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毛时代是如何实现人的发展领先于经济发展水平的？

　　毛时代的预期寿命和人均教育水平，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程度，远高于人均GDP数字接近的其他国家。这是一种人自身的发展，全面和大幅度领先于经济发展水平的现象，是社会发展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体现。在改开之后，各种社会问题大范围爆发，官学主流总是说这些问题只能够等待经济进一步发展，才能够得到逐步解决或者缓解。实际上，我们看到了相反的趋势，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发展滞后甚或大幅度倒退，由此才导致各种问题，在现实中间也找不到解决问题的路径。

　　记得2008年，乌有之乡举行过一次改开三十年的民间学术会议，社科院路爱国研究员提交过一篇论文，题目就是《改革三十年，中国成为一个正常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穷国有的各种问题中国慢慢都有了，从前之所以没有类似问题，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对于社会超前发展和人自身发展的高水平支持，现在，这个支持系统被逐步逐步消解之后，就再也没有条件跟穷国不一样了。

　　一、资本主义社会中间收入提升解决不了相对贫困化问题

　　不过，非常明显的是，今日中国人均收入数量是在上升，但是，普通人的日子，是更难过了。收入上升的幅度，远远赶不上支出的快速增长，导致相对贫困化在全社会蔓延，不说普通劳动者，就是小资白领阶层多数，也走不出相对贫困化的陷阱。

　　在这个方面，社会公众的认知水平，远超主流官学两界的研究——当然也可能是意识形态工作者，在懂了之后继续装不懂。在生活费用市场化之后，举凡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等方面，都纳入利润最大化轨道之中，其服务价格快速攀升到大多数人承担不起的地步。民间流行的顺口溜说“住房改革把口袋掏空，教育改革把两老逼疯，医疗改革是提前送终。”生命再生产中间，几个关键环节的成本，都上升到大多数人背负不起的地步，故，民间称之为“新三座大山”。

　　所以，资本主义制度，不仅仅是一个占取剩余价值的剥削问题，这只是一个要害部位的阶级再生产机制，普通劳动者的经济状况改善或者提升，拿到合理的收入是重要的；更关键的是，要夺回主要生活费用支出的定价权。

　　南街村的典范意义就在这里——以村民人均货币收入低于全国农村居民收入中位数的抵起点，实现了“免于匮乏、免于忧惧”的经济自由，还让每个村民都得到一份有尊严的稳定工作。

　　仅仅依靠提升收入，肯定解决不了大多数人的经济困难问题，毕竟，大的社会体系不改变的话，仅仅依靠收入提升，连小资白领阶层所谓中产阶级多数，都很难挣脱相对贫困化的陷阱。说到底，在资本社会里，收入超过平均水平之上的家庭，也不会很宽裕的。

　　二、毛时代的福利事业生产与供应机制是怎么样的

　　社会主义制度，对生命再生产的支持力量，主要是基层制度的创造性革新，由此带来各种福利事业的定价权，始终保持在劳动者手里，也是按照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去定价的，以这样一种福利事业的生产机制，去支撑社会超前发展的。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说：毛时代的人民公社，是把传统的宗族互助制度，提高到了国家制度水平。沟口雄三对于传统的理解，相对准确一些，对于毛时代的理解，还有盲点；国家制度水平的互助性，主要在于大量基层干部与普通群众处于经济上的同一个阶层——收入差距很小，由此，群众的困难也是基层多数干部的困难，只有有可能，就需要以共同努力创造新的福利生产与供应体系，惠及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

　　老田生于1960年代中期，高中时与公社陈书记的儿子同班。那个时候，公社书记的工资也不高，如果没有赤脚医生，他自己的老婆孩子也没有地方看病，没有小学中学教育的普及，他儿子也没有地方上学。由此，文革期间官僚体系受到大范围冲击，卫生部教育部差不多停摆了，解放军军官在各个地方主政——他们对于举办这些事业没有先入之见的干扰，因此，妨碍大量兴办公共事业的官僚体系的“正规化陋习”，就在官僚体系中间不再起作用了。

　　1968年末，《人民日报》刊载了赤脚医生覃祥官的成功经验、山东嘉祥县马集公社侯老师王老师的“侯王建议”（把小学下放到大队去办，大量启用只拿工分的民办教师）之后，全国各地的公社三级体制，都积极行动起来，迅速在中国农村普及了小学教育和赤脚医生。其主要的基层支持力量，就是困难与群众差不多的干部群体，会想方设法与群众一道努力，去共同推进这些事业。因为文革消弭了官僚阶层的“正规化陋习”的阻力，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共同努力在很短时间内，就在广大农村普及了合作医疗与小学教育，然后不几年，又出现了小学办“初中班”或者各种“带帽中学（高中）”。

　　所以，巴黎公社的原则之一——国家公职人员只能够拿劳动者平均水平的收入，这个安排的要害，是把官员与普通劳动者的经济困难齐一化，然后，借以激发共同努力，去追求共同进步。

　　巴黎公社的原则的重要性，在中国得到了历史经验的充分检验。1974年邓某人说，农村合作医疗“是社会主义办了共产主义的事情，要扭”，这个话，我们公社的陈书记就肯定说不出口来——毕竟他自己也有这样的困难要解决。邓某人能够轻飘飘地说这个话，是因为北京的大医院大门对他们家完全是敞开的——他自己和家人没有这样的困难，就肯定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了。我们今天回顾，毛教员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文革“非常及时、很有必要”，还可以从普通群众由此得到一个人自身发展的制度空间方面，去加以印证。

