅行为的性质理应受到更为严苛的审视。

　　就传统名节的角度，施琅恐怕难称一位所谓“识时务”之俊杰，而是一个将个人恩怨与功名欲望置于民族大义之上的机会主义者和背叛者。

　　他的所谓“历史功绩”，恰是建立在对本民族抵抗力量的血腥镇压和彻底剿灭之上。

　　究其行为本质，终究是政治慕强心理、极端现实主义与苟且投机思维多重作用下的结果。

　　自春秋以来，“尊王攘夷”思想便成为儒家文化圈的核心政治伦理之一。明朝作为主体民族建立的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其覆亡于来自关外铁骑之手，在当时主体族群士大夫和普通民众心中，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亡天下”，而不仅仅是“亡国”。

　　顾炎武“亡国与亡天下”之辨，正是这一时代心态的深刻反映。

　　在此背景下，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是否构成“贰臣”的核心标准，在我看来绝非促进“疆土统一”，而是其在“华”与“夷”的对抗中，究竟站在哪一边。

　　毕竟，还是前文所指：纵使疆土统一，不过也是封建帝王家之功成。

　　因而，施琅并非孤例。

　　历来家国动荡日，自然汉奸辈出时。

　　明末清初、清末民初、抗战时期莫不如此……

　　从引清兵入关的吴三桂，到为清廷擘画南下策略的范文程，再到“三藩”中的尚可喜、耿仲明 ，以及更早的洪承畴……这些前明文武构成了助清灭明的“汉奸”群体。

　　他们或为私怨，或为高官厚禄，或为保存实力，动机各异，但结果殊途同归：都成为了关外征服者手中最锋利的屠刀，挥师砍向了自己的政权和同胞。

　　施琅的政治生涯始于明末，作为郑芝龙部下，他早期参与过抗清斗争 。

　　然而，他的第一次“变节”来得非常迅速：顺治三年（1646年），当其主帅郑芝龙决定降清时，施琅并未像郑成功那样选择与父辈恩断义绝、继续坚持抗争，而是毫不犹豫地追随郑芝龙一同投降了清朝。

　　这第一次选择，便奠定了他一生的基调。

　　在明朝社稷危亡、南廷尚存抵抗之际，他放弃了作为汉家将领的立场，选择了向被视为“夷狄”的关外政权屈膝。

　　而施琅一生中最关键、也最受诟病的背叛，无疑是与郑成功决裂并再次投降清廷。

　　这次背叛不仅彻底暴露其政治人格缺陷，更直接导致了郑氏集团内部力量的空前削弱，并为施琅日后成为剿灭郑氏之主力埋下了历史伏笔。

　　施琅与郑成功的矛盾源于多方面，首先就是施琅为人恃才傲物，性格偏狭，在军中与郑成功在治军、用人理念上存在冲突 ；直接的导火索则是曾德事件——施琅因庇护逃犯曾德，与郑成功产生激烈冲突，郑成功下令逮捕施琅及其家人。

　　施琅逃脱后，郑成功在一怒之下处死了施琅父亲施大宣、弟弟施显。

　　这桩血海深仇，成为了施琅彻底倒向清廷的直接动因。

　　然而，正是对这一事件的反应，在民族危亡关头或许最能检验一位政治人物的公私之辨与民族大义。

　　就当时境况，郑成功领导的郑氏集团是东南沿海乃至整个中国范围内硕果仅存的、最有实力也最具希望的主体民族武装抵抗力量，是无数不愿屈从“剃发易服”统治的主体民族复兴热忱所在。

　　面对私仇与公义的抉择，最终刻画了施琅此后最主要的历史形象。

　　藉此，亦是揭露了封建王朝时代抹不去的历史基因：权力的垄断与集中，必定会凌驾于民族团结和集体向心之上——高位阶级压迫所带来的政治诱惑，相比于孤守民族气节，实在是过于肥美，过于诱人了。

　　施琅晚年编撰《靖海纪事》，该书 收录了他攻台期间的各种奏疏、文告和往来文书。

　　但这部书与其称之历史记录，莫不如说是一部精心编排的个人功劳簿，核心目的在于彰显施琅“不世之功”，为背叛明郑集团进行辩护和美化。

　　在书中，施琅将自己塑造为一个深谋远虑、忠心为国、力排众议、最终克定全功的完美将领形象。

　　他在笔触之下反复强调自己对清廷的“忠诚”和对康熙的“感恩” ，将攻台之举描绘成上承天意、下顺民心的正义之举。

　　明郑集团则被他贬低为“海寇”、“逆贼”，其抵抗被视为“负隅顽抗”，从而将自己剿灭同族的军事行动彻底合法化。

　　在所有施琅的奏疏中，《恭陈台湾弃留疏》被后世誉为所谓“最具战略眼光”、体现其所谓“爱国情怀”的代表作。

　　在攻克台湾后，清廷内部逐步出现“弃台论”，认为台岛孤悬海外，管理成本高，不如“迁其人，弃其地”。

　　施琅上此疏，力陈台湾在海防、战略和经济上的重要价值，最终说服康熙皇帝将台湾正式纳入版图。

　　这一行为，成为史书称颂施琅为“民族英雄”的核心论据。

　　然而，此处必须提出一个关键议题：施琅力主保台的真实动机是什么？仅仅是出于超越时代的“国家海权意识”吗？

　　事实是，台湾被纳入版图后，作为首功之臣，施琅家族在台岛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和权势，迅速“跑马圈地”侵占大量肥沃的土地，成为台湾最大的地主之一，其田产被称“施侯租” ，子孙后代也因此在台湾享有特权。

