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宇：驳华生《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
华生先生此文引自2024-12-21 红歌会网转载 昆仑策研究院 作者：紫虬的 《评华生<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
我的驳文在多重括号以内，多重括号以外引至紫虬的 《评华生<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华生的此文。
说明：华生原文据紫虬的 《评华生<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所说，节录自2018年12月8日国家发展与政策研究院院长华生教授在中国企业家高峰论坛上的演讲。
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还并没有搞得很清楚。——邓小平
——从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算起，到改开开始，搞了社会主义24年，“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还并没有搞得很清楚”。也即，什么是社会主义，当然包括这近25年搞的是否是社会主义，都是“没有搞得很清楚”。
搞社会主义这样的大事情，没有“搞得很清楚”，根本原则总不能不清楚。如果根本原则都搞不清楚，还是马列主义者？
临近改开，就开始组织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到西方国家考察。看到的表面现像与国内的反差，叫做天壤之别也不为过。不知道美、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了好多年，也无知新中国建国时的底子与美、西方相比有多大，建国以来不到30年我国的发展成就与美西方之比较就竟怎么样，头脑形成的映像当然是资本主义的月亮最圆，进一步就会认为，私有制经济与个人的利益结合最紧密为好。
一些高官，早就有包产到户的主张。中国的突出问题是粮食紧张近30年都迟迟不能根本上缓解。于是将占全国人口80%的农业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分田单干，除了土地以外农业私有化，废除政社合一、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经济，在高层就有了拥护、支持的力量。
对工、商业，搞私有化党内反对面还是很大，“换脑筋”、解放思想不到位前，先是搞物质刺激，利润、奖金挂帅，大肆宣扬“恭喜发财”主义。对国有企业放权让利，推广盈亏包干的经济责任制，把各种利润留成、盈亏包干的办法在全国国企推广。扩大国有企业的自主权，实际上是扩大企业领导的自主权，不断加强企业效益与企业领导利益挂钩。国企领导不仅获得了部分生产资料的处置权、人事权，而且获得了大批砸烂工人饭碗，使其“下岗”的权力和部分利润的支配权。发放奖金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企业有权自主决定奖金发放的形式和数量，而奖金的分配权又在国企领导手中，为国企领导的“先富”提供了政策之便。
特别是，搞党、政机关和军队的经商创收，利用“双轨制”，兴起官倒风，官场趋于腐败，社会风气趋于败坏。
“南巡”，掀起第二次洋跃进导致经济严重过热，造成1952年到目前为止前所未有的严重通胀，不得不收缩银根，导致空前严重的生产过剩、“三角债”、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银行系统不良贷款超过30%以上，国家财政严重困难，数千万国企职工下岗、变像下岗和失业。当局受西方经济学俘虏的官养的经济专家误导，把这一切主要归因于公有制企业有与市场经济相克的弊端。
国有和集体企业被这样搞糟了，为搞私有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惜两极分化，也要“杀开一条血路”，找到了借口。无视古今中外的基本事实，以为靠驱使人们追逐私利的私有化，就能调动国民发展经济的极积性，更快的发展经济。
经济、财政陷入困局，“入世”谈判对方要求市场化、私有化，于是确立了市产化、私有化的方针。
所以，“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还并没有搞得很清楚”，搞私有化、市场化，满足控制WTO的美、西方的要求，加入WTO，与“世界接轨”，却是“搞得很清楚”。幸好不是戈尔巴乔夫，明白从苏联学来的那个政治模式动不得，特别是对“6.4风波”采取了果断措施，并把那个姓赵的一伙打入了冷宫。有了敎训，特别是苏联解体后，在决定一切的这一点上更加明白，才中止了以“党政分离”开头的政治体制改革，而且进一步强化了这个政治模式核心人物的体制。加上改开开始时肯定毛主席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没有糊涂，否则最先分裂解体的就不是苏联。
国企用“抓大放小”、管理层与企业股权挂钩、企业职工持股的激励机制，和贱卖国企等等的方法私有化化掉，更不要说集体企业了。
“政企分离”导致的是削弱国家对公有企业的监管、治理。以为放权让利，对企业当权者实行高薪制度、物质刺激，与金钱、企业股权挂钩的激励机制，把工人弄成雇佣工人，企业当权者随时可以打破工人的饭碗，就能解决问题。结果是把国有企业当权者惯养成贪得无厌，贪赃枉法之徙。上下钩结、里应外合，与资本家结成利益共同体，向私企输送利益，加上假职工福利之名，企业各级当官的“三公消費”、奢靡无度地挥霍国家钱财，多吃多占多分猖獗，挖社会主义墙脚，大量国有企业利润、资产被私人侵吞。企业当权的争权夺利，任人唯亲、拉邦结派，对企业职工专权，雇佣化的广大职工没有极积性，消积怠工。甚至不少国有企业当官的，故意把国企搞遭，促使当局把国企的私有化，用贱卖的方式卖给私人，其中当然就包括国企的领导。
以上这些众所周知的基本事实，是造成中国改开后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很快搞不好，私有制经济、两极分化迅速发展的原因。
2009年为应对美国金融危机的经济大扩张，造成又一轮严重生产过剩、企业经济效益严重下滑、潜在的严重债务、金融危机发展， 慑于人们依据宪法的反对，还没有私有化的大型国企拖到此时，在外部势力的压力下，也企图以欺骗国人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戏法，私有化化掉。】》
一段时间以来，民营经济的地位问题成了热议的话题，而且剧情出现了幸运的大反转。在似乎风平浪静之后，倒是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的时候。
风波起源于所有制歧视，说私有经济已经完成历史使命，应当退出云云。根子里还是说社会主义是公有制经济，私有经济先天出身不好，应当防范引导、限制乃至消灭。我们长期以来，也是一直强调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强调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执政的重要经济基础和执政基础。这样也使一些人产生了私有和其他所有制经济是异己力量的感觉和印象。
——“说私有经济已经完成历史使命，应当退出云云”，是华生先生所谓的“所有制歧视”。
这里的“私有经济”就是私有制经济。经济，是指社会生产和社会生产形成的交换、分配和消费。社会生产和社会生产形成的交换、分配和消费，都是社会人的活动。只有人和人的组织，才谈得上“完成历史使命”，只不过是社会人的活动的经济，不管它是私有制的经济还是非私有制的经济，扯得上什么“完成历史使命”。
