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珩墨| “告洋状”又来了：真正该感到羞耻的，到底是谁？

　　同志们好，我是子珩墨。

　　这些天，因为常州星宇股份的一桩劳资纠纷，一个散发着晚清霉味的历史词汇，再次刺眼地扎进了整个舆论场：

　　“告洋状”。

　　有人痛心疾首，大骂这群被裁的年轻人“没有骨气”、“把家丑外扬丢人丢到了国外”。

　　看到这些居高临下的道德审判，我只觉得荒谬，甚至感到一阵彻骨的悲凉。

　　一百三十年过去了，历史似乎走了很远。

　　可为什么今天，一群在法理和道德上本该理直气壮的中国年轻人，却还要把上百页材料一页页翻译成英文，递到海外，才能争取拿回本该属于他们的东西？

　　一百三十年的历史走到今天，究竟是谁一直在把压力层层推向底层，又究竟是谁，在一次次践踏这个社会最基本的契约与良知？

　　一

　　把时间的指针拨回晚清。

　　在那个腐朽透顶的封建官僚体系里，流传着无数令人窒息的民间惨案。

　　普通百姓被豪强霸占田产、被衙役敲骨吸髓，他们去县衙击鼓鸣冤，换来的是什么？是门房的勒索，是师爷的推诿，是“刁民诬告”的杀威棒！

　　打官司是一门明码标价的生意，冤假错案是家常便饭。

　　直到有一天，走投无路的老百姓发现了一个魔幻的现实：

　　只要你去找洋人入教，只要传教士给县太爷递一封简短的公函，那个高高在上、草菅人命的知县，立刻就会像一条摇尾乞怜的狗。

　　不仅火速翻案释放囚犯，甚至还会派人端着银子去教堂赔礼道歉。

　　为什么？因为在晚清官场的潜规则里，百姓的血泪是“可压可打”的杂音；而洋人的一纸信函，是足以让他们丢掉乌纱帽的外交事故！

　　后世的很多读书人，坐在书斋里痛骂当时的百姓“崇洋媚外”、“认贼作父”。可他们哪里懂得底层的绝望？

　　但凡本国的衙门肯为老百姓主持半分公道，谁愿意把身家性命寄托在一帮黄头发蓝眼睛的异族人身上？

　　老百姓从来没有抛弃王朝，是那个只对上负责、只对强权下跪的官僚机器，先抛弃了底层的公道！

　　二

　　历史的齿轮转到今天，让我们来看看星宇股份这107名应届毕业生的遭遇。

　　2025年的秋招，这家年营收过百亿、净利润刷新历史新高的A股车灯龙头，用一纸体面的技术岗和管理岗offer，把这群年轻人招了进来。

　　可到了2026年8月，就在公司准备冲击港股上市的前夕，资本的獠牙露出来了。

　　HR把他们分批叫到办公室，给出了一道极度无耻的“二选一”：要么以“个人原因”签字滚蛋，拿半个月工资；要么调去车间流水线打螺丝。

　　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在四百多人的HR群里赤裸裸地威胁：“只有签字，后续背调才不会受影响。”

　　星宇是经营困难、发不出工资了吗？

　　根本不是！他们账面现金充裕，转身就能派发五千多万的中期分红。在他们的半年报里，甚至还恬不知耻地写着公司践行“爱、感恩、责任”的家文化。

　　在资本家的账本里，这些年轻人不过是可以随时增减的“可变成本”。

　　如果走合法的裁员程序，他们需要向工会和人社局报告，需要支付高昂的违约金。于是，他们用一对一的“化整为零”，用“个人原因”的逼迫，试图把违法解除合同的代价，全部转嫁到劳动者自己身上！

　　这是对契约精神的公然撕毁，是对无产阶级赤裸裸的欺凌！

　　三

　　面对这种降维打击，这107个年轻人是怎么做的？

　　他们没有去拉横幅，没有去歇斯底里地闹事。他们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基于现代商业规则的阶级反击。

