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男性不彰者竟有元首情结！――读书竟然能成为“圣人”
【有西方哲人对中华文明的评价：一个早熟的文明。
在这个星球处于文明的前夜，大都还处于茹毛饮血时代，中华文明就已达到了他的巅峰，我们今天所享有的器物便利――除了蒸汽机时代以及他后续所带来的一切之外――在那个时代几乎全都出现了；西方500年前刚开始“政教分离”，中国早两千年就已“子不语怪力乱神”；我们今天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大部分内容，都可从茹毛饮血时代的中华文明中找到根据或原型。
又有西方哲人对中华文明的评价：一个停滞的文明。
中国自两千年前进入他文明巅峰后就再也没有发展，无论器物方面、精神领域抑或制度领域，都在原地踏步，鲜有进步，政治上呈现的是“一治一乱周期律”――这一切停滞直到1840年外部世界用枪炮打开国门。
这两个评价是我八十年代接受的，我们那时许多人接受过这俩评价，是否出自同一个外国人？同一个嘴巴？我觉得甚为奇怪，两个评价的立论完全不同――就好比一个在谈论吃饭了没有，另一个在谈论什么时候睡觉，但是隐隐约约这俩立论有个共同基础。啥呢？
这个话题我写过十几年了，现在搜狐上还能搜到好几篇，再写烦得很！这两天“快手”上一位中年男白面侃侃而谈王阳明的“心学”，讲到精彩处嘎然而止，然后示意点击下方链接，全国包邮。忽然觉得应该再写一次。
中华文明的文字功能过于发达而抑制了其他功能，包括体悟功能，就好像灵长类动物发展了他的智力但双腿奔跑功能衰退。
中华文明的文字发展得较早也很成熟，功能发达，因此这个文明较早进入成熟期；但也正是这个原因抑制了其他能力包括体悟能力（王阳明的“心学”靠文字阅读是难以实现的）。这就是我对两个外国人所做评价的解释。
“快手”上中年男白面催促快快下单购书，愈发激起我的思考。近几年人们对“心学”之类反感有加，斥之为“心灵鸡汤”――前有北大的于丹，后有复旦的陈果，今有中年男白面，错不在王阳明的“心学”，需要到这个体系中查找原因，到文明深层去查找原因：
文字运用过于发达，而抑制了包括体悟在内的其他功能。
这就是我今天查找到的原因。当然原因多得很，这只是其中之一】
业界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马云从来不看书，要看就看他的书！
“马云不看书！”从来不是秘密，天下皆知，他自己也不止一次这么说，甚至就这么大庭广众，当着台下这么多莘莘学子，全然不顾青年导师的责任，这被王健林怼过，可这个传说不知哪儿来，我也网上几个传说得知，也不知如何验证。
这个“他”是谁？
大名鼎鼎的吴晓波！最近很少听到他的声音了，特别两年前他的那个“大部分人都是无用的，世界不需要很多人思考”被人怒怼后。曾几何时确实是经济学界和企业界一个“神”一样的存在，我曾注意过几个著名企业家，虽然嘴呐不善理论，一旦谈起来经常引用吴晓波，可见吴晓波在企业家群体中确有一些影响力；我也算读书人，经常跑书店，印象中他的书经常排放在企业家经济学人书架最显眼处、专柜排放，这个印象几十年了――马云的那个传说可能不假，马云讨厌读书人，可是一爱一憎往往通过这类反差对比的方式呈现。
我不买他的书，站着看看而已，我只买工具性、操作性较强的书，理论类的书偶尔也买，但要看心情，站在架子旁浏览几页，心情来了就买下。他的书名经常是《大败局》、《大败局2》、《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浩荡两千年》之类，一看场面很大，就知道里面感性的内容居多，与“企业”之类理性东西名不副实，心情一下就去了，再也不来。依我的直觉，女性一般不太喜用这类书名，如果男性则大都男性不彰，男性不彰者大都喜宏大的叙事来弥补自身人格上的欠亏。当然只是直觉，来自生命的直觉，遭遇这类读物我会离他而去。
并非完全瞎猜猜，也经常有实证，比如与他接近者有个印象，与他交谈时经常一付萎靡不振味，萎靡不振的眼神，吞吞吐吐的语速语气，与他发表的文字判若两人；甚至受邀发言，也经常是读稿子那种类型，经常就是照着他所写书稿原原本本读一遍。
