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干部成为利益集团的代理人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让我们深刻领会到，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反腐败永远吹冲锋号，这其中令人瞩目的一个新的亮点，是防止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代理人。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旗帜鲜明的指出，“坚决防止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集团的代言人、代理人，坚决治理政商勾连破坏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环境问题，绝不姑息”。笔者理解，这是今后一个时期反腐败工作的重点，也是反腐败向纵深挺进新的着力点，是进一步推进“自我革命”的新动向，其政治与历史意义十分重大。
一、这是建设“亲清”政商关系的新命题
政商关系在任何国家都是十分重要的社会关系，当今中国也不例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商关系的影响与作用十分突出，是不可忽视的重大政治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6年就明确指出，“新型政商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概括起来说，我看就是‘亲’、‘清’两个字”。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又明确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要求落到实处，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各级党委和政府在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上做了不懈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成绩不容低估。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总体上说距离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还差得很远，所面临的挑战主要在如下几点：
一是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要求还未入脑入心，成为一些领导干部的政治自觉。他们中的有些人同资本的关系“亲”则“亲”矣，“清”则未必；还有一些人同“商”的关系更是只想“亲”而不想“清”，甚至也不要“清”。至于具体的如何“亲”法，也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制宜，可谓异彩纷呈、气象万千了。
与此相对应、相映衬，则是他们同老百姓的关系普遍很“清”。这里“清”的涵义大致上同“疏”相等同，就是比较清淡、疏远的意思。这基本也已成定论，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就是证明。
部分领导干部身上说发生的这等“亲”“清”对象易位的现象，是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关系领域不容忽视的历史性变化，因为同谁说得来、越走越近，同谁说不来、不对付，越走越远，这历来是政治生态的晴雨表。曾几何时，共产党干部同穷人最亲，同富人最远，现如今则恐怕是总体上已经面目全非。
二是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要求还未做到自警自律，成为中国大商人、大资本的普遍遵循。一些集团与势力仍然在挖空心思地发挥资本收买的功能，从资本的本性出发，仍然要利用金钱杠杆把权力及相关掌权者搞定，拿下得越多越好、越大越好（有关这个问题请参阅笔者文章《金钱的收买功能与资本的政治作用》），他们瞄准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掌握实权、大权的高级领导干部发起猛烈的糖衣炮弹攻势，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置若罔闻。笔者以为，出于其本性，这些势力现如今不可能认同“亲清”政商关系，今后也照样不会认同与认可这样的关系。
三是资本的扩张、深入与挺进还在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在“扩张”方面，突出的成果与成就是在中国造就了一大批商业金融帝国（参阅笔者文章《中国究竟有多少商业与资本帝国》），孕育造就了一大批超级大款富豪，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出现强大利益集团与权势集团的组织基础；在“深入”方面，资本及其所营造的社会关系还在中国的各个领域各个角落蔓延；在“挺进”方面，资本的影响与作用不仅已经较大程度地影响到决心、决策与政策举措，而且还在继续向政治上层挺进，已经明显地表现为直奔“领导干部”而去了。
对此，应该怎么办呢？
正所谓千头万绪抓根本。事实证明，要想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首先必须解决好领导干部问题，利益集团、权势集团同领导干部的关系就是当代中国政商关系的牛鼻子，只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商关系才得以确立。不牢牢牵住这个牛鼻子，任何有关政商关系理想化的设计都一概要沦为空谈。这是建设“亲清”政商关系的新命题，也是十分关键的命题。
二、这是反腐败一场新的攻坚战
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自我革命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坚决防止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集团的代言人、代理人，把这项工作当做防腐败的重点，是一个空前重大的政治决断。
从权力监督的角度讲，权力的边界、底线与警戒红线不可逾越，在政商关系领域尤其是这样。在这个问题上，一些领导干部起了非常不好的作用，他们并没有把握好相应边界、底线，有的甚至严重地逾越了警戒红线。这并非是偶发与个别的现象，试问，现如今中国有哪个地方、哪个行业或者哪个领域敢宣称已经做到政商关系的“亲清”了呢？