作为国家发展与政策研究院院长的华生先生，想必是一个共产党员，竟然对“根子里还是说社会主义是公有制经济，私有经济先天出身不好，应当防范引导、限制乃至消灭”，持否定立场，那么华生先生就一定是认为私有经济才是社会主义了。如此一来，岂止中华民国是社会主义，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朝代都是社会主义。共产党革了中华民国的命就是革了社会主义的命。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自古以来都是社会主义的了，马克思、恩格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及其主导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都是胡闹。
共产党员，而且是国家发展与政策研究院院长，公然如此离经叛道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真是大开眼界了。
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性质的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使命，就是要消灭一切私产剥削阶级，消灭一切形式的剥削阶级。为此，就必须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及其经济。否则，就谈不上将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从私产阶级的剥削解放出来。这是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宗旨，当然也是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性质的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使命的根本宗旨，即中国共产党的初衷。背离了这个历史使命的根本宗旨或初衷，就是对马列主义及其社会主义的背叛。
所以，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所有制歧视”，是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性质的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使命的必须。在这个起码和根本的原则上，作为中共的一般党员都不能容许有任何的含糊或“并没有搞得很清楚”，还不要说中共政策研究院院长这样的大人物和大专家了。
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向共产主义社会过度的历史阶段的社会，必然遗留某些资本主义的东西。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初阶阶段，甚至中级阶段，都没有必要完全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经济，留下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尾巴更有利。经验表明，纵使在列宁——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统治及其对社会的规制搞得可以的情况下，小企业，甚至中型企业，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灵活性，甚至经济效益，大多不如私有制的，生活服务行业个体从业者更有利于与人民千变万化的生活相适应，而且私有制的中、小企业和个体从业者，更有利于与社会经济微细部分千变万化的活动相适应。私有制资本主义经济有必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辅助部分。但绝对不能把私有制资本主义经济搞成社会经济的主要部分，而且最终得消灭它，否则就不是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何况，要把干部队伍，从而那个政治统治的模式搞得像毛泽东时代那样，目前可能很难。而公有制经济有无优越性，优越性的大小，取决于无产阶级性质的列宁——斯大林政治统治模式搞得怎样。当年文革造发派造翻天，拿放大镜找，据我所知，西昌县、西昌地区、成都市、四川省、中共西南局的党政领导干部，就没有听说抓到一个贪污受贿、养二奶和买官卖官的。当年我所接触到的领导干部，从公社生产队长，到大队、公社、县委和县政府的，比起焦裕禄来差者也不是很远。经过十多年反腐、整党治党，现在的领导干部已比十多年前的好多了，但仍比毛时代的领导干部差不少，尤其是基层和中层的。所以，至少现阶段，不仅小型企业而且中型企业，看来得以私有制的为主要甚至为基本。
自文明社会以来，只有私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三种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从而也只有私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三种所有制经济。而且，在列宁——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出现之前的所有人类文明社会，都是私产阶级统治的剥削社会，所有形态的剥削社会都是以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为基本、至少为主要。为什么？因为这样才有利于统治阶级成员个人以权牟私发财。关键是，由于私产阶级统治更易于腐败，在全社会搞国家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为主要或为基本的经济，必然搞不好，除了便于国家垄断且有暴利的、国家垄断更有利于私产阶级对社会统治的外，一般只有搞私有制经济，国家通过税赋和徭役，才能有利于维持私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否则就会很快夸台。但所有私有经济为主要或为基本的社会，都只能是极少数人剥削绝大多数人、两极分化的剥削阶级的社会。
只有为实现消灭剥削、解放劳动人民的社会，才是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人类文明社会以来，只有政治统治是列宁——斯大林模式的国家，即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性质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共产党一党领导的党——国家政权大一统体制的政治统治的国家，而且必须是经这样的政治统治改造、建立和规制的，至少国家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要，才可能实现初步消灭剥削。而且只有至少是初步消灭剥削，才谈得上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就是为了消灭剥削，有利于消灭剥削的只能是如此政治统治规制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只有如此政治统治规制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才能是公有制。