生在一个思想（包括经济事项）激烈碰撞的时代，他不能用语言表达思想，表现不出好斗性、争斗性，一旦使用语言就一付萎靡颓废状，说他男性不彰肯定不为过；他的《大败局》、《大败局2》、《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浩荡两千年》，“大部分人都是无用的，世界不需要很多人思考”所示强势人格，只是长期使用文字的效应；
这种效应任何一个阅历正常人都能觉察出，何况马云――古代经常有神童，读遍前人诗歌，自己也就能赋上几首，不乏“大漠孤烟直”之类铿锵。马云固然不读书，这种烂文怎能读不懂？怎么可能把时间浪费在这种垃圾文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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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发表了《没有社团生活就难有“阶级斗争”――与A同志商榷》，其中表达了一个技术性观点：我们华人在体悟能力上稍逊于西方人（我把他用注的方式放在正文后）。
一个突出表现：我们华人过于用文字，用这种方式去感知外部世界，比如“阶级”之类极具理性思辨又内涵强烈的事物。1949年后相当一段时期我们对“读书做官论”进行了批判，我的看法是：这类批判重于价值正义而弱于哲学思辨，因此这类批判只能以社会运动或社会思潮的方式存在，而难以持续；还因为“批判”本身也大都以文本文字的方式进行，于是乎产生类似于哲学上的“自我关联”、“自我纠缠”之类怪圈――也就是说他要达到某个目的，然而他采用的手段本身反而离目的愈远了，于是乎这类“批判”效果总好不到哪儿去。“读书做官论”确实批的厉害，把他三个姥姥也批进去了，可是呢，比“读书做官论”更严重的东西却没有一丝触动，比如“读书成为圣人”。
“读书称圣”对中国人潜移默化的影响远大于“读书做官”，因为做官只是一小部分人的事情，思考这类事情当然也局限于极小部分人，影响有限，而在“人皆可以为尧舜”观念支持下，“读书称圣”对中国人的影响显然更大。
一般而言，多读书总不是坏事，文质彬彬嘛，但这需要度，有个平衡，超过了度就不是好事――意图通过读书去感知外部世界，这就超过了度；更坏的情况是我们自己还发现不了，因为我们已经陷入了哲学上所说的“自我关联”、“自我纠缠”之类怪圈，甚至1949年后的中国社会还在这怪圈上打转转，一会儿批判“读书做官论”，一会儿又批判“读书无用论”，总在两个极端间甩来甩去，因为殊不知，这两个极端在更高范畴上其实就是同一件事，都是用文本文字去思考、去感知，外部世界究竟怎样？很少通过体悟去感知。作为灵长类动物，人有高级的喜怒哀乐心灵情致活动，而文本和文字恰恰没法完全描述。
或曰道先生呀，你这说话就不对了，我们1949年后是非常强调“实践”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非常强调“实践”对“认识”的前置和决定作用的；但是且慢，我们强调的那个“实践”主要指物质性的――我们所说的“三大实践”包括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哪样不是物质属性？1949年后强调的“实践”主要局限于物质领域，而我这里强调的“体悟”是超越物质的，是包括心灵心智领域的。
“读书做官”在道德上腐蚀了华人――不经人民同意而仅凭个人读书努力就可上位统治人民，这是不道德的；“读书称圣”则损伤了华人的智力和判断力――用文字和文本来感知外部世界，甚至喜怒哀乐极度感性化的东西也不例外，这种环境下成长的人非痴即傻，智力正常已是奢望，靠他去成为“圣人”简直南辕北辙。
“文革”后四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始终弥漫着一股鄙视“文科”或“文人”的思潮，很少有人将其中的所以然（Why is）说清楚，在这个星球上这个现象肯定是华人文化独此一份，没听说过其他国家或文明如此厌恶“文科”和“文人”的，却又很少有人将其中的所以然说清楚，都是各说各的；我以为人们都看到了“读书称圣”的弊端，但又没将他显式揭示出来。
疾风暴雨时代（我一般行文中，指1840年鸦片战争至“文革”，有时也指“1949年革命”至“文革”结束）过去后，整个社会弥漫着一股“读书称圣”风气，与鄙视“文科”或“文人”的思潮相伴相生，我上面一大段铺垫，通过吴晓波这位具体人物及其作品来说明这件事。