　　同时，保留台湾也便意味着需要在此设官驻防，建立庞大的军事和行政体系。

　　作为攻台主帅和最熟悉台湾事务的将领，施琅自然成为治理台湾、掌管海疆军务的不二人选，这得以确保其军政生涯之顶峰持续绵延。

　　还是前文那句话：封建就是封建，帝王就是帝王。

　　4

　　批判了清廷许久，或许会有读者以为本文将一概而论为明郑集团摇旗……

　　索典论祖，没有人可以超越时代的羁绊，也没有人能够挣脱所处历史单元的雕刻。

　　郑成功（及其家族）莫不如此。

　　1646年12月，郑芝龙终为满人以高官厚禄诱降，郑成功劝阻父亲不成，率约二十人到南安孔庙祭孔，焚烧儒衣，向孔子痛哭发誓：

　　昔为孺子，今为孤臣，向背去留，各行其是，谨谢儒衣，祈先师昭鉴。

　　但仅仅八年后，清廷遣使郑部，承诺给予兴、泉、漳、潮四郡为封地——郑成功欣然接受清廷“海澄公”之印。

　　只不过，郑成功始终拒绝剃发，同时以“兵马繁多，非数省不足安插”为由，要求将触角延及福建福州、浙江绍兴一带，并勒令浙、闽、东粤近沿各郡接受郑军安排。

　　这些要求遭到清碣石总兵苏利、潮州总兵刘伯禄、水师总兵许龙等人的抵制。

　　随即，清郑双方谈判破裂，逐步走向更大规模、更深层次的军事对抗。

　　这，也为郑成功“东征”、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埋下伏笔——他需要一个战略支点作为反清运动的军事要津（尤其1659年北伐至南京兵败后），既能够辐射大陆，又可以避清锋芒。

　　在这个过程中，与勾结荷兰殖民者的清廷高层形无二者，郑成功家族同样受到了域外殖民主义势力的拉拢和帮扶，那就是日本。

　　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是纵横东亚海域的巨商与海盗，其商业网络遍及中国、日本、东南亚；而母亲田川氏就是一位日本女性，郑成功本人更是出生于日本九州的平户（平户和邻近的长崎是当时德川幕府锁国政策下少数允许对外、特别是对中国和荷兰通商的港口），直到七岁才返回中国。

　　这种独特的“中日混血”背景，为他日后向日本寻求政治与军事支持提供了天然的情感与身份纽带。

　　当郑成功高举“反清复明”大旗独自支撑南明残局之时，他也相当自然而然的将目光投向了海峡对岸的德川幕府。

　　郑氏期望利用自己的日本背景，并诉诸于中日之间某种潜在的文化与道义共识来获取一场几乎不可能胜利的对清战争所急需的外部援助。

　　这一系列被史学界称为“乞师”的行动，构成了17世纪中日关系史上极为独特和重要的一章，并对后世——一直延续至近代的日本侵华时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我在此前电影《南京照相馆》的长篇影评里，就南京战役日本军队内部重重矛盾曾有写过——就南京战役的微观角度，是上海派遣军与第十军的矛盾；从对华战略的宏观角度，则是松井石根们与土肥圆贤二们的矛盾；而从一个更长跨度的历史观进行剖析，便是自大明王朝覆灭（甚至早在大宋王朝覆灭）之后，日本民族对中国的族群认同与共存方式产生了判断偏差。

　　推荐阅读：《南京照相馆》长篇影评

　　用日本儒士林春胜的术语，是为“华夷变态”：

　　崇祯登天，弘光陷虏，唐鲁才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

　　简单而论，直到今天，日本社会都有广泛的“日本继承了汉儒正统与王权法统”的群体认知。

　　也就是所谓“唐宋在日本，元清不中国”的「水户学」叙事。

　　明治天皇于明治二年（1869年）下令国史局总裁，称：

　　其速正君臣名分之谊，明华夷内外之辨，以扶植天下之纲常。

　　就连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玉音广播中使用的《大东亚战争终结诏书》中都明确自称日本为“神州”，即中国古称，所谓“神州之不灭信”；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在同一天切腹时所留下的遗书中也悍然书就“确信神州不灭”……