生产资料私有制，必然形成私有制经济，在古代社会，一般发展为奴隶制、农奴制或具有强制性的租佃制剥削经济。尽管在近、现代也有奴隶制、农奴制或强制性的租佃制，但不是主要现像而且趋于消灭。在现代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一般必然发展为资本主义剥削经济。因此，生产资料私有制就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国家社会以私有制经济为主，必然就是以剥削劳动人民为主的经济，这样的经济理所当然是为消灭剥削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异己力量”。
“私有经济先天出身不好，应当防范引导、限制乃至消灭”，除了“先天”这个谬论外，再加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有制资本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和辅助部分，这句话没有错。
四十多年来，将私有制资本主义经济冠以“民营经济”的美名，加上外资，已经搞成资本主义经济的汪洋大海，以极快的速度重新培植起一个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资产阶级，将劳动人民重新置于资产阶级的剥削之下，包括绝大部分脑力劳动者在内的占人口95%以上的劳动人民工资性收入，在GDP的占比已属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奇低，资本主义剥削经济造成的两极分化已超过美、西方国家，将整个社会置于资产阶级用其资本的渗透之下，从而大大加强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化和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治统治系统的腐蚀作用，大大加强资本主义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治统治系统蜕化变质的作用，将资本主义的势力在中国统治层内外发展起来，大大加强促使中共和中国步苏共和苏联亡党亡国的后尘的危险。不顾已发展到如此严重程度的基本事实，公然宣称“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还嫌对“民营经济”的大力保护和大力促进的不够，这样的事，发生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中共领导的中国，真是咄咄怪事！
因此，事实是与此先生所谓的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所有制歧视”恰恰相反，实际上是消灭公有制的“所有制歧视”。】
对此，邓小平当年的办法是不争论，因为一争论就耽误事。
【世间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甚至还有封建主义的社会主义。但凡是搞成将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重新置于剥削之下，就绝对不是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信奉的社会主义，是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本来十分清楚，简单地说，就是要消灭剥削，消灭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剥削阶级，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注意，是共产党，不是私产党，是共产主义，不是私产主义。对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居然是“我们还并没有搞得很清楚”，以此为借口，就搞成私有制资本主义汪洋大海，只能说，思想有问题。什么问题？“要换脑筋呀”！
本来十分清楚的什么是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问题，一争论，岂止“就耽误事”，而且要露馅。所以才“办法是不争论”。】
要用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综合国力增强和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去衡量，让时间和实践去回答。
【社会生产对社会有意义的是社会生产出来的产品或财富，而不是社会生产产生的力——生产力。何况，作为对象事物的社会，用任何方法，都无法发现存在着社会生产的“生产力”这种东西。所谓“生产力”，只不过是根据社会生产的产品得出的一个观念。因此，不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而是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
既然是“社会主义综合国力增强”，就只能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在内的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来实现，不能用发展私有制资本主义经济成汪洋大海和发展资产阶级及其势力来实现。
两百多三百年来，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是“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甚至通观几千年剥削劳动人民的文明史的总趋势，也是“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财富是劳动人民社会地创造的，社会主义决不只是“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否则它与几千年来的各种剥削劳动人民的文明社会就没有根本区别。社会主义与所有其它形态的文明社会根本不同的是，要消灭剥削，消灭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剥削阶级。为此，必须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也必须作到公有制经济为主，私有制经济为辅，这样才能作到至少是初步消灭剥削、初步实现按劳分配。
加上如下指出的那些基本事实和危险，此先生的“要用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综合国力增强和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去衡量”，是欺世谬论。
“让时间和实践去回答”？奇谈怪论!时间和实践不是人，能回答什么。是人，而且得看什么人。像华生先生之流，根子里还是说社会主义是私有制经济的人来回答，只能是私有制的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不过冠以了“民营经济”的美名，妄图瞒天过海。就如戈尔巴乔夫直到把苏共和苏联搞来亡党亡国、分裂解体以后，也是理直气壮说搞的就是要苏共和苏联灭亡一样。】