不仅“读书称圣”，他的旗手们甚至还弥漫着一股子元首情结。比如那位文笔优美的“新加坡-安徽”女作家六六，她在东北与人争吵，一个不顺心就“人种有优劣”脱口而出。他的文字著述颇丰，他的作品在大陆、港澳台地区及整个东南亚华人聚集区黄金时段播放，说她“一个不顺心”已为他遮蔽些了，事实上元首情结充斥在她几乎所有作品中――我们一般称他“精英情结”，直到她公开大声呼出“人种有优劣”，明白无误向世人表明是一种“元首情结”。
自那以后她的作品在大陆陆续下架，但是影响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她看似冒犯了东北人，可能与她的经历有关（东北人当然有许多臭毛病），事实上她在冒犯整个华人甚至黄种人，细品她作品中所谓“高贵气质”，其实照着白种人模样描摹；我这里之所以用“新加坡-安徽”突出一下，她的祖籍安徽，后入籍新加坡，进入21世纪后不知哪儿刮起一股鄙视链风气，从小区内悬挂的“四川人滚回去！”横幅，到“河南人是小偷”全国口头禅，又到“投资不过山海关”……，这无数无数在短短数十年中刮起，我注意到他的方向是由南而北，其中不乏六六那样有着“新加坡-安徽”背景，因此我今天特意将她突出一下。
其中有个猜测，这是西方反华势力怂恿，因为华夏文明由北而南扩散，羞辱北方意在颠覆华夏；但我观察一段时间后认为，此说证据不足，我以为根子在“读书称圣”意识，原因在内部不在外部。
是的，这是我今天主要观点：一个意图以文字“称圣”的人，十有捌玖亦有“纳粹情结”或“元首情结”，我无意断章取义揪住吴晓波偶然一句“大部分人都是无用的，世界不需要很多人思考”不放，事实上与女作家六六一样，吴晓波大量文章都表达过“大部分人都是无用的，世界不需要很多人思考”这个意思――也许是显式语句，也许是隐式语句而已。
他的文章大都有《大败局》、《大败局2》、《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浩荡两千年》这类大气势、大格局，于是确也吸引了一些企业家，其中不乏著名的大企业家――于是也就有了“马云从来不看书，要看就看他的书！”这类传说，然而打开书一看就知道，他的文字从不写事，就是关于“人”或者“怎样做人”，他早期作品“红顶商人胡雪岩”序列开始，就是这个风格，他只会写“人”或者“怎样做人”，关于怎样经营“企业”本身固有之事是不可能传达的。
这也没什么错。有位外籍朋友也是位著名企业家说过：在中国做企业就是怎样与人打交道――事实上外国人也讲“人际关系”，他们把最复杂的“人际关系”都移交给了上帝处理，把他称作“人神关系”而已。写“人”或“怎样做人”中外没什么大区别，表现形式不一样罢了，关键在“读书称圣”文化下，一切前置都奔“称圣”而去，“大部分人都是无用的，世界不需要很多人思考”这类思想是自然而然的。
“快手”上一个絮絮叨叨的男人，专门讲“圣人之道”，个把月了。讲到精彩处就来个手势“下方链接”，让人们去购买他的“圣王诀窍”。我认识他，四十多岁的模样，似乎白面，我眼前一下闪现出吴晓波的模样，但是两人相差悬殊，吴晓波一付中气不足毫无自信的样子，这个人似乎信心满满指点江山，最大的招牌是一付似笑非笑的面孔，见他二十年来总是保持似笑非笑状。
印象中他与中学生攀谈比较多，三句不离“圣人”，经常上央视，早期曾讲解《曾文公集》、《曾子家书》、《曾子家训》，书店尽是他的书，近几年又在讲王阳明和他的“心学”。他滔滔不绝说：王阳明说心即理，不要到外物上求，先找到自己那颗心，而那颗心和我的身体就是“月明飞锡下天风”的法器，你就是你的法器。
他继续说：你要找到你自己，这种自己的存在，每个人都有他独特的价值，这是哲学上出发点，然后就有了“知行合一”，然后再有了他的终极纲领叫“致良知”。
他还说：我30岁左右开始细读王阳明，读了之后我才觉得后来读王阳明读的太晚。其实觉得每个人都应该读，不论什么年龄都不嫌晚，哪怕你这个中年到老年，都应该去读读王阳明的心学。他的意义首先在于自我解放，你来到这个人世间，最重要的不是和这个世界达成和解，最重要的首先是和自我达成和解，一旦完成这一关后，你的人生境界顿时就象开了一扇大门一样豁然开朗，碰到事情不再困惑……
然后屏幕上一行字：喜欢的朋友，点击下单，全国包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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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西方哲人对中华文明的评价：一个早熟的文明。