　　史册演进已近四百年，如今朱舜水在日本依旧受到顶礼膜拜（东京大学校园内仍立有“朱舜水先生终焉之地”之碑），更不必说百年前的血腥近代。

　　20世纪前后，以白鸟库吉、内藤湖南、稻叶岩吉、宫崎市定等为代表的日本东洋史学者，开创了所谓“满洲史”或“清史”研究新范式；再如内藤湖南，提出了著名的“唐宋变革论”，为后来的历史演进埋下了战争伏笔。

　　当日本人可以“理直气壮”以“尊王攘夷”旗号发动甲午海战，当伊藤博文严禁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以“中国”自居而勒令必须落笔“清国”，当日俄战争时期日军的口号竟然是“抵御沙俄、保卫中国”，当上世纪20年代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振兴我们的亚洲”等包藏军国主义祸心的幌子纷纷出炉……

　　特别是，在1937年那个寒冬的南京，当松井石根这样的屠夫竟会道貌岸然、装腔作势得“怒批日军军纪混乱”……

　　某种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便无奈的产生。

　　松井石根是一个铁杆“中国通”，倾心中华文明、特别是古代汉唐文化，也是一个虔诚异常的“泛亚洲主义者”。

　　作为著名日本浪人荒尾精的疯狂崇拜者，松井主张亚洲自决即反对欧美干涉亚洲事务、谋求“亚洲诸国归于日本统帅”。

　　他曾任张作霖顾问，并在东北地区领导日本特务情报工作、为侵略东北打下基础。

　　后来松井与国民党方面交好，尤其与蒋介石私交甚好（蒋介石1907年在日本的房子还是松井给他帮忙租的），在“反共产主义”的大旗下，松井石根也是拉拢蒋府向日本投降的主力说客。

　　我们今天发掘到的多数日寇在华投放的宣传物料，比如《南京照相馆》里反复出现的“日中亲善”等蛊惑人心的诱降宣传，多是松井石根这类“亚洲派”军国主义者的杰作。

　　而导致松井石根等军部“亚洲派”对蒋介石政府“死心”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就是1936年的西安事变，媚日怯日的蒋介石被迫与北上抗日的中国共产党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蒋府由此被松井石根视为“背叛”，并在此后加速了对中国的入侵，特别是长江沿线自东向西的军事进发，在这个过程中酿成了举世震惊的南京屠城惨案。

　　与土肥圆贤二等现实主义者不同，松井石根历来主张扶植国民党在中国建立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府，并与日本合作“革除满清异族对儒汉正统的侵蚀”。

　　因而，松井石根在张作霖被河本大作杀害后会那般的愤怒，一度要求军部清算河本大作。

　　松井深信不疑：张作霖势力一旦消亡，东北一定会“重回鞑鞑统治”——历史确实也应证了他的预判，土肥圆贤二于1931年将溥仪“请回”东北，通过伪满洲国于明面上复活了清王朝，并在此后进一步谋求华北自治，携伪满模式南下。

　　对于土肥圆贤二“将中国分而治之”的战略，松井石根等“泛亚洲”军官可谓极端反感。

　　他曾书信东京军部：

　　陆军方面为华北军（土肥圆贤二）意见所诱惑，对中国将来政局的判断错误，吾人对此颇为忧虑。

　　所以，当土肥圆贤二领导的特务部在北平扶植起“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松井石根立刻就在华中地区积极推动建立另一个独立的“华中政权”，其目标是“成为统一中国的核心”。

　　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俟七七事变爆发，松井石根再也坐不住了，他立刻组建精锐的上海派遣军决意“沿着长江征服南部中国”。

　　明晰了这些，再品读一番《南京照相馆》导演申奥在路演时说的那句“南京大屠杀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在上海战役之后就已经发生了”，何其精准。

　　松井石根的目标从来就不是上海，而是中华民国——满清之后终又迎来的一个崭新汉族中央政权的首都，南京。

　　南京这座城市，因大明王朝与中华民国的政治存在，在松井石根的眼中宛如“传国玉玺”。

　　他没有办法接受南京如东北、华北、蒙古、山东等地一样也被土肥圆贤二们树立为「地方割据亲日政权」，他要的是一个统一的「尊日中国」。

　　贝尔加米尼曾断言：

　　南京浩劫的可怕部署始于1937年8月15日。

　　这一天，松井石根受命担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

　　他受宠若惊，迫不及待地向近卫文磨表示：

　　别无他途，只有拿下南京，打垮蒋介石政权。这就是我必须完成的使命。

　　数日后，松井又在东京车站对前来送行的杉山陆相说：

　　无论如何要攻打南京，使国民政府屈服，这是膺惩支那的特殊使命决定的。

　　然而，随着1938年初松井石根被召回国内，他的泛亚洲门罗主义理论也随之消沉。

　　这其实也是此后中国大地上各类汉奸伪府层出不穷且互相敌对的原因。

　　典型如1938年8月，在土肥圆贤二、喜多诚一的精心安排下，伪华北临时政府和伪南京维新政府的代表在大连开会，商讨所谓“统一”问题。会上众汉奸们分歧不断、以至险些动手……到9月22日，双方才同意由王克敏、王揖唐、朱深和梁鸿志、温宗尧、陈群组成在华各伪府的联合委员会。