大家知道，中国40年前的改革开放是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始的。那么40年的实践检验说明了什么呢？非公的民营经济现已占据中国经济超过半壁江山，中国从一个落后的穷国变为世界瞩目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国家实力空前强大，大多数人从吃不饱穿不暖到今天普遍的小康生活，完全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所以9月份在关于私有经济的流言四起时，我在提交的智库报告中指出，“如果笼统地说公有制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那么，公有制越扩大非公有制越缩小乃至消灭，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就越巩固、越雄厚。那改革开放前单一公有制时我们的经济基础最牢固，而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反而空前虚弱了，这当然是很荒谬的。
实际上，如果我们今天真去消灭非公有制经济，就会根本性地动摇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和党的执政基础，造成党的事业难以弥补的重大挫折”。因此，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当强大的国家机器还存在时，如何消灭私有及非公经济，那样只会制造灾难，而是如何与时俱进地变革创新我们的传统所有制理论。
实际上，在有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经验的基础上，今天已经可以从不争论到在理论上旗帜鲜明地说清楚了。传统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已经被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所突破和超越。
现在我们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也必须以多种所有制为基础。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并不必也不需要表现在其比例和数量上，而且要采取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实现形式。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谬论。对此请看我在红歌会和乌有之乡的《评<真理标准讨论的三个层次>》、《实践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更谈不上唯一标准》和《再谈“实践”，不再赘述。
“思想解放运动”就是“要换脑筋呀”运动。
实践就是人的思想意识主导其的行为。人的思想意识主导其的行为，能检验说明什么。
“非公的民营经济现已占据中国经济超过半壁江山，中国从一个落后的穷国变为世界瞩目的第二大经济体”，就能检验说明发展私有制资本主义经济或者美其名曰发展“民营经济”，是“中国从一个落后的穷国变为世界瞩目的第二大经济体”的原因？还得加上高官、公知们说的市场经济和发展与美国的关系。
人类社会的事实是：
不仅没有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搞私有制的市场经济75年年均超过5%的，而且没有一个搞私有制经济或私有制市场经济和发展与美国的关系的发展中国家，75年年均发展速度能与中国比肩。
中国经济改开四十年年均近9%的高速发展，不仅是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远远不可比拟，除了韩国唯一的特例外，也是所有搞私有化、市场化和发展与美国关系的发展中国家不可比拟。
“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改开’前30年经济年均以近百分之7的速度，‘改开’后40年年均以百分之9以上的速度（25-1-5修正为近9%），持续70年如此这样的发展，是不靠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的国家全世界唯一，而且看来也是人类社会有国家的历史以来的唯一。【见我在红歌会网和乌有之乡的《“那么今天中国的国势将决不会是这样”的批判 》】”
我在《驳 刘永佶某文》说的“根据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中国工农业总产值1950年是574.8亿元，而1980年达6619亿元，30年增长了11.5倍，年均增长8.5%，......”，新中国成立到改开前，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一倍，工业产品零售价格仅上升28%，应扣除年均大约1.5%的通胀。所以，应更正为改开前30年经济年均增长为7%。
有拿回归前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说事的。
“回归前香港在经济发展上的超常突出表现主要是由其作为被美国经济封锁的大陆转口贸易的港口城市的特殊地位决定的。因此，拿香港说事，没有道理。特别是邓小平南巡、中国的'改开'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与美国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贸易体系的联系加快，香港这一特殊地位加速地趋于削弱和消失，香港经济发展奇迹也就很快地趋于消失了。【见我在红歌会网和乌有之乡的《评<真理标准讨论的三个层次>》】”
“以台湾经济发展按大陆七十年能实现今天的人均GDP的发展速度计算，台湾今天人均GDP按美元折算就应是大陆人均GDP的至少6倍。因为，国民党统治的台湾49年人均GDP按美元算是同年大陆的6.78倍。但是，台湾人均GDP18年估计为25000美元，大陆18年按美元计算人均GDP是9500美元，台湾仅有大陆的2.63倍。如此算来，70年来台湾按人均的经济发展明显比大陆慢了1.58倍，即人均经济发展速度仅为大陆的2.58分之1。
.......
更为重要的是，国民党统治的台湾比大陆如此差劲的经济发展业绩其实还是由中共对国民党的‘帮助 ’才取得的。中共领导的那场打倒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的反动统治的革命，实际上起到了改造国民党的作用。【同上】”
因此，中国改开四十年的高速度发展，决不是中国搞私有化、市场化和发展与美国的关系能解释的。
而且，中国经济不仅改开的四十年，除掉受到“大跃进”和文革影响总计9年的改开前的20年，是比改开的四十年，甚至比改开发展最快的头二十年，发展速度更快，而且经济发展的更好。
“中国改开前29年，除掉‘三年自然灾害’的4年和‘文化大革命’受到影响的5年，正常情况下其它20年，工农业总产值的递增速度平均算下来是超过10%高速度，尤其是工业总产值的年平均递增速度，这20年平均年递增为15%有多，工业发展速度显著快于改开以后的头20年，更是快于改开后的第2个20年。【见我在红歌会网的《驳 刘永佶某文》】”