在这个星球处于文明的前夜，大都还处于茹毛饮血时代，中华文明就已达到了他的巅峰，我们今天所享有的器物便利――除了蒸汽机时代以及他后续所带来的一切之外――在那个时代几乎全都出现了；西方500年前刚开始“政教分离”，中国早两千年就已“子不语怪力乱神”；我们今天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大部分内容，都可从茹毛饮血时代的中华文明中找到根据或原型。
又有西方哲人对中华文明的评价：一个停滞的文明。
中国自两千年前进入他文明巅峰后就再也没有发展，无论器物方面、精神领域抑或制度领域，都在原地踏步鲜有进步，政治上呈现的是“一治一乱周期律”――这一切停滞直到1840年外部世界用枪炮打开国门。
这两个评价是我八十年代接受的，我们那时许多人接受过这俩评价，是否出自同一个外国人？同一个嘴巴？我觉得甚为奇怪，两个评价的立论完全不同――就好比一个在谈论吃饭了没有，另一个在谈论什么时候睡觉，但是隐隐约约这俩立论有个共同基础。啥呢？
这个话题我写过十几年了，现在搜狐上还能搜到好几篇，再写烦得很！这两天“快手”上一位中年男白面侃侃而谈王阳明的“心学”，讲到精彩处嘎然而止，然后示意点击下方链接，全国包邮。忽然觉得应该再写一次。
中华文明的文字功能过于发达而抑制了其他功能，包括体悟功能，就好像灵长类动物发展了他的智力但双腿奔跑功能衰退。
中华文明的文字发展得较早也很成熟，功能发达，因此这个文明较早进入成熟期；但也正是这个原因抑制了其他能力包括体悟能力（王阳明的“心学”靠文字阅读是难以实现的）。这就是我对两个外国人所做评价的解释。
“快手”上中年男白面催促快快下单购书，愈发激起我的思考。近几年人们对“心学”之类反感有加，斥之为“心灵鸡汤”――前有北大的于丹，后有复旦的陈果，今有中年男白面，错不在王阳明的“心学”，需要到这个体系中查找原因，到文明深层去查找原因：
文字运用过于发达，而抑制了包括体悟在内的其他功能。
这就是我今天查找到的原因。当然原因多得很，这只是其中之一。
注：我们华人在体悟能力上稍逊于西方人
你能通过阅读五线谱或简谱读出其中的韵味和情绪起伏波动吗？当然不能。你当然知道哪个音符表达了那种韵味，那一段音符表达了哪种情绪――音乐课上授课老师会教你的，但是韵味你读是读不出来的，只能通过乐器将他演奏出来或者歌喉演唱出来，才能感受和领悟其中的韵味和情绪起伏波动。
体悟是指通过体验而达到领会和领悟，体悟的形式多种多样但有一个共同点“身临其境”――比如轻声细语的娓娓道来体悟到“爱”，眼神的温柔对视体悟到“爱”等等，而我们汉族（或许由于文字表达的高度发达）高度依赖文字、文本、阅读来领会感悟“爱”。当然正常人都有能力去体悟“爱”，我这里只是方便理解随便举个例子而已，我们汉族过度使用文字去理解、领会、感悟外界，甚至“阶级”这类社会人文领域的内容，而西方人则通过各种形式以达到体悟――比如他们高度发达的音乐、器乐、歌唱、绘画、建筑等各门类艺术，他们的宗教更是善于通过各种艺术形式、建筑样式、活动场景、各种仪式去传播教义，文本阅读（比如阅读《圣经》）当然仍是重要的认识途径，但是通过体悟肯定是强于我们汉族的。
要知道孔子为《诗经》305首做注，他每一首都是唱出来的，每一首都是有曲子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多数记载孔子生平的历史记录，都信誓旦旦孔子305首是唱出来的，可是我们今天的《诗经》都是正襟危坐读出来的，以前学生摇头晃脑，聊且算点节奏罢了；事实上中国上古传说有“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今天我们只能看到“五经”，其中的“乐”不见了，在文明传承中遗失了。是不是有这回事？许多古文献信誓旦旦说存在过“乐”或“乐经”、“乐谱”这类东西，但秦汉以后根本就没见过，并且古人经常将“礼”和“乐”并称“礼乐”，我们今天也说儒家文明就是传承“礼乐”文明的。由此证明“乐经”失传是肯定的，我这里意在强调“体悟”是文明的一种能力，一旦受损，单靠文字是没法补救的。
【文/道一人，红歌会网专栏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