　　此后，伪北平临时政府继续控制华北，伪南京维新政府管辖华中沦陷区。

　　泱泱中国，在土肥圆贤二、梅津美治郎们的操弄下，东北有溥仪首的伪满洲国，华北有王克敏为首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华中有梁鸿志为首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内蒙古有德王为首的伪蒙疆自治政府，徐州还划出一块伪准海特区由郝鹏为特区行政长官……至1940年3月，汪精卫的南京伪府成立，伪维新政权才被撤销，其成员仅有梁鸿志和少数早年由国民党沦为汉奸者留任，大多数遭汪精卫排挤、被迫下台。

　　5

　　由20世纪的松井石根再说回17世纪的郑成功，你会发现一条难以言墨的历史支线。

　　郑成功父亲郑芝龙以日本为早期基地，曾迅速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海上商业与军事网络，船队频繁往返于福建、台湾、日本和东南亚各地，从事丝绸、瓷器、糖等商品的贸易。

　　在这个网络中，日本不仅是重要的市场和利润来源地，更是郑氏集团获取战略物资如白银（用于购买军需和支付军饷）、铜（用于铸炮）、硫磺和优质日本刀（倭刀）的关键渠道。

　　可以说，郑氏集团的军事力量有相当一部分是依靠对日贸易的利润和从日本输入的物资武装起来的。

　　这种深厚的经济联系，意味着郑氏家族在日本拥有广泛的人脉和商业利益。

　　郑成功的舅舅田川七左卫门等亲属，在日本社会中扮演了郑氏家族代理人的角色，为双方的沟通和物资流动提供了便利。

　　因此，当郑成功投身于抗清事业时，日本对他而言并非一个陌生的国度——反之，那是一个熟悉的、拥有潜在资源的战略后方。

　　正如在他日后写给幕府的信中反复强调自己“生于贵国”、“余生于日本”，并表达“深慕贵国之风”、“思慕日本之心尤深”。

　　他试图通过强调这段血缘和地缘联系，将自己塑造成一个与日本有“叔侄”、“兄弟”之情的特殊人物，从而将一场跨国军事求援包装成某种程度上的“家族内部求助”，以此拉近与德川幕府的心理距离，超越纯粹的国家利益考量，诉诸于一种更原始、更具说服力的政治情感共鸣，从而合力击退清军，实现大明光复。

　　由于深知日本受儒家思想侵染，郑成功尤为看重“大义名分”。

　　因此，他在一封又一封信中将自己的抗清事业描述为一场“华”对抗“夷”的神圣战争，试图激发日本统治者作为“中华文明圈”一员的道义责任感：

　　大明龙兴三百年...鞑靼乘虚而破两京，神州悉污腥膻！

　　而这，当然是符合自明朝中后期便不断袭扰我东南沿海、觊觎泱泱中华版图的日本高层之战略期待的。

　　据史而书，郑成功的对日求援行动几乎贯穿了其抗清事业的始终，重要的几次包括：

　　1647年（永历元年/日本正保四年）： 这是郑成功首次正式向日本求援。他派遣使者，希望获得军事和物资支持 。此时郑成功刚刚崭露头角，力量尚弱，急需外部输血；

　　1648年（永历二年/日本庆安元年）： 郑成功再次遣使赴日。此次求援的信件被收录于日本文献中，信中首次明确打出了“感情牌”，强调自己“生于日本，思慕日本之心尤深”，希望日本能念及“叔侄、兄弟之情”施以援手 。这次求援的背景是清军在福建攻势猛烈，郑成功压力巨大；

　　1651年（永历五年/日本庆安四年）： 郑成功再度求援；

　　1658年（永历十二年/日本万治元年）： 这是郑成功规模最大、也最为后世所熟知的一次求援。在准备发动大规模北伐、围攻南京的前夕，他派遣僧人桂梧、如昔等作为使者，携带重金和措辞恳切的国书前往日本。此次求援的目标非常明确，即“乞假数万之兵”，希望日本能直接出兵，与他协同作战，一举恢复明朝江山……

　　而作为“观战者”的幕府高层，对郑成功的求援倒颇为谨慎。

　　尤以彦根藩主、井伊直孝为首的保守派最为克制。

　　井伊直孝曾指出，出兵援助郑成功，就意味着与已经在中国大陆建立稳固统治的清朝直接开战……在他看来，与清朝结仇将是“永世之害”，且对于刚刚通过“岛原之乱”巩固了国内统治、并致力于维护和平与稳定的德川幕府而言，卷入一场胜负难料的国际战争，风险过高。

