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底，遵义会议仅仅只是对中央苏区时期的“非毛化”事业，进行过部分的改正或者纠错——仅仅针对军事战略战术方面，对于政治上的纠偏，则是等到三年之后的六届六中全会上。

　　在一个大多数人都没有完全世界观改造的领导团队里，毛教员的一般处境是：受到大多数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人的反对，这个处境贯穿了毛教员的一生——他的世界观改造越是彻底、人民立场越是坚定，就越是与党内大多数高级干部的距离远。

　　遵义会议是部分否定党内第一次“非毛化”的结果

　　老田

　　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美国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就怕中国军队毛泽东化。军事和政治建设中间的毛泽东化，对很多干部来说，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被逼的”，反过来，非毛化对于多数共产党干部来说才是合乎心意的。1931年的第一次全面非毛化结果是空前的军事失败和战略转移，遵义会议之前，由于毛教员的努力说服，更主要是强敌从外部施加的灭顶之灾，让大部分高级干部认识到：必须否定军事上的非毛化。

　　遵义会议之后放弃正规战，回归运动战，意味着多数高级干部部分承认第一次非毛化的失败。

　　否定军事上的非毛化：终结正规战的打法

　　在遵义会议八十周年过去之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令人沭目。回顾遵义会议的话题和回顾的方法，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十分引人回味。有官学机构的学官，非要把遵义会议和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扯在一起，似乎若非如此，就无法界定遵义会议的价值和意义。

　　遵义会议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曾经发生过，但是，在后来的历史流变中间遵义会议的意义如何，这是一段新的历史，而今天回顾遵义会议的方式和方法，本身就与历史过程发生了巨大的疏离。共产党进程之后，一些私心杂念很深的知识精英，获得了共产党历史的垄断性解释权，其中陈伯达等人就是典型的代表，这些知识精英把学术场域中间文化资本积累的逻辑，不自觉地带到党史和毛思想的解说中间来，在这样的解说中间：似乎马克思主义就是真理的唯一垄断者，而其他一切革命家的思想和实践都需要根据这一真理来加以评判。

　　毛泽东本人也使用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说法，但是，那是在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群体所创造的“本本至上”语境中间使用的，开会时一些留洋学生发言动不动就说“拿本本来”，毛教员很是气愤，曾专门写了篇文章题目就叫做《反对本本主义》。真实的历史和认识过程是1958年毛泽东所说的：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和列宁。更为通俗滴说，共产党革命的实践和毛泽东所思所想的问题，多是马列未曾接触和处理过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