“有必要指出，建国七十多年以来，农业最重要的粮食生产持续增长时间最长、增长速度最快，正是被认为‘左’的包括文革十年在内的农业学大寨的1965年至1978年这14年。根据《1982中国经济年鉴》VIII—10页的数据计算，这14年粮食产量增长56.64%，年均增长速度近3.5%。根据国家统计局社会经济发展统计公报，1979年至1992年14年，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粮食增长37.81%，年均递增不到2%。应当指出，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最初几年，叫做立杆见影，农业粮食增长很快。但随着腐败的发展，农业生产的发展就差劲了。
根据《1982中国经济年鉴》VIII—10页的数据，1978年的粮食产量30475万吨，以超过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最高年产量的1952年的粮食产量16390万吨算，把‘大跃进’造成的3年粮食大减产包括在内，26年增长85.94%，年均递增接近2.5%，也比开后的头14年快。【见我在红歌会网的《驳 刘永佶某文》】”
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51-1980年世界几个主要国家的工、农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与中国对照如下:
国别 工业(%) 农业(%)
中国 12.5 4.0
美国 4.0 1.6
苏联 8.6 3.1
西德 5.8 1.9
英国 2.3 2.3
法国 5.0 2.5
印度 5.9 2.6
这里有必要将一度被吹上天的日本“二战”后的经济发展速度展示出来。日本战后所谓的经济奇迹，是用9年时间恢复到战前水平;1955年到1973年，其经济平均以9.2%的高速发展了19年;1974年到1992年的19年进入年平均增长为3.6%的中低速发展期;1993-2023年31年年均增长率1%左右，基本上算是32年的滞增长。
把此前9年恢复到战前水平算上，到1979年这28年年均增长6%左右。如果算到1983年，40年的年均增长速度会更低，在6%以下。
还有一个特例是韩国。从1962至1991年，这30年的实际GDP增长年均9.7%，这基本上是在相对廉洁的军人集权专制统治下，并抓住了反腐败的情况下取得的。实现了自由民主主义的宪政后的1992-2016年的25年年均经济增长率就下降为4.8%的中速发展，2017-2021年增长率不到3%。估计以后的十年，其经济年均发展速度能保持3%就不错了。是唯一一个1962-2001有年四十年年均经济发展速度与中国改开的四十年相当的资本主义国家。
还需要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头30年，是中国人口增长最快，人均寿命增长最快的时期，尽管“大跃进”导致的“三年自然灾害”发生过相当严重的全国性饥荒。
由于解放前人均粮食的基数很低，尽管改开前30年粮食年均增长的速度是新中国以来最快的，由于人口年均增长速度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快的，30年年均增长达2%，人均粮食年均增长只有0.5%，“大多数人从吃不饱穿不暖，.....”，除了“穿不暖”——应是穿得不好——应算是情况属实。 改开前，由于建国后中国工业实力非常弱，国际环境又十分险恶，必须加紧“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必须“先建设、后生活”。这也对当时改善人民生活造成了相当的影响。但比起解放前的草菅人命、民不聊生、哀鸿遍野来，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卫生、精神面貌等综合状况，用翻天复地的变化来形容也不为过。
拿高速度发展了四十年来对比改开前，改开前当然是十分贫穷。但以此来否定改开前30年各方面的发展成就，是妄乎所以。
没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领导中国人民对中国社会的革命性、根本性改造，没有在此基础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领导中国人民创建的中国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性质和模式，和以此来打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基础，就绝对不可能有改开四十多年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
“以上的成就，毛泽东时代是用思想政治工作挂帅，99%的人与1%的人贫富差距在十倍以内（2025年1月1日修正，应是在5倍以内。对此请看我在红歌会网的《改开前的贫富差距》），干部与群众打成一片，充分调动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义极积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国有经济积累率1952～1978年27.4%的平均值（2025年1月1日批注：改开后1979～1991年的积累率平均32.5%，大幅超过改开前的平均水平。1991年以后积累率不断攀升，2002年固定资产投资达国内生产总值的42.19%，2004年固定资产投资达GDP的51.33%，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达GDP的67.1% ，2012年固定资产投资达GDP的72.15%，2014年固定资产投资达GDP的80.56%，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达GDP的83.1%。由于潜在的生产过剩、债务从而金融危机已十分严重，2015年以后才不得不下决心把已经奇高的积累率降下来。用8年时间，到2023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降到40.43%，但仍大大高于改开前），企业负债率很低（2025年1月1日批注：1980年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19%，1988年上升到45%，1990年超过了60%，2023年达72.57%），政府既消除了内债、也消除了外债，宏观杠杆率极低（25年1月1日批注：估计改开前宏观杠杆率约为50%左右。把地方政府的隐形债算上，2023年宏观杠杆率已经超过300%，一些企业、地方政府，是在用借新还旧、三角债、卖资产、拖欠工资和各种费用来避免债务链断裂、停工和破产），基本不靠国际市场，1960年以后引进外资极少，取得的，使一穷二白的国家发展成为有初步的现代工业体系。不仅能造汽车、大炮、坦克、飞机、军舰，而且能造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核潜艇等，甚至1980年搞出来的洲际导弹和大飞机实际上也是改开前的成果，这是当时除了两个超级大国和两、三个发达资本主义大国，所有其它国家办不到的。【见我在红歌会网和乌有之乡的《驳<这位副国级领导这样解读>》】”