　　但拒绝出兵并不等于完全断绝支持，日本对郑氏政权的支持事实上非常多元，比如物资与武器的秘密输送，通过长崎的贸易渠道，郑军能够获得重要的战略物资如铜、铅、硫磺以及鹿铳（一种火绳枪）、倭刀等武器装备。

　　再则便是情报的交流与共享，长崎作为当时日本唯一面向中国的窗口，是获取中国大陆情报的中心。郑氏的船只和人员不仅带去了求援信息，也带回了大量关于清朝内部局势、军事部署的情报。这些情报通过“唐船风说书”的形式被记录下来，成为幕府判断时局的重要依据，也间接服务于郑氏的抗清事业。

　　前文提及的《华夷变态》不仅仅是一部情报集，更是一部思想宣言。

　　它记录了从吴三桂起兵到郑成功抗清等一系列被视为可能“光复中华”的事件。

　　林春胜在序言中就表达了一种期望：

　　若夫有为夷变于华之态，则纵异方域，不亦快乎！

　　意思是，如果能看到（在中国）发生从“夷”变回“华”的转变（即反清复明成功），那么即便是身处异国他乡（日本）的我们，不也感到非常痛快吗？

　　这充分体现了当时日本主流知识界对郑成功等抗清势力的精神支持和道义认同。

　　他们将郑成功的事业，视为帮助中国“夷变于华”、恢复文明正统的希望所在……

　　毋庸讳言，自日本立场，明郑集团不过是其侵略中华、蚕食亚洲大陆的地缘跳板与政治抓手，从17世纪一直到今天，可以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一理念。

　　因而，日本势力对郑成功的军援是需要跳出「反清复明」这个框架的。

　　郑成功去世后不久，他的事迹就在日本民间广泛流传。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1715年（江户时代中期）上演的净琉璃（一种木偶戏）《国性爷合战》（こくせんやかっせん）。

　　这部戏剧由著名剧作家近松门左卫门创作，上演后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连续数月场场爆满。

　　剧中，郑成功被塑造为一个名为“和藤内”的日本武士形象。他勇猛无双，充满智慧，在日本接受训练后，渡海来到中国，凭借其超凡的武艺和日本友人的帮助，带领数万日本武士，一路过关斩将，大破“鞑靼”军队，最终成功恢复了明朝江山。

　　然而在此剧中，在这个“日式郑成功”的率领下，明朝老百姓被逼着剃了日本月代头，穿上日本服装和服——之前被满清统治者逼迫剃发易服的明朝百姓，居然又被日本人逼得换了发型……

　　直至今时今日，郑成功的形象依旧在日本饱受推崇——只不过，现实情况是相当忤史且阴暗的。

　　在右翼集团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鼓吹下，郑成功的历史被日本方面塑造为侵犯我国主权的某种虚无倚靠。

　　这实在是对史书会错了意。

　　日本平户市的川内海岸，供奉着郑成功

　　与日本四百多年来的“文化误解”不同，郑成功在17世纪对日本的主观依赖，是需要被放置于「反清复明」这个框架之内的。

　　郑成功一生的政治追求，从始至终都是抗清，他的身份认同核心从始至终是一位“大明忠臣”。

　　这一点，在他所有的政治行动中都得以体现：他奉南明永历正朔，使用永历年号，其最终目标是在大陆上重建明朝统治。

　　他对清朝的敌视是根本性的、不共戴天的，这不仅因为清朝是其“君父之仇”，更因为在他所受的传统儒家教育中，满清代表着需要被驱逐的“夷狄”。

　　因此，郑成功的所有外交活动（包括对日“乞师”），都必须被置于其“反清复明”这一最高战略目标之下来理解。

　　还是那句话：封建就是封建，帝王就是帝王。

　　追求一统江山的清廷也好，图索台湾地主之位的施琅也罢，亦或是一度接受清廷册封“海澄公”的郑成功家族，不论是面对荷兰人还是西班牙人或是日本人，阶级的历史局限性始终无法战胜民族意识。

　　这就是《澎湖海战》等“封建帝王书”的尴尬所在。

　　它寄希望于用帝王将相的封疆思维，套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革命征途，同时又谋求某种“千古一帝”般的英雄主义叙事，以覆盖新中国价值观所追求的“人民万岁”……

　　这必然会遭遇失败。

　　6

　　这部电影的所谓“必然遭遇失败”，如下又是一副案例：

　　看到这条央视主动为《澎湖海战》做宣传的微博，实在有点崩不出了：“东宁”都整出来了？

　　严格来说，“东宁”并非一个单一、稳定的政治实体名称，而是一个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语境下具有截然不同含义的政治术语。

　　其真正“发扬光大”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显性台独”势力开始在台岛掌权以来，逐步进行“台独史观”建构而促成。

