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让人类历史走出史前期

　　自从上世纪90年代西方垄断资本对苏联进行和平演变，以致于苏联轰然解体，美国人弗朗西斯·福山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取得了历史性最后胜利，抛出一个“历史终结论”。这引发世界哲学界和史学界关于人类史前史的热烈讨论。尽管存在不少分歧，但讨论者都以马克思关于“人类以往包括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都是人类的史前史”的观念为前提。大家不管是否明确论述而事实上对下面的观念保持默契：这就是说至今的人类还没有完全成为真正的人类，还未跋涉出动物思维的沼泥，没有真正成为可以骄傲于动物的群体。我们感觉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像目前人们单从物质生产和分配的角度来看待人类历史是不够的，我们以为应该从动物心理学说起。

　　动物种类那么多，为什么都不能进化为高智群体

　　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应该与动物进化过程同样长久，而且，进化的环境条件也没有绝对差异，那么，为什么人能够成为万物之灵的特殊一类呢？别的动物怎么不能成为高智群体，而且估计今后也无可能呢？世界上研究动物进化过程和动物心理学的人很多，他们也没有谁给出这一问题的具体答案，至于各种神学解释和外星人类干预的推测，都没有足够的说服力。

　　有的动物心理学研究者把低等动物蜘蛛、蚂蚁的行为解释为礼让、悼念、祭祀的智慧，或者把猫狗熊象在人的训练下做出的跳跃舞蹈解释为智慧，事实都说明那无非是人在根据自己想象编造故事。而所有的此类实验都证明动物都只会对各种刺激做出本能的直接的简单反应，并非来源于它们稍微复杂的联想能力。喜鹊巧妙造巢靠的是它的喙觜对小树枝重心的本能感觉；蜜蜂会做正六边形的巢，不需要经过学习；玩猴子的人都是让猴子吃过苦头之后才在鞭子和水果之间进行本能地选择。多年来电视台一直在播放“动物世界”，主持人总想把动物的本能解释成人类的社会行为，可是谁也不相信鳄鱼的眼泪会是对喂食者的感激，鳄鱼因而会进入物类的更高等级。

　　结论：所有的动物都只生活在它们的本能中，这种本能都稳定在它们的遗传基因之中，后天的学习和训练都是建立在本能适应的基础上，只能造就一些无法遗传的技巧和习惯。别指望哪一天它们会比肩于人类

　　人类的历史进化源本于文化

　　马克思认为“当人类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如果我们深入地理解这个“开始”，就可以认为人类区别于动物是由文化的产生推动而开始的，试想人类除了有超出本能之外的思想语言的传承、交流、沟通，会能够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吗？而人类的这等超越本能的成果不就是文化吗？尤其是当文字出现之后，人类所创造的文化就是动物所无法设涉足，人类好像就开始单属于人类史的行程。而马克思为什么认为至今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都是“人类的史前史”呢？马克思既然认为人之不同于动物在于“人能够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而动物之所以永远是动物，因为动物确实一直都不会自己从事生产它们的生活资料；人类也从来不是依靠本能组织生产，那么人类史为什么还和动物混淆一起呢？马克思说，从人和人的相互作用、相互关系来看，因而也就是从生产的社会形式来看，认为人类的社会形式尚未最终脱离动物界，即尚处于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我们的理解，实际上是人类文化还没有完全超越其动物性，几千年来人类的文化还长期滞留在这个时期。

　　人类文化为什么会在人类社会的史前期长期滞留？这是因为人类文化还在某种意义是“动物本能性”的。

　　动物本能性文化的历史表现

　　人类的“动物本能性文化”的实质表现是人类的意识形态被自私自利的物欲所控制，所谓“食色性也”，这和动物本能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如果人类的社会生产组织、分配制度的性质成为猴子心理学中的鞭子和水果，满山遍野的猴子因此而进行战争撕咬。以这种生产组织、分配制度以及建立于其上的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化，不就是动物本能性文化吗？

