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之辛: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思考
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如今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党理论的一个重大课题。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曾经在网上写过一篇题为《谁来监督权力?》的文章,其主要内容如下:
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是历史一再显示的铁律而成为人们的共识。
据中央新闻中心公布的数据,自2012年到2021年九年间,全国立案审查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共392人;厅局级干部2.2万人、县处级干部17万余人、乡科级干部61.6万人。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除了告诉我们反腐斗争任重而道远,还把一个历史性的课题再一次以其突出的尖锐性呈现在人们面前,那就是:如何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如何真正营造出一个让官员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生态?
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就是说——让人民来监督官员,让大众来监督权力。
毛泽东的回答是那么信心满满,他的底气从哪儿来?就来自在他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施政实践。
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民众大会的讲演中十分自豪地说:“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如此清廉正气的社会,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都堪称奇迹。这是经得起人们实际考察和检验的现实。许多参观过延安的民主人士都为之感叹不已并由此预见到“得天下者,共产党也!”就连美国纽约《先锋论坛报》记者斯蒂尔在访问延安10天后也感慨地说:“我觉得在延安的访问中,真正体会到了共产党常说的‘为人民服务’,要是我在延安住上11天,我也会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朱德六十岁生辰,董必武写诗称赞他“甘为民仆耻为官”,而朱德则赞扬边区社会是“只见公仆不见官”。正是延安的“只见公仆不见官”,使它成为全国人民向往的革命圣地,吸引了大批爱国青年和进步人士,冲破重重阻碍,千里迢迢来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寻求建立新中国的真理。
这一切是怎么做到的呢?
首先是建立一切权力归边区人民的政权机构。边区政权由参议会、政府和法院三部分组成,参议会为最高政权机关,政府和法院都由它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参议会有选举、监察、弹劾政府政务人员和法院院长的权力;有批准各项计划,通过预算案,议决法规等决定各项重要公共事务的权力。(为了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中共变更了根据地革命政权的称谓,改为与国民党地方政权相同的名称“参议会”,但继承了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原则。)朱德评价说:“在中国,由议会选举政府,决定施政方针,边区是第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