　　就在去年6月，顽固“台独”分子赖某某在台发表所谓“团结十讲”，其中就有满口喷粪：

　　台湾自古以来就有独立生态系，台湾不是荒烟蔓草、无人居住，台湾早在信史、有文字以前就有独立的生态系。

　　1662年郑成功率兵击败荷兰人，并在台湾建立政权，随后郑经建立东宁王国，这也是从台南进来，东宁政权被英国人称为台湾王国，直到1683年施琅击败郑克塽，台湾才被中国王朝开始统治。

　　之后清领时期的200多年间，1875年设立台湾南路抚民理番同知，统治东部地区，后来1887年才设省，但也不是台湾全部，而且时间只有8年，因为马关条约割让给日本，所以台湾跟中国的关系也就没有了。

　　1895年马关条约第2条，清帝国明确割让台澎给日本，从过去来看，关系本来就不深，如果说要有任何关系，也在马关条约之后，中国政权跟台湾主权就没有关系了。

　　从赖某某这段话不难看出两点：

　　一、“台独”势力至今仍旧对日本殖民史怀有深深的历史受辱情结，即“种族主义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二、对所谓的“东宁王国”概念相当之依赖，甚至已成为“台独”理念张目的历史依据之一。

　　严肃审视，对岸的顽固力量对所谓“东宁王国”的认同，是确实是其“台独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主要特性就是“去中国化”：一方面通过塑造一个所谓的“以台湾为核心”的伪台湾国史，为“台独”提供伪历史依据；另一方面，企图建立“以台湾为主体的下一代史观”，借以误导台岛民众的历史认同。

　　比如台湾学者李筱峰在其多篇文章中就曾反复引述了这一论点：

　　撤退到台湾的郑经将东都改为“东宁”，天兴、万年二县，升为“州”，他自称为“东宁国主”，西洋人称之为KingofTyawan。他在答复清廷大臣明珠的信中，自称“东宁建国”。

　　一六七〇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负责人上书郑经时，对他称呼YourMajesty，即“陛下”之意。一六七五年更定官制，过去自称“卑职”的僚属，现在都称为“臣”。郑经俨然“独立建国于台湾”了，这是台湾历史上首次出现汉人建立的“独立政权”。

　　郑经自称“东宁建国，别立乾坤”，国际称呼他为“台湾的国王”(TheKingofTyawan)，俨然“独立建国于台湾”，这是台湾史上首次出现汉语族人建立的“独立政权”。

　　又如在薛化元主编的台湾历史教科书中，也将台湾的明郑时期强调为：

　　郑经称‘建国东宁，别立乾坤’。

　　事实上郑经所言“建国东宁”，真实意思表达不过是“建国于东宁”，指永历帝被杀后，将东宁一域作为反清基地而已。

　　大意可类比为“民国建国南京，新中国建国北京”——这仅仅是地理概念。

　　但在这些人笔下，台岛俨然一幅“独立王国”。

　　“台独”分子的这些说法，实际上与中外历史文献的记载完全相悖。

　　首先，郑成功在法理上属于中国南明政权的臣子，不仅被南明隆武皇帝赐予了“朱”这个国姓，还先后受封忠孝伯、招讨大将军、延平公、延平王等官职爵位，封号并为其子孙所继承。

　　南明隆武二年(1646)春正月，“明主以忠孝伯成功为御前营内都督，赐尚方剑，仪同驸马；寻封命佩招讨大将军印”，印上刻有“钦命总督南北直隶水陆官义汉土军务兼总督五军戎政并理粮饷节制勋镇挂招讨大将军印赐国姓蟒玉尚方剑便宜行事比照驸马礼体协理宗人府事总统使国姓”字样。

　　隆武政权灭亡后，郑成功又归附南明永历政权。

　　永历元年(1647)，“文移称‘招讨大将军罪臣国姓’。既闻永历即位，遣人间道上表，尊奉正朔”；永历三年七月，“永历遣使晋招讨大将军忠孝伯成功为延平公”，后加封为延平王。

　　郑成功去世后，其子郑经不仅继承了郑成功的统治，同时继承了其父在南明政权的官职头衔，称招讨大将军世子，继续奉永历为正朔，即便在永历十七年得知永历皇帝死讯后依然如此：