　　人类早期社会的客观环境比较宽松，猴子还没有受过鞭子水果的调教，自然本能还没被扭曲，“人类还是自然史的一部分”（马克思语），因而早期的氏族公社还可以窥望人类家族内互相依存、没有剥削压迫的平等关系。后来人类的动物本能性发展超越其文化，出现了私有制特权，出现了奴隶主和奴隶，是一种特权社会，马克思批判封建特权时指出“封建制就其最广意义来说，是精神的动物世界”。至于欧洲的中世纪，马克思说“中世纪是人类史的动物时期，是人类的动物学。”“贵族的秘密就是动物学。”恩格斯也说“历史的有神性越大，它的非人性和牲畜性也就越大，不管怎么说，中世纪使人彻底兽化，产生农奴制和初夜权等。”

　　到了近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按照商品的规定“把人当作精神上和肉体上非人化的存在物生产出来”；在异化劳动中工人感到的是不幸，是肉体上受折磨、精神上受摧残，工人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时才觉得是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的时候则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而已。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亦即把人变成了凭本能生活的东西。这样的生产系统和分配制度又以意识形态“合理合法”地统治社会，它就是“动物本能性文化”。

　　动物本能性文化的形成

　　倘若想要谈清一种文化的形成，就不得不从宇宙观，即从宇宙本体论说起。不管什么不同的文化分歧，追根求源都产生于这里。尤其是这里提到福山，有人说福山和马克思师出同源，是黑格尔提出过历史终结论。我们怎么能用马克思主义批判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呢？然而，事实上我们所说的马克思和福山在黑格尔主义面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并且在两个人理论里的黑格尔也是两个。这样我们就事实上涉及了一个让西方哲学困惑的根本问题。一涉及这个问题就不得不费一些笔墨。

　　西方哲学困惑的问题，是它的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不同一，二者一直在打架。在西方以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利特为代表这的一派哲学家被称为唯物主义哲学家，他们把客观宇宙当成第一性的存在，人的意识是第二性的；以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为代表的一派哲学家把人的意识看成第一性的存在，把客观宇宙的存在看成第二性的，他们被称为唯心主义哲学家。这两类哲学长期斗争，十分激烈。就是在这样的斗争中，他们各自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分别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现在一般人都认为唯物主义是正确的，唯心主义是荒谬的，反动的。

　　但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一些古代的唯物主义被认为是素朴的，它们对宇宙本体的解释还经不起一步步的追问，越到后来就其方法论来说就成了机械唯物论。相反，显然荒谬的唯心主义却创造了有价值的思维方法——辩证法。比如柏拉图还被认为发展了他的老师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创造出他的更具特色的柏拉图辩证法。

　　C、

　　这种奇怪现象到十二世纪即欧洲的中世纪，关于唯物论和唯心论的争论变成了关于科学和宗教神学的政治斗争。以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和以哥伦布、麦哲伦为代表的航海家以生命和鲜血对神学唯心论进行了攻击，但是，他们的贡献还不足以突破旧唯物论的局限。列宁说：“他们的第一个局限性是旧唯物主义的观点是机械的，这就是说他们专把力学的尺度用于化学和有机的自然界的过程......第二个局限性是：旧唯物主义是形而上学的；第三局个限性是：它们在‘上半截’即社会科学领域保持着唯心主义，不懂得历史唯物主义。”

　　D、

　　到十七——十八世纪，在欧洲两种宇宙观的争论达到了新阶段，德国的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分别成了他们的代表，在他们身上宇宙观和方法论的冲突也表现得更加尖锐。

　　黑格尔体系的基础是他的逻辑学，他的逻辑起点是德语中 的一个“是”字。他就是从这样一个绝对抽象的概念建立起他的一套逻辑体系。而客观世界只不过是这套逻辑体系的外化，这是很典型的唯心主义，但是，黑格尔把辩证法发展到了臻于成熟的境地。