从规范引导资本有序发展的角度说，阻塞资本通往权力的通道是干系重大的政治问题。客观地说，不同国家政商关系的模式都各有不同，其内部结构相当复杂，涉及到不同阶层、不同集团之间的关系，涉及到权力与资本的关系等。但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政商关系的重点与焦点无疑资本与权力的关系，这一关系集中的表现为领导干部同利益集团、权势集团的关系。
利益集团和权势集团收买领导干部，使之成为自己的代言人、代理人，这样的事情在如今的中国已经出现，应该引起高度的警惕。这是资本通往权力的所开辟的另一条通道，其作用与影响类似于草船借箭，也等于是借船出海、借刀杀人，是间接而不是直接地改变和颠覆政权，使之成为资本手里的工具。
因此，有关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集团的代言人、代理人的问题，有关政商勾连破坏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环境的问题，无疑是一种最新形式和更加高级的腐败，具有经济、政治以及社会问题复杂交织的突出特点。从更深、更大的意义上看，治理这一问题，将成为新的赶考试卷中的一道很深很难、并且占分很多的考试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坚决防止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集团的代言人、代理人，坚决治理政商勾连破坏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环境问题，毫无疑问已经上升成为新时期反腐败新的十分重要的攻坚战，成为自我革命的重要着力点。
三、政策设计与制度保障很重要
做出决断、提出相应的命题，这只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后续跟进应该一整套完善健全的具体工作方案。
政商勾结破坏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环境既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政治问题，同时也是十分艰难的经济问题，更是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难以找到一击必杀、一招致命的办法，是一个典型的知易行难的课题，说出来容易做起来艰难。
首先是对象难以确定。究竟哪个“领导干部”已经或者有危险沦为利益集团与权势集团的代言人、代理人，没有哪个资本或哪家厂商会为此注册商标、明码标价，相反，这些人都堪称是新时代特殊形式的潜伏者，他们深谙潜伏之道，在日常活动中他们一定会表现与经营出一副大义凛然、忠心耿耿、一心为党为国的样子出来，为自己披上红彤彤的政治外衣，最大限度地保护好自己。因此，破获这些潜伏者，要比当年国民党破获共产党的地下党还更加艰难。如此将在中国造成这样一种现象，即明明知道利益集团与权势集团在政权内部发展培植了强大的代言人、代理人，但却难以找到具体是哪一个。
其次是性质难以判定。在高度活跃的社会生活中，政商之间肯定要发生关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国各地无论是哪一级政府都迫切需要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都千方百计地为企业做好服务，获得企业的满意，密切同企业及企业家、资本及资本家的联系，此乃大势所趋，为此，有的人甚至喊出了要“做企业家店小二”的口号。
但是，正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政商关系历来都是具体的人际关系，落实到这个层面，特定的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究竟为为哪一类、哪一种及哪一个企业服务，同各个不同企业家及商人之间建立了怎样不同的关系，这其中的奥妙与学问可就大了去了。具体的、现实的政商关系的性质也就很难检测、评估与判定了。
最后是关系难以驾驭。当代中国的政商关系究竟应该怎样驾驭，“政”与“商”彼此之间到底谁主谁次、谁服从谁，相关的理论阐释与逻辑厘定并不清晰。具体到新兴资本及新兴资本势力而言，为其设置“红绿灯”，规范和引导资本有序发展，这个过程中有没有斗争、要不要斗争，目前还存在相当程度的模糊（有关这个问题，参阅笔者文章《规范和引导资本必然是一场重大而激烈的斗争》）。坦率说，目前，有关“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要求已经被提高到新的政治高度，但具体斗争对象都是谁、都有谁，许多人仍不免是一头雾水，如同当代中国究竟有没有敌人、谁是敌人的问题一样，斗争的对手对象问题大多时候也都讳莫如深，很多时候都是以空喊一顿口号来应付了事。具体到政商关系上也是这样，到底是权力驾驭资本还是资本驾驭权力，彼此之间关系的本质属性是什么，目前所做的更多还都停留在表面现象上。
因此，针对“坚决防止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集团的代言人、代理人，坚决治理政商勾连破坏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环境问题，绝不姑息”这个命题，如何设计和塑造行之有效的制度举措就变得非常关键，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制度为支撑，“坚决防止”、“坚决治理”的要求就可能落空而难以取得切实的成果与成效。
应该承认，资本历来有着高度的政治敏锐性，中共二十大精神高度牵动着他们的神经。笔者相信，二十大报告有关“坚决防止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集团的代言人、代理人”的表述也一定为他们所高度关注。正因为这样，所以二十大刚一落幕，据说就出现了一定程度股市下跌、以及资本外逃、资本家跑路的风潮。但笔者以为，这恐怕只是资本及其势力最初的本能反映，进一步的反应还将更多、更大、更激烈，其中比较显著的一个，就是资本将在更高水平上发挥自己收买的功能，将以更大力度上向中国政治深处挺进，由此所导致的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集团的代言人代理人问题、政商勾连破坏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环境问题今后将变得更加突出、更加紧迫、更加具有颠覆性。
面对这一现实，如何“坚决防止”和“坚决治理”，将接受严肃的制度性与功能性拷问，而对于那些“民具尔瞻”的领导干部而言，如果没有可信的政治免疫力，或者说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足够自信的话，最好先不要同“商”打得火热，搞得“亲密无间”，还是先保持距离，离得远一点为好。
【文/张志坤，红歌会网专栏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