　　是年，永历讣至，世子犹奉其正朔，称永历十七年。

　　郑经死后，郑克塽嗣延平王位，仍称招讨大将军世子，从而造就了永历虽已死去长达二十多年，“海上犹称永历三十七年”的局面。

　　所以，郑成功及其子孙的中国臣子身份，在法理上是无可置疑的，它属于大陆中原王朝的血脉延续，而非所谓“台湾独立的政治生态”。

　　另外，郑成功及其子孙对外一贯自称为“藩”“本藩”“国姓爷”“世子”“世孙”，明确表明自己是明朝皇帝分封的藩镇。

　　如永历十五年五月十八日，郑成功在台湾颁布命令：

　　东都明京，开国立家，可为万世不拔基业。本藩已手辟草昧，与尔文武各官及各镇大小将领官兵家眷，聿来胥宇，总必创建田宅等项，以遗子孙计。

　　这一点，也可以从侧面即外国资料得以充分佐证。

　　如根据胡月涵整理的荷兰资料，1653至1655年间，荷兰巴达维亚总督和台湾长官曾多次给郑成功写信，称其为“国姓爷阁下”或“伟大的长官国姓爷”。

　　1656年6月27日(永历十年闰五月初六日)，郑成功在给台湾的公告中，还以“本藩”自称：

　　大员荷兰人之所为，与马尼拉西班牙人如出一辙，亦视商民为可供人食之鱼肉。

　　本藩闻知此情，心血翻腾，极为愤怒。......本藩亦决定与大员断绝贸易来往，任何船只，甚至连片板皆不准赴大员。......为严厉执行此道命令，本藩业已到处分派检查人员，检查所有到来船只。.

　　.....以上命令，望严格遵守。本藩既已作此决定，决不让步，亦不作任何改变。

　　......特此告知商民:大员与马尼拉系一丘之貉，既丑恶又傲慢。本藩言词及命令，犹如金科玉律，坚定不移。

　　中国农历闰五月初六日荷兰历

　　1656年6月27日

　　1661年郑成功以绝对民族英雄之姿态向荷兰殖民者发动总攻之后，郑荷之间有大量信件往来，包括是年5月1、2、3、4、10、24、25日以及7月1日的信件。

　　在这些信目中，郑成功一贯自称“大明招讨大将军国姓”，均采用永历纪年，并盖有“国姓爷”印章。

　　而荷兰方面亦称郑成功为“国姓爷阁下”，采用公元纪年，并由长官揆一签名。

　　1662年2月1日，无力阻挡郑氏收台的荷兰殖民者正式向郑成功投降，在交给郑成功的缔和条约中，他们称郑成功一方为：

　　自一六六一年五月一日到一六六二年二月一日围攻‘福尔摩沙’的热兰遮城的大明招讨大将军国姓殿下。

　　而郑成功交给荷兰人的缔和条约的条文也是自称国姓爷。

　　在同年郑成功给西班牙马尼拉总督的致函中，亦有如此内容：

　　大明总统使国姓爷寄马尼拉总督曼利克·特，喇喇之宣谕......永历十六年三月七日国姓爷。

　　7

　　可见，郑氏在与荷兰及其他国家的往来交涉中，一贯自称为“大明招讨大将军国姓”，或“国姓爷”，而荷方也称郑成功为“国姓爷阁下”，表明他们也认定郑成功是隶属于大明王朝的官员，而非“台湾独立势力”。

　　郑成功本名郑森，南明隆武帝赐其国姓朱，改名“成功”。

　　此后他常以“朱成功”自称，以表对明朝的忠诚以及所受大明皇恩的正统性。

　　之所以后人称呼“郑成功”，这与成王败寇之清廷的蓄意操作有关——清朝忌朱，因此修史时称其为“郑成功”。

　　在原始记录中，郑成功对外大都是自称“朱成功”，如设明太祖朱元璋神位祭拜时，就自称“忠孝伯招讨大将军罪臣朱成功”。

　　郑成功、郑经、郑克塽在台湾的身份，始终属郡王级别。

　　并且，郑氏家族只用“招讨大将军”名义发号施令，纵使在郑成功死后，其子郑经、其孙郑克塽相继管理台湾，二者都是使用“招讨大将军世子”之名义。

　　在《闽海纪略》《海上见闻录》和《闽海纪要》（又称《海纪辑要》）、《先王实录》（亦称《从征实录》）、《台湾外记》（或称《台湾外志》）等众多保存郑氏史料的文献中，提到郑氏和台湾经常使用的是“台湾”“东都”“东都明京”“东宁”“承天府”等词汇，但从未提到什么“东宁王朝”或“东宁王国”。

　　郑家在台穿龙纹蟒袍，但无论是颜色还是龙纹款式，都严守大明的规矩：常服为蓝衣，礼服为红衣，五爪龙纹不分正龙，行龙。

　　明郑自始至终尊奉明朝正朔，哪怕是在南明永历帝朱由榔殉国后，依然坚持使用永历年号，发行并使用永历通宝。

　　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决定了郑氏家族经略台岛的政治属性与历史定义：此地为反清复明之中华血脉据点，而非台岛独立之政治力量。

　　当然，从荷兰、日本等域外殖民者的角度，他们很快就在时代翻覆之间嗅到了“政治商机”，前者逐步调转身位，反认南下的清军力量为中华正统，辅佐攻台；后者则大力支持郑氏“拥台自立”，并在这个过程中日渐渗透台岛——这个过程延绵不绝持续不断，直至1895年的《马关条约》，日本对台岛近两百年的软硬兼施终得愿偿。