改开四十年平均年增长达近9%经济发展，是用不断降低居民收入分配在GDP的比重，不断提高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GDP的比重，大大加大对国际市场的依赖，不断增加企业、政府和居民负债对GDP的比重，债务与债权的分化发展得已十分严重，特别是房地产行业和地方政府负债已经很严重，潜在的债务危机从而潜在的金融危机已很严重，四十年的年平均通货膨胀率达5%有多，95%以上的包括脑力劳动者在内的劳动者工资性收入在社会生产的财富的分配，只占不到5%的富人的大约二分之一，并还用“新三座大山”挤压已经奇低的居民工资性收入在GDP的比重；改开前社会经营性资产基本属公有，2023年总计790万亿社会经营性资产，国有资本权益非金融经营性资产102万亿，加金融佣有国家所有权的资产30.6万亿，总计132.6万亿，占社会全部经营性资产的16.8%，集体经济已被私有化得可以忽略不计，83%有多属于不到5%的富人所有；两极分化已严重到超过老牌的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资产阶级用资本对国家的渗透、腐败和社会风气败落已十分严重，“和平演变”已相当严重，等等，用拔苗助长、必然造成不可持续发展甚至亡党亡国危险的不断增加为代价取得的。如果不是有幸于十二年前中共十八大新的核心领导班子终于紧紧抓住了反腐败、整党治党这个决定一切的“七寸”，很可能已经由经济、金融危机的暴发引发的“颜色革命”而天下大乱、八分十裂，空前浩劫了。
“完全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就是以此来瞒天过海，直到搞来亡党亡国的标准！
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在内的任何社会制度，都只能是政治统治的结果。经济是社会的人的不能离开人的一类活动。社会的人的不能离开人的任何活动都不能成为任何人或人的组织执政的基础。共产党执政的基础，不是什么经济基础，更不是只不过是其统治规制的结果的公有制，只能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对此我在红歌会网的《驳余云辉<关于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探讨>的一些论断》、红歌会网和乌有之乡的《驳张光明<略论“倒过来的革命”> 》、红歌会网的《驳 刘永佶某文》等已有谈论，不再赘述。“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如上指出的基本事实，用应证作者“如果笼统地说公有制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这当然是很荒谬的”论断，才是绝顶荒谬的。
只要列宁——斯大林无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统治的模式搞好了，公有制经济比私有制经济具有更大的优越性，至少是万人以上的大型国企的经济效率，一般比私企的明显更强，甚至强很多。私企大老板，大多生活奢靡、腐化，作风败坏，在其所有的企业中，是临驾于其雇员的太上皇，对企业实行专制，对其员工合法压迫和剥削、耍威风，是理所当然。必然引起其雇员的反感。雇工们磨洋工也是理所当然。老板就得用严苛的定额制度和监控来对付他的雇工。老板对雇佣的高层管理、监控人员是不相信的，一般会任人唯亲，自然也会以老板为榜样，往往也是作风不良、败坏，腐化堕落，对其管理的雇员以人上人自居，象龟儿子般使唤，易于被其管理、监控的中层、基层管理、监控人员贿赂拉拢。不服从使唤者就就使坏，给其穿小鞋，甚至端饭碗。而且上上下下的这些管理、监控人员，还会千方百计“吃老板”。如果是股权分散的股份公司，往往还得加上高层管理人员勾心斗角，派斗。所以，在同等搞得好的列宁——斯大林无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统的社会中，私有制的大企业的“干部队伍”，经济效益一般比同种生产和同等规国企更差。与腐化堕落、涣散成正比，管理、监管人员以各种方式吃回扣、贪、偷、骗，企业象一个筛子，利润漏掉的程度，比国企更利害。
何况，私有制经济搞成汪洋大海，还有以上和前述说的那些问题、弊端、危害和危险。
所以，只要列宁——斯大林无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统治的模式搞好了，在同样性质和模式的政治统治下，公有制经济比私有制经济能够治理得来具有更大的优越性。不过，对公有制经济的治理，决不能用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的资产阶级那套方法来搞，那样搞的国有、集体所有制经济就不可能是公有制，而是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高层当权者势必官僚化、特权化，不仅脱离群众，而且成为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特权阶层。必须根本上依当年毛泽东时代的“安钢宪法”和大庆精神那样的方法来搞，企业领导不能是高高在上的官僚，更不能是剥削者，必须与工人打成一片。因此，首先得把党、政治好，然后才可能将国企依“安钢宪法”和大庆精神治理整顿好。绝对不能搞美西方的“产权制度”、“现代企业制度”，还有那个不仅荒唐，而且骗人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如果是这样，这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会更慢，而会更快。而且没有以上所指出的发展私有制经济成汪洋大海造成的那些问题、弊端、危害和危险。
就算经济是同等发展速度和程度，就不是工资性收入占2022年GDP的24%。这29.07万亿工资性收入中，至少在“民营企业”中，极少数高管和资本家的职务工资，与一般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差别巨大，已属于剥削性质。将这部分剥削性质的工资性收入扣除，占就业人口95以上的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占GDP的比重在20%以下。再加上“新三座大山”的挤压，实际的工资性收人在GDP的比重就更低。
“国家的各种财政收人（25-1-17批：指与美国同口径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估计占GDP的不到3分之1（25-1-10批注：而且是地方财政收入的约一半是通过土地和房地产税收对居民工资性收人进一步盘剥的情况下都不到3分之1）。中国社会生产的财富的分配，非工资性、非剥削（24-12-3批注：“非剥削”写在此处是犯了粗心大意的错误，特此删除）、非财政的占GDP的43%以上，是95%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占GDP比重的2倍以上（25-1-10批注：这里犯了一个错误，应当扣除2023年国家拥有所有权的非金融经营性资产102万亿和拥有所权的金融资产30.6万亿、总计132.6万亿的利润估计不到6万亿，算6万亿。因此，这里的“2倍以上”，得修正为“近2倍”。）。【见我在红歌会网的《就发改委某（草案征求意见稿）的公开意见》】”
而是在没有将负担转嫁给老百姓的土地和房地产财政的情况下（由于土地是人民的，这是用人民的土地与培植起来的房地产资本家联手来盘剥人民），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3分之1——指与美国同口径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于基本上消灭了工资性收入中的剥削，包括脑力劳动者在内的现在占人口95%以上劳动人民工资性收人增加50%，也只占GDP的30%，资本家和其它各种形式的剥削者在人口的比重大大减少，而且私有制经济中约一半是个体户和小微企业，中小资本家很少，基本没有大富豪，更不会有超级富豪，加上不亚于美国的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等，占人口不到0.5%的中、小资本家的收入占GDP的5%，国有和集体经济比重至少占三分之二以上，国家拥有所有权的经营性资产和集体所有的资产的利润占GDP的20%。还有占GDP12%的例入财政收入，使财政收入占GDP的33%提高到45%，用于增加国民的医疗、敎育和住房开支。其中，实现医疗、敎育的真正免费增加的费用占GDP的5%，余下的占GDP7%用于实现社会主义福利性住房。由于公租房没有奇高的土地使用费，公房租金占工资性收入的不到10%，用于房屋维修保养足够。就没有“新三座大山”和广大劳动人民沦为一小撮富人“债奴”的现像——现在银行的贷款绝大部分属于一小撮富人。加上农业人口的减少和城乡差别的缩小，中国就会是世界上贫富差别最小的国家。