　　他们把劳动合同、约谈录音、聊天记录，整理成上百页的铁证，翻译成英文，兵分三路，精准地投向了港交所、欧盟供应链合规渠道，以及奔驰、宝马、大众等大客户的合规部门。

　　结果，奇迹发生了。

　　大众启动专项调查，奔驰定性其为“严重道德和劳动失当行为”，港交所介入处理。

　　更重要的是，随着国内人社局的通报和央视、《人民日报》等国家级媒体的雷霆定调，星宇股份的董事长终于低下了高昂的头颅。

　　道歉、停职、给出连补几个月工资外加求职生活补贴的巨额方案。

　　这107个年轻人，用一套基于规则的组合拳，把一家百亿市值的资本巨头，硬生生打回了谈判桌。

　　可是，当我们为这场反击欢呼的时候，难道不该感到一丝深深的悲哀吗？

　　四

　　有同志会问，国家有劳动法，有劳动监察和仲裁，为什么他们非要采取这种惊动海外客户的极端手段？

　　这就戳中了资本最阴险的阳谋！

　　按照国内的劳动仲裁流程，一裁二审走完，短则大半年，长则一年半。

　　可是对于这批应届毕业生来说，秋招的黄金窗口只有短短的三个月！

　　一旦走上漫长的仲裁之路，他们的应届生身份当场作废，考公、国企的大门就此关闭，人生的第一步就会被彻底拖入泥潭！

　　星宇股份就是吃准了这一点！

　　他们不怕你仲裁，他们赌的就是“你等不起”。他们利用这巨大的时间差，肆无忌惮地收割着年轻人的青春。

　　所以，这群年轻人把材料递给欧盟、递给港交所，根本不是什么晚清式的“借洋教欺压乡邻”。

　　那是弱势群体被逼到墙角后，无奈地利用资本害怕失去订单、害怕IPO折戟的软肋，去找那只“能真正管住资本的手”！

　　晚清的告洋状，是弱国无主权下刀架在脖子上的屈辱；今天的星宇事件，是无产阶级利用国际商业供应链规则进行的自卫反击。

　　这两件事形似而神不同，但它们的病根，却跨越百年死死地咬合在了一起：

　　当本土的救济渠道因为效率低下而无法提供及时的保护时，劳动者除了去寻找能一击毙命的外部筹码，还能怎么办？

　　五

　　今天，有些人依然在痛心疾首地指责这群年轻人“丢人丢到了国外”。

　　我呸！

　　真正丢人的，是那107个为了捍卫自己合法权益而拼尽全力的年轻人吗？

　　绝对不是！

　　真正丢人的，是那家把“爱、感恩、责任”挂在嘴边，背地里却把985硕士逼去打螺丝的无良企业！

　　真正丢人的，是我们眼睁睁看着资本把劳动合同当作一张废纸随意撕毁，却非要等到事情闹到国际供应链上，资本才会在市值蒸发的剧痛中极不情愿地低头！

　　资本是没有祖国的，它只认利润和规则。

　　今天，这些年轻人只不过是借用了西方资本主义自己制定的一套供应链合规法则，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狠狠抽了本土违规资本一个响亮的耳光。

　　真正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一条正常的国内维权之路，走起来会如此沉重、如此漫长？

　　跋

　　一百三十年前，山东冠县的梨园屯。

　　一块破庙的地基，官府整整二十年给不出一个服众的说法，任由洋教士拉偏架，最终逼得老百姓揭竿而起，烧出了震惊中外的义和团。

　　一百三十年后，常州的一百零七份离职协议。

　　百亿市值的企业在资本市场蒸发了十五点六个亿，才换来了一份迟到的致歉信和十五万元的求职补贴。

　　时代变了，形式变了，我们的国家早已经站起来了，拥有了完全独立的司法主权。

　　但是，那个悬在历史深处的考题，依然在滴着血：

　　公道存于体制之内，则人心向内；公道求于体制之外，则人心涣散。

　　当一个弱势的劳动者，走完国内一整套维权程序需要一年半，而他命运的转折点只剩下三个月时，你让他拿什么去等？

　　我们今天真正要做的，绝不是去堵住那封递向海外的举报信。

　　而是要把我们自己家的劳动保障之路，修得足够快、足够硬、足够有力量！

　　快到资本一抬手，法律的铁拳就能将它的侥幸砸个粉碎；硬到不需要任何一个中国劳动者，再绕过半个地球去寻找公理。

　　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告洋状”这三个字，或许还会一次次被翻出来，一次次刺痛我们记忆深处那些尚未愈合的伤口。

　　但我们终究要明白：

　　劳动者的尊严，从来不是资本施舍的结果，更不是等待某个资本家良心发现的结果。

　　它只能来自劳动者自己的团结，来自一次次争取，来自在每一个具体的位置上寸土必争。

　　所以，同志们。

　　团结起来。

　　因为一个孤立的劳动者，也许只能承受；而团结起来的劳动者，才真正拥有改变处境的力量。

　　尊严从来不是等来的。

　　它是我们自己守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