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之辛：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思考

　　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如今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党理论的一个重大课题。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曾经在网上写过一篇题为《谁来监督权力？》的文章，其主要内容如下：

　　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是历史一再显示的铁律而成为人们的共识。

　　据中央新闻中心公布的数据，自2012年到2021年九年间，全国立案审查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共392人；厅局级干部2.2万人、县处级干部17万余人、乡科级干部61.6万人。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除了告诉我们反腐斗争任重而道远，还把一个历史性的课题再一次以其突出的尖锐性呈现在人们面前，那就是：如何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如何真正营造出一个让官员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生态？

　　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就是说——让人民来监督官员，让大众来监督权力。

　　毛泽东的回答是那么信心满满，他的底气从哪儿来？就来自在他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施政实践。

　　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民众大会的讲演中十分自豪地说：“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如此清廉正气的社会，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都堪称奇迹。这是经得起人们实际考察和检验的现实。许多参观过延安的民主人士都为之感叹不已并由此预见到“得天下者，共产党也！”就连美国纽约《先锋论坛报》记者斯蒂尔在访问延安10天后也感慨地说：“我觉得在延安的访问中，真正体会到了共产党常说的‘为人民服务’，要是我在延安住上11天，我也会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朱德六十岁生辰，董必武写诗称赞他“甘为民仆耻为官”，而朱德则赞扬边区社会是“只见公仆不见官”。正是延安的“只见公仆不见官”，使它成为全国人民向往的革命圣地，吸引了大批爱国青年和进步人士，冲破重重阻碍，千里迢迢来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寻求建立新中国的真理。

　　这一切是怎么做到的呢？

　　首先是建立一切权力归边区人民的政权机构。边区政权由参议会、政府和法院三部分组成，参议会为最高政权机关，政府和法院都由它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参议会有选举、监察、弹劾政府政务人员和法院院长的权力；有批准各项计划，通过预算案，议决法规等决定各项重要公共事务的权力。（为了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中共变更了根据地革命政权的称谓，改为与国民党地方政权相同的名称“参议会”，但继承了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原则。）朱德评价说:“在中国，由议会选举政府，决定施政方针，边区是第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