　　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他唯物主义地解决了思维与客观存在的关系，批判黑格尔颠倒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用语言呼风唤雨，是儿子生母亲。但费尔巴哈在解释社会现象的时候，却离开了他的唯物主义。他说：“直接从自然界产生的人，只是纯粹自然的本质而不是人，人是人的作品，是文化，历史的产物（《费尔巴哈哲学作品选集》上卷第247页）”他又说“理性、爱、意志力，这就是完善性，这就是最高的力，这是作为人的绝对本质，就是人生最高的目的。”（《费尔巴哈哲学作品选集》下卷第28页）这就是说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还不彻底，他在哲学的‘上半截’陷入了唯心主义。对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所处的情况，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我们认为这也可以说是在此前的整个西方哲学的终结，在这个结点上西方哲学提出了一个问题：截止黑格尔费尔巴哈时代,西方哲学仍然没有实现宇宙观和方法论的同一，在很大程度上说，西方哲学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面前陷入了尴尬境地，陷入了形而上学的宿命，因为无论是“唯物”还是“唯心”都违背了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

　　西方哲学要实现宇宙观和方法论的同一，必然地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它的发展，第二个阶段是它来到东方，尤其是通过毛泽东实现了西方哲学和“易”的融合。

　　马克思青年时代曾经是黑格尔主义者，后来他又接受费尔巴哈的观点，然后又对费尔巴哈进行了批判，在此过程中他敏锐地发现欧洲哲学的这一任务：必须哲学地说明客观逻辑和主观逻辑的关系，实现宇宙观和方法论的同一。马克思为此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做出了空前的贡献，把欧洲哲学提高到了一个新阶段：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新概念。

　　恩格斯说：“......现代德国哲学在黑格尔体系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黑格尔的最大功绩在于他第一个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想象成一个过程，即认为它处在不断地运动、变化改造和发展中，并且试图发现运动发展的内在联系。从这个观点看，人类历史不再是由许多现在已经成熟的哲学理性法庭面前只能受到斥责并尽快置之脑后的、无谓的暴力行为所构成的乱七八糟的东西；相反，它已经表现为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而思维的任务也就在于从这一过程的一切迷乱中追踪其依次发展的阶段，并且证明这一过程在一切表面上的偶然性的内在规律性。

　　“至于黑格尔体系 没有解决它所提出的这个任务，在这里我们认为没有什么关系，它的历史功绩就在于它提出了这个任务”（《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二卷第133页）。

　　恩格斯所说的任务是什么呢？概括地说就是：确定客观世界的辩证存在，实现宇宙观和方法论的同一。

　　换句话，欧洲哲学到十九世纪面临着解决黑格尔哲学的方法论和他的宇宙观之间的矛盾问题。费尔巴哈在激烈批判黑格尔之后并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反而使费尔巴哈自己在他的一定阶段实上陷入了唯心主义，他没有走出欧洲哲学形而上学的宿命，因为他还只限于思考物质和意识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如果宇宙本体不是一个辩证存在，那么，作为人的辩证思维又是如何存在的呢？又从哪里来辩证思维这件事？整个辩证法就失去了根据。

　　对于这一点俄国哲学家赫尔岑说得更明确，他说：“逻辑吹嘘它先天地引导自然界和历史，可是自然界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不需要这一点；不仅如此，它还后天地引导出逻辑来。”

　　赫尔岑看清了黑格尔所提出的任务，但他还没有能够完成这个任务。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首先，到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给马克思、恩格斯创造了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向前发展的客观条件。这个时期自然科学的三大成就推动了人们宇宙观的前进。这三大成就是：一、动植物细胞的发现；二、能量守恒定律的发现；三、达尔文关于生物起源和发展理论的建立。这些科学成就强烈地冲击了形而上学宇宙观，给马克思、恩格斯发展和克服旧唯物主义以强有力的根据。

　　再者， 十九世纪中期欧洲工业的发展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达到了十分激烈的程度，这给历史辩证法理论的产生提出了客观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把整个自然界从简单到复杂的表现都看成一个整体，看成合乎规律的运动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用这样的方法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建立了作为科学认识现实和革命地改造现实的辩证方法，并且以此方法改造了以前的唯物主义，使之具有了现代科学的形式，马克思称这种改造的结果为：唯物辩证法。

　　马克思说：“我的辩证法不仅与黑格尔的方法根本不同，而且与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他甚至用观念这个名称把它变成了独立的主体）是现实的创造主，而现实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恰恰相反，观念只不过是移入人脑中改造过的物质。”（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参阅1958年人民出版社第一卷第17页）