“2023年，折算成美元，我人均GDP与美国的差距是6.58比1。按平价购买力估计，也是4比1，经济上，就与美国的相对比较而言，我比1960年的苏联更落后。但2019年以后，到预计的2024年，年均经济递增速度却跌到了5%以下：2020年增长2.3%，2021年增长8.1%，2022年增长3.0%，2023年增长5.2%，2024年增长就算达5.2%，5年增长26.06%，年均递增速度不到5%。都是政治上的苏联模式，不同的是中国是经济上的私有制占主要的市场经济模式，而且1961-1970年苏联模式的政治比起斯大林时期来已没有那么强健有力，经济上的苏联模式比中国经济上的私有制占主要的市场经济模式在发展经济上显然更具优势。【见我在红歌会网的《驳 刘永佶某文》】”中国年均经济发展速度，目前就不会在5%左右，也不会是此后到2030年的我估计的可能6%，而是不低于1961到1970苏联经济年均7.1%的发展速度，达到7.5%以上。而且，积累率在30%以下，政府和居民基本不负债，企业资产负债率在30%以下，宏观杠杆率在70%以下。
“非公有制经济”，就是私有制经济。私有制经济，作为资本主义尾巴有必要留下来，但不能搞成私有制资本主义经济的汪洋大海。搞成私有制资本主义经济的汪洋大海，必然重新置劳动人民于剥削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之下，两极分化，岂止是“根本性地动摇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和党的执政基础”，而是根本地动摇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和党的执政的政治基础，岂止是“造成党的事业难以弥补的重大挫折”，而是大大增强国内外资本主义势力对党和国家的“和平演变”，迟早势必导致“颜色革命”，步苏共和苏联的后尘。
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或初衷就是“如何消灭私有及非公经济”——不过没有既不是私有、也不是公有的“非公经济”。1956年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尽管有“大跃进”的失败造成4年的严重影响和文革造成的5年影响，改开前30年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各方面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今天真去消灭非公有制经济，就会根本性地动摇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和党的执政基础，造成党的事业难以弥补的重大挫折”，还有“如何消灭私有及非公经济，那样只会制造灾难”，是以此来要狭、恐吓当局和全国人民，“与时俱进地变革创新我们的传统所有制理论”，引向亡党亡国的岐路，正是此专家的居心所在。】》
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立，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融入全球化市场的通行证。
一些人在姓社姓资问题上走不出来，其根本问题是没有认清社会主义的本质，混淆了手段和目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消灭压迫剥削和特权，达到共同富裕和人人平等，当时在理论上设想消灭市场经济、实行公有制和国家消亡只是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
当然有人会说，私有经济的发展不是正造成贫富差距吗？不错，看看财富榜上首富们的巨额财富，确实令人羡慕妒忌恨。他们的一个小目标，也常常令普通人绝望气馁。特别是市场经济中的富裕，确实并不总是靠努力、天赋或者勤奋，而在一定程度上靠机会和幸运，甚至有时也不排斥阴谋和伎俩。但是，谁又能否认，正是这少数幸运而又不乏自己奋发努力、家庭背景与普通人一样的成功人士，激励了千千万万的人去创新创业，诱导了亿万资金流入了创新创业创造财富的洪流，从而做大了整个社会的蛋糕，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几乎每一个人的生活水平？
【“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立”是欺世之言。因为，把私有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成汪洋大海，还是将公有制经济发展为至少占主要地位，是关系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被置于剥削之下，还是让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从被剥削解放，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强大崛起，还是亡党亡国、分裂解体的大事。
不管是什么经济，任何经济都是社会人的一种活动。只有人或人的组织才能有“内在要求”，社会人的任何活动都没有“内在要求”。何况“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立”是弥天大谎，只能是国家发展与政策研究院院长华生教授一类人的“内在要求”。
根本就没有离开各国国境内的各国主权统治的市场的“全球化市场”。所谓的“全球化市场”，是美国霸道性主导的国家间贸易和投资活动。美国以它的包括军事实力在内的超级综合国力为后盾，以政治、经济和安全受它制约的盟国关系为基石，利用国际间的矛盾，主导了世界的政治，从而霸道性地主导了“全球化市场”，其实是国家间的贸易和投资活动。
在现代，市场，只能是各国统治下的各国的市场，没有超国家统治的“全球化市场”。所谓“全球化市场”，不过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之间做生意，只能是某国的人或组织，与到本国来，在本国统治下与外国的人或组织做生意，或本国的人或组织，到本国外的某国并在该国统治下与该国的人或组织作生意。当然做生意的规矩是美国霸道性主导下国家间一至同意的。没有离开各国统治的本国市场的“全球化市场”。因此，没有离开各国统治的本国市场的“全球化市场”。
因此，所谓“全球化市场”，只能是如此这般国家之间弱肉强食矛盾斗争及其力量对比关系决定的国际秩序之下的 “全球化市场”。除非中国有实力制得了它，不管中国变成什么性质的国家，美国都决不会容忍14亿人口的大国中国崛起，只要它认为有实力，对我搞军事遏制、挑衅，政治颠覆，经济、科技制裁和打压是起码的，只要有可能，非得把中国搞掉不可。随着中国更多的中端、特别是高端产品对美西方具有竞争力的发展，“中国融入全球化市场”，对美西方国家来说，是痴心妄想！何况，根本就没有“全球化市场”，只不过是各其竭力保持国家主权和维护国家利益的，由它们之间的矛盾斗争形成的力量对比关系决定的规则，国家间做生意，哪里来的什么“融入”。