　　毛时代的城市，也是在单位制内部，承载的集体福利生产制度的。今天回顾，其主要的制度支撑点，就是干群经济分层上的一致和共同努力。在各个单位内部，福利事业办理的方式和经费来源，则多种多样，强势的大企业诸如武钢——有能力在国家投资和财政预算中间拿到钱，办高水平的职工医院和子弟学校等等；最差等的街道工厂，也能够发动工人搞集体劳动盖几间屋子——有需要的人，每人凑一两块钱，请一两个细心的职工家属，来帮助照顾婴儿，办一个托儿所什么的。办这些事情并不难，所需要的资源也不是找不到，制度难点或者障碍点，反而来自官场陋习制造的各种障碍。

　　社会主义对于生命再生产的支持，其主要动力，来自于基层和群众需要，也内在于非阶级的分配制度塑造的干群平等。

　　三、为什么再发达的资本主义也会带来社会发展程度远低于经济发展水平

　　记得前几年，在微群里讨论，有高校青椒说：“芯片不会做就算了，怎么连托儿所都不会办了”；我开玩笑说，要是你们院长校长家里也有这个困难，那明天就可以解决，从公家拿钱办，到个人凑钱办，办法多的是。

　　所以，资本主义不仅仅是在生产现场榨取剩余价值，关键还在于夺取劳动者对于福利事业的生产与定价权，从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大多数人不得不陷入相对贫困化状态——哪怕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也依然如此。

　　毛教员1955年在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按语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今天回顾，劳动人民要实现进军的深度和广度，确实需要一个非资本主义的制度支持，各项事业不能够为“利润最大化”而生产，同时定价权还需要回到劳动者手里。在毛时代早期，合作医疗和教育普及不到农村，原因是官僚主义者的“正规化陋习”所障碍，文革消弭了这个障碍，所以，劳动人民进军的深度和广度，才由此得到更多的实现。背后的支撑力量就是基层干群一致的共同努力，而这个共同努力的起点则是干部群众的经济平等。

　　可能，邓某人对于基层干部，多数跟他不一条心，这一点他还是清楚的。温铁军曾经回忆说，在推广分田到户的时候，杜润生感到“三五牌”干部不能相信——三五牌干部的含义是“年龄五十多岁、工资五十多元、五十年代（土改后）参加工作”。对于南方的后解放地区来说，大批农村基层干部，都是大军南下解放各个地方之后，由北方随军南下的少量南下干部（每个县只分到百把人）举办的“土改训练班”培训之后，参加完土改而进入基层政权的。在土改时期20岁左右进入土改训练班，50年代初期参加基层政权建立和工作的干部群体，到1980年代分田时期多在50岁左右，这群干部中间多数人共同具有这个“革命资历”。所以，邓某人说，要搞彻底非毛化，土改时期的贫下中农以及与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基层干部会通不过。虽然，毛时代的基层干部，身上也有这种那种不足，需要经常搞群众运动监督和批评他们，但是，他们始终是与群众联系最紧密的一群，他们与“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差别，也是客观存在的。

　　所以，只要还是资本主义，就没有共同富裕，连小资白领这些中产阶级的财务自由都不可能实现。然后，到了社会主义之后，有了公有制和不为利润而生产，也还需要克服官僚主义者的正规化陋习，人民群众才能够得到实现生产深度和广度的制度创新空间。

　　有人喜欢援引卡尔·波兰尼的见解，在资本主义与市场社会里，一切都围绕着人的价值实现而展开，但是，由此就妨碍和损害了人的使用价值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些内容，被挤到角落里去了。当然，依据中国的历史经验，还需要追加一句——在消灭资本主义之后，为了人自身的充分发展需要，还需要时刻治疗和消弭官僚主义者的“正规化陋习”，才能够实现人自身更多的发展深度与广度。

　　四、资本主义越发达，人自身的发展就越是困难，乃至于爱情婚姻家庭都陷入萎缩趋势

　　年前琼瑶去世的时候，网络上很多怀念文章，也有人追溯曾经读到琼瑶笔下唯美爱情的美好回忆。遗憾的是，1980年代以来琼瑶的爱情故事，邓丽君的情歌，开始在大陆流行，此后，有关爱情婚姻家庭的萎缩趋势，就开始向整个社会传递了。这个萎缩趋势，表现得最为明显和严重的，当然首先是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了。

　　琼瑶和邓丽君作为流行文化的成功符号，对于社会的渗透和影响，其征服人心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会牵引出各种只关注私人领域及其各种完美点缀的想象力，这个牵引力带来的个体想象力转移，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公共领域的影响如何，还没有人研究过。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是：在琼瑶邓丽君潮流所到之处，四十多年来，爱情婚姻家庭的衰退幅度都很大。目前，世界上剩女比率最高和生育率最低的地区，就是台湾和香港，大陆的北上广深当然也光速跟上去了。

　　人口再生产领域的大幅度衰退，生育率下降，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是不是琼瑶邓丽君的流行，就带来意识形态领域中间，对公共领域中间的关注度严重衰退，给新自由主义时代资本主义走极端趋势以动力，则有待于进一步发掘。

　　二〇二五年三月十二日

   【文/老田，红歌会网专栏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