　　很显然，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起来，就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拉到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归结为客观的相互联系着、运动着变化着的物质。鉴于自然科学所达到的程度，他还没有说明客观世界辩证存在的全部内容。所以，恩格斯给物质的定义是：“实物、物质无非是各种物质的总和，而这个概念就是从这个总和中抽象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56页）这里强调物质概念是从客观对象抽象出来的。也就是说这个定义是从客观对象和意识的关系上确定下来的。而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那个“各种实物的总和”是如何以辩证的方式存在的，自然科学还没有提供比联系和运动更进一步说明的基础。到了列宁的时代，自然科学又有了跨越式发展，门捷列夫发现了元素周期律；物理学中，原子、电子等更小的粒子也被发现。而这些自然科学的新成果被马赫主义等唯心主义者用来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政治斗争中，一些修正主义者也以表面上看似唯物主义实际上是形而上学的方法来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于是，列宁又对物质重新定义，列宁写道：“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

　　列宁的物质定义在战胜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谬轮、二元论和不可知论以及政治上的修正主义起了很大作用，但是，这个定义仍然是在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上加以说明的。是的，一般情况下给一个概念下定义是把它归入另外一个更加广泛的概念，例如当我们说“蒲公英是植物”的时候是把较为狭窄的概念“蒲公英”归入较为广泛的概念“植物”的，但当我们谈到“物质”这个广泛已极的概念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欧洲哲学认为除了把它和意识联系起来并指出何者是第一性之外就不能下别的定义了。

　　这就形成唯物论和唯心论之争贯穿整个欧洲哲学史，但是不管唯物还是唯心都不能从宇宙本体上回答问题。唯物论找不到物质的对立面，只把人的意识这个对于宇宙来说是历史的局部的东西作为对象与之斗争，却避开了对自己真正与之对立统一的对立面的寻找。一切力气都是白费，辩证法就离它而去；唯心论则说不出“心”从何而来，而它翻译到中国来又使用一个“唯”字，这个“唯”就否认它有对立面的存在，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找不到对立面就不能实现真正意义的辩证法。“唯物辩证法”就是一个定语和主语自相矛盾的概念，也就推不出方法论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西方哲学一直不能实现宇宙观和方法论的同一。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以专门著作来阐述宇宙的辩证存在模式，没有在表述上摆脱“唯物”、“唯心”的语言环境并从而完成西方哲学宇宙观和方法论的同一，但他们在具体运用的时候却实现了宇宙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在这方面马克思的《资本论》是最好的说明。

　　马克思的《资本论》抓住了一个基本的存在——商品，这个商品不是一个单纯的物质。马克思抓住了它的二重性，即它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商品就在二重性中开始它的运动，商品本身就成了一个辩证的存在。马克思的逻辑也就把商品作为逻辑起点，以货币为逻辑中介，再达到商品。在商品——货币——商品的逻辑过程中，产生了资本、利润、劳动、剩余价值等一系列概念。在这两个系列的运动中，一方面 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运动体系，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的逻辑体系。两方面都是辩证的体系，它们是完全同一的，都是用商品这个辩证的存在构筑的高楼。谁要想拆毁这座高楼，谁就面临着商品这道不可逾越的门槛。

　　但是，马克思毕竟没有在表述上放弃使用“唯物”这个概念，没有给物质这个存在指出它的对立面，这就没有砸死形而上学的后门，给后来的反马克思主义者留下了可乘之机，给马克思、恩格斯造成诸多烦恼，让他们不得不进行澄清和辩解。关于这些只要看看马克思、恩格斯留下的几段文字就能明白：

　　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一九八零年九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7页-479页；

