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开始进入不确定的时期

　　5月19日伊朗总统莱希等人因为乘坐的直升机坠毁遇难。按照伊朗的法律将在6月28日举行选举。从已公布的被批准的六个候选人中，保守派明显占优势，这和伊朗当前的国内外形势是契合的。需要注意的是，前总统内贾德、前议会议长拉里贾尼和前副总统贾汉吉里，这三位重量级人物遭到拒绝。

　　从所谓“强硬”、“保守”、“改革”的角度来说，现在的伊朗因为美国和西方的持续打压，特别是以色列在加沙的屠杀行为，实际上“改革”派已经没有了市场，即使“温和保守派”也很难出头。这是伊朗值得尊敬的地方——敢于斗争，不给投降派以机会。但是为什么内贾德这样的“强硬派”也被取消了候选人资格呢？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他对美国和西方的“强硬”而是因为他触动了教士集团的利益。

　　我以前说过，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是借助宗教搞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目的是摆脱国际垄断资本的控制，独立自主的发展本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赶了一个当时世界革命潮流的末班车。虽然在几次革命的浪潮中伊朗工人阶级等劳动人民冲锋在前、牺牲最大，但当时伊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人民党”因为主客观原因却没有担当起革命的领导作用，反而很快被边缘化、遭到清洗。伊朗的民族资产阶级作为半殖民的资产阶级不仅具有先天软弱性，而且具有依附国际资本和国内封建势力的特点，即使其中最激进的自由派也无法独自承担起这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具有广泛群众基础、拥有动员群众的思想和组织优势并且在多次斗争中具有成熟政治经验的伊朗教士集团就成为1979年伊朗革命的领导者，并赋予了其“伊斯兰”的色彩。

　　在革命前教士集团的阶级基础已经从传统的地主和巴扎商人变为破产的中小地主和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尤其是获得了那些在巴列维搞得所谓“白色革命”后破产的农民和丧失土地沦为非熟练工人的底层民众的支持。这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虽然具有宗教色彩但具有一定进步性的原因，也是伊朗能够在八年“两伊战争”和美西方不断“制裁”中坚持下来并成为目前这一地区为数不多的具有一定工业实力（尤其是军事工业）的国家的根本原因。

　　正如我在《中国式现代化开启人类历史新征程》中说的那样：现代化决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自从资本主义来到人世间，能否及时实现现代化就成为摆在全世界所有国家和民族面前的一道生死门槛。但是资本主义又是只能少数国家剥削、掠夺大多数国家来实现“现代化”的一种制度体系，是一个“中心”不断剥削“边缘”、向“边缘”转嫁危机的过程。因而资本主义的世界必然是极少数的发达国家和大多数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这就注定了“老师总是打学生”——没有一个列强愿意其他国家从自己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变成和自己一样的强大的竞争对手。不要说伊朗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就是俄罗斯这个曾经的列强，不也是挤不上西方列强的“桌”，只能被当成菜单中的一道菜吗？（当然，在“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西方能不能吃下去是另外一回事）

　　对于伊朗而言，现在的问题是他们的“制度红利”已经吃得差不多了——也就是说1979年革命以后曾经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发展的潜力已经挖掘的差不多了。不仅当初在无奈情况下由教士集团充当领导的消极作用越来越明显，而且在革命后以当权的教士——军事官僚集团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造成的“利益藩篱”越来越膨胀、越来越阻碍社会进步，越来越被伊朗底层群众所难以容忍。这恰恰是内贾德和哈梅内伊矛盾的实质所在。

　　这次伊朗在美国和以色利一再挑衅、威胁，伊朗实际上已经和以色利、美国处于战争的情况下补选总统，内贾德却被排除在外，说明什么呢？说明历史造成的教士集团的领导地位不仅已经固化而且失去了革命时期团结其他进步势力的联盟性质，为了自身的利益拒绝改革。

　　无论是从生物学意义上还是从政治或者社会意义上，丧失自我更新或者革新能力就是走向死亡，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更何况对于伊朗这种处于险恶的环境中的国家，更是如此。（见《丧失自我革新能力就是灭亡》）

　　我估计6月28日的选举后可能会发生群众抗议乃至冲突。在历史的惯性之下，也许伊朗当局能够应付过去，但是平静的黄河下蕴藏着巨大的旋涡，地下的烈火总要冲破一切束缚燃烧起来。

　　有人肯定会说要警惕美西方的挑拨。无风不起浪，一致对外的前提和基础是切实关心底层群众的生活，而不能不顾群众死活只要求群众“爱国”。群众尤其是工农这些底层的劳动群众总是爱国的，但他们没必要也不可能长久的既给权贵当牛做马又忍受国家被封锁和资产阶级争夺势力范围的种种代价——那是永远也做不到的。只有工农劳动群众自己的国家才值得他们为此牺牲一切。

　　如果没有革命的领导核心，一盘散沙的群众难以形成建设性的力量，可能出现萨达姆、卡扎菲垮台后的伊拉克、利比亚以及穆巴拉克倒台后的埃及那种悲剧。我们希望伊朗人民能够避免这种悲剧。

　　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出发，对于伊朗的动态我们不能熟视无睹，必须积极援助一切革命和进步的力量。历史上，波斯和中华的兴衰紧密相连。无论是从“一带一路”还是从中国国家安全的角度，我们都要高度关注伊朗、中东局势的发展，发挥我们的建设性作用。

　　有一个历史的插曲。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有人居然喊出了“打倒中国”的口号，并且和“打倒美国”的口号并列。这当然是误会，而且很快就消除了。为什么会发生这个误会呢？因为1978年8月，当时的中国总理访问了伊朗。这倒提醒了后人。

　　共产党人因为有无私的胸怀和远大的理想，更有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应该也必须有着最敏锐和镇定的政治判断力、行动力。在这方面，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提供了榜样，今天我们尤其要学习这些老革命家在重要关头把握历史主动的意识和能力。

　　2024年6月13日

　　【文/宋新滨，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