　　这些我在前文均有详述，此处不赘。

　　讲心里话，我实在难以理解这部电影制作团队的脑回路，就为了把明郑打成“台独”以彰显施琅攻台的政治合法性，连“东宁”都用上了就是不敢使用一个“明”字……

　　仅仅图索给明郑施加莫须有的污点，以致采信当今对岸“台独”颇为依仗的伪史概念——这真的是“主旋律作品”吗？

　　即使不谈历史之史观，现实之局势总得考虑吧？

　　包括冯锡范这个乱世降臣，他的海报也是一言难尽。

　　“忠诚伯”，这明明是他在叛明投清之后被清廷授予的，顺带着让他入了汉军正白旗。

　　因此，他的Title怎么着也得是“正白旗忠诚伯”——此人的忠诚是之于新清而非旧明的，此人的仕途最高顶峰亦是已与明郑无关。

　　明郑政权在其存在的二十三年间（1661-1683），从未以“东宁王国”或“东宁王朝”作为其政权的「正式国号」以形成官方自我称谓。

　　“东都”改“东宁”，本质并非建立新国号，而是对管辖区域的地理或行政称谓调整。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曾将台湾赤崁（现台南）改为“东都明京”，以此宣告台湾归属明朝，并表达欢迎南明永历帝移驻台湾的意愿 ，彰显抗清复明的初心。

　　对此，郑成功在其著名的《复台》一诗中也自剖心迹：

　　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

　　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

　　但在1662年4月，永历帝被俘虏后遭吴三桂杀害，南明最后的“小朝廷”彻底覆灭。

　　如此一来，原本对应的云南“西都”不复存在，“东都”也就失去了原本的象征意义，于是才有了改名之为。

　　前年在北京举办的纪念郑成功诞辰400周年暨收复台湾362周年两岸交流活动中，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许又声曾代表官方发声：

　　郑成功的一生虽历经剧变、动荡，但从未改变其台澎是中国土地、台湾军民是华夏子民的立场。

　　历史与现实都无比清楚：所谓“东宁”之谓，在明末清初绝不带有任何“独立”之味，反倒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被“台独”势力虚空捏造、嫁接拼凑式旁征博引得加注了“独立”成分，最终沦为今天对岸顽固派的政治依靠。

　　可是，竟然又被我方的文艺人士“如获至宝”一般的拿来使用，给电影《澎湖海战》中的明郑力量扣上了独立的污帽，这实在是给今时今日的“台独”分子递了刀子……

　　跋

　　还是前文说了很多遍的话：封建就是封建，帝王就是帝王。

　　粗暴的借古喻今，必定换来的是大尴大尬、大谬大误。

　　列宁曾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说过：

　　战争的性质是由哪个阶级进行战争来决定的，而不是由纸上写的东西来决定的。

　　疆土归一的大一统事业，是否在今天要由前事帝君为引，我想1945年4月《论联合政府》里的这段话恰如其分：

　　非统一于投降而统一于抗战，非统一于分裂而统一于团结，非统一于倒退而统一于进步。只有这后一种统一才是真统一，其他一切都是假统一……没有人民的自由，没有人民的民主政治，能够统一吗？有了这些，立刻就统一了！

　　而在建国后对《武训传》进行点评时，毛主席的言辞则更为切中要害：

　　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卑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以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

　　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让封建不再东山再起，让帝王不再死灰复燃，这是社会主义新中国最核心的价值观，也是引导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发展的根本风向标。

　　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解放事业与统一大业，是没有任何一座历史上的封建王朝的土地兼并运动、地主干戈伐斗可以去“隐喻”、去“类比”、去“投射”的。

　　因为新中国之“新”，就在于权力持有阶层、资源分配制度、暴力运动诉求，均完全区别于中国乃至全世界过去几千年的一切朝代。

　　如前文有叙，台岛被纳入版图后，作为“首功之臣”，施琅家族在岛内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和权势，迅速“跑马圈地”侵占大量肥沃的土地，成为台湾最大的地主之一，其田产被称“施侯租” ，子孙后代也因此在台湾享有特权。

　　同时，保留台湾也便意味着需要在此设官驻防，建立庞大的军事和行政体系。

　　作为攻台主帅和最熟悉台湾事务的将领，施琅自然成为治理台湾、掌管海疆军务的不二人选，这得以确保其军政生涯之顶峰持续绵延。

　　所以，不要妄图简单粗暴的“借古喻今”，这实在是对解放台湾这项「解放战争收尾作业」的极度矮化。

　　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无不都是史书里的正面人物，乃至清朝亦是事实存在着稳定国土版图的贡献。

　　但是，他们又是反动的。

　　在革命叙事里，他们是封建君主，是帝王将相，是地主阶级。

　　这就是辩证法。

　　从英雄主义到群众主义，从“城头变幻大王旗”到无产阶级专政——在新中国的价值观中，浩瀚史书一座又一座山巅顶峰，也不过都是“略输文采…稍逊风骚…只识弯弓射大雕”罢了。

　　那么，我们应当追随什么？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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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主义”，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