　　恩格斯《致康·斯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86页

　　最可恨的是近几百年来出来个亚当·斯密。他受雇于垄断资本写下《国富论》等两本书，这两本书把毒蛇猛兽的肠胃本能看成地球生命之灵，它把人类历史的动力之源、人类赖以和动物分家的“人类生活资料生产、分配”描绘成等同于毒蛇猛兽食欲引发的争夺冲动。于是，人类历史被交给了动物本能，所谓市场经济无非是把人类驱禁于黑暗丛林，财富、货币、利润是人类社会最高的力。人类的一切，从肉体到精神都成为可以变现东西。所谓“看不见的手”被吹嘘为一种神力，其实，动物本能谱成的拜物教赞歌而已。若要说这就是文化，这种文化只能把人类历史禁锢在史前期，福山说的“历史的终结”，与其说是终结在某种制度之下，毋宁说是历史的毁灭。看看由北约扩张引发的俄乌冲突、巴以冲突，再加上北约的印太战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核按钮启动该有多么容易！“如果我的国家没有了，还留世界干什么？”这是已经响彻世界的，任何核大国都会产生的思维逻辑。

　　那么，人类就真的不能摆脱动物本能？人类历史就真的不能走出史前史，从而创造属于真正的人的历史吗？

　　只有毛泽东的人民历史主义，才能推动人类历史走出史前期

　　A、

　　前面已经说过，西方哲学一直建立在思辨的基础上，一直在物质和意识的第一性和第二性上进行争论，没有能够回答宇宙本体论问题。因而也就不能回答什么才是真正的人，并从而走出史前史开始真正的人类历史时期。

　　中国“易”的产生比西方哲学的产生要早得多，中华祖先对宇宙进行仰观俯察，应始于人类的出现，到伏羲画出“易”的阴阳符号和八卦符号，最少是6000多年前的事情。 早于亚里斯多德近200年的孔子苦心研究“易”，韦编三绝。并且从曲阜远上洛阳讨教老子。孔子说“易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 亦即说易是人类认识宇宙的结果。老子著《道德经》，对“易”进行了深刻的阐发，认识到“宇宙本体是有和无的对立统一”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表述的就是宇宙的存在模式和衍生模式。用现代的语言表述就是“宇宙是质能振荡的存在”。“易”就是对物质直接描述性定义。如果亚里斯多德、苏格拉底当时来到中国，能和老子、孔子一块讨论，也许他们的辩证法就能和“易”达成一致，西方哲学也许不至于落入形而上学的宿命，不致于产生宇宙观与方法论不能统一的困惑。

　　B、

　　让人类庆幸的是到19世纪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让西方哲学和“易”实现了融合，他在《矛盾论》的开篇就说：“在人类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相互对立的两种宇宙观。”毛泽东否定了前一种宇宙观，这就把西方哲学从形而上学的宿命中拯救出来；把辩证法和“易”融合起来，就将中华文化贡献给世界。中华文化在5000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易”为根的七字逻辑：

　　易，用现代语言表述就是质能振荡的正确的宇宙观。人是宇宙的一元，就是肉体和精神振荡的存在。文化就是精神体现，文化才是人与动物的分界线；

　　道，老子对易的阐释，是易的人类社会表现；

　　德，人对道的领悟和心得；

　　仁，仁者爱人也，是德的核心内容，是动物本能不会形成的；

　　义，宜，应该，是仁的行为要求，舍生取义是应该的；

　　忠，义行发自于内心，不勉强，不做作，无怨无悔，不停止，不背叛；

　　恕，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义行的自我检验标准和方法。

　　这七字逻辑可以名之谓“大道”，在中华文献中很久以来都闪耀着这样的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谓是大同。”

　　作为中华文化化身的毛泽东更是把“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与“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凝铸成“公”和“私”两个字，号召“斗私立公”实现大同，亦即实现共产主义，他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了公有制的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他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他在国家的所有机构和设施的名称前面都冠以人民二字，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教育，人民银行，人民币，人民邮政，人民铁路，人民公园，等等，这就在理论和实践上建立起了毛泽东主义的人民历史主义。毛泽东用张思德、白求恩、老愚公三个人标志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的真人形象，理想着“六亿神州尽舜尧”，他把“为人民服务”定为一切行为的宗旨。这就是要对于动物本能性文化实行大革命。毛泽东为此目的献出他的全部生命。

　　毛泽东主义才是摆脱动物本能性的人类文化，只有这样的人民历史主义，才能使人类历史走出史前期。

　　2024年9月10日星期二 于洛阳

　　【文/杜江水，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