“一些人在姓社姓资问题上走不出来，其根本问题是没有认清社会主义的本质，混淆了手段和目的”，马克思“当时在理论上设想消灭市场经济、实行公有制和国家消亡只是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既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消灭压迫剥削和特权，达到共同富裕和人人平等”，难道要抛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资产阶级、实现公有制、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消灭私有制这个手段，反倒得用重新培植和发展资产阶级，并使它暴发性地发展壮大，把私有制资本主义经济搞成汪洋大海，置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于资产阶级的剥削之下，两极分化弄得来比美西方国家更严重，这样的手段？真是岂有此理！
“当然有人会说，......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几乎每一个人的生活水平？”意思是改开四十多年来的高速度经济发展成就，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的不断改善，是搞私有制资本主义经济才得来的。前面的论述已驳斥了此种谰言，无需赘述。】
要知道，历史上所有付出巨大社会代价的均贫富努力，并没有带来普遍富裕，相反却总是以普遍贫困而告终。
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物竞天择是所有生命体包括动物和人类社会的铁律。竞争是从最小到最大的一切已知生命体的基本生存和发展方式。而竞争就有差距，就有胜出者。试想，如果不论社会上每个人如何努力，都会有或被安排得到同样的结果，都享有同等待遇，那么，无论是社会上的哪个行业或哪个人，还会有人努力吗？
【“历史上所有付出巨大社会代价的均贫富努力，并没有带来普遍富裕，相反却总是以普遍贫困而告终”，谎言！
自文明社会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均贫富”的社会，当然也没有出现过由此而“以普遍贫困而告终”的社会。苏联和中国改开前，不是此先生恶意歪曲的“均贫富”的社会，而是初步实现消灭剥削、按劳分配的社会。
贫困是相对的。1980年前的苏联，比1917年或客观来说“一战”前1913年的俄国，以人均计算的社会财富是大大发展了，改开前1978年比新中国成立前1949年或客观来说全面抗战前的1937年，以人均计算的社会财富是大大发展了。所以，此专家用此言来隐射攻击改开前新中国搞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贫困而告终”，是胡说八道。
“物竞天择是所有生命体包括动物和人类社会的铁律”，暴露无遗的是此先生用此“铁律”来张扬，人类社会就是应有奴役，就是应有压迫和剥削，就是应有帝国主义掠夺、侵略等等之类内心深处的真实意识。可是，这个“铁律”，与人类文明社会历史的大体趋势还是有重大出入。因为人类文明社会的历史大体是奴隶制、农奴制和隶民制依次被后者取代，血统种姓贵族制到现代已被几乎所有国家的国民都不容贵族特权制的相互都拥有自主权和自由权利的公民制取代，人类社会已进入了反压迫、剥削，反特权的历史时代。而且，用这个“铁律”也无法解释“二战”以前侵略和吞并贫弱落后国家，甚至消灭落后民族和种族，将其地域变成殖民地，在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用屠杀建立的殖民体系，会在“二战”后迅速分崩离析，殖民帝国主义会基本消亡，人类社会的国际关系已进入了反帝国主义、反霸权时代的事实。所有这些人类社会的现像都不是“物竞天择”的结果，而是人类社会以阶级矛盾为主线的阶级、集团、派别（包括宗教）、国家和民族之间矛盾斗争的结果。因此，“物竞天择”的“人类社会的铁律”是谬论。
所以，用“物竞天择”的“人类社会的铁律”，作为张扬和维护中国必须将私有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成汪洋大海，劳动人民必须被置于资本家的剥削之下，才有劳动人民的好日子，中国才能强大崛起的理由，是一个代表剥削阶级的反历史潮流的妄想。一意孤行地这样搞下去，必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必然觉醒的被剥削的人民大众的反对，有好结果。
谁给你说的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是“不论社会上每个人如何努力，都会有或被安排得到同样的结果，都享有同等待遇”。这是别有用心的歪曲！社会主义是消灭剥削阶级，消灭不劳而获，消灭私有制经济，实现公有制经济和按劳分配。】》
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差别就没有竞争和努力的动力。结果的不同和差距是激励努力的必要条件。现代人类之所以能够从动物界包括猿人和众多古人类种属中脱颖而出，今天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让地球上更多的生物和自然资源为自己所用，就是因为其为自己创建了竞争的规则，包括市场竞争的规则。而市场交换的完全自愿性、价格竞争的信息效率使得市场在人类物质生活的领域内，成为迄今最公平和最有效率的竞争方式。
【此先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差别就没有竞争和努力的动力”，用来影射改开的前30年，是刻意诬蔑。如前所述，我引用的那些权威数据，和依此分析得出的结论，还有美西方主导的世界银行统计的中华人民共改开前显著快于美、苏、德、英、法、印的工农业经济的发展，决不是此先生的笔墨能抹煞得了的。
此先生看来搞忘了社会主义革命，正是要消灭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他那个“结果的不同和差距是激励努力的必要条件”。
“现代人类之所以能够从动物界包括猿人和众多古人类种属中脱颖而出，今天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让地球上更多的生物和自然资源为自己所用，就是因为其为自己创建了竞争的规则”，是一个颠倒因果关系的谬论。因为“创建了竞争的规则”，只能是人的社会、从而社会的人已经存在的结果，而不是人的社会、从而社会的人存在的原因。
而且，人类根本就没有统一的“竞争的规则”。“竞争的规则”，在一个国家内，只能是统治阶阶制定的有利于统治阶级的规则，在国际之间，只能由各国之间凭实力矛盾斗争甚至战争形成的力量对比关系来决定。
“市场竞争的规则”也是如此。
一国统治的社会内被统治者规制成相互拥有自主权、自由权利的人，并由统治者规制这些人之间的交换是有竞争的，如此形成的有竞争的交换就是市场。但国家社会的早、中期，甚至近代以前，相互拥有自主权、自由权利的人只占社会人口的少数，在人类社会的中、后期，甚至现代，名义上占了多数，甚至全体国民在法律上都是相互拥有自主权和自由权利的人，但下层“自由民”或公民，特别是少数族的，对中层、更不要说上层人士了，其自主权和自由权利，往往得不到统治者依法的保障。他们的自主权和自由权利，是可以被中层人士，特别是上层人士侵犯的。“如‘二战’前，美国有些地方的种族主义势力嚣张，‘三K党’对黑人烧、抢、杀，人们熟视无睹，当局无所作为。不要说财产权利，就是黑人的生命权利，也不能得到‘界定清楚’的处理。更无需说在市场上，岂止是黑人，其他有色种人也会受到歧视，发生权利纠纷，警察和法庭往往偏袒白种人。‘二战前’由于官、商、黑钩结，岂止是市场关系，就是法制关系也受到毒化，如当年美国的芝加哥市。【见我在红歌会网的《对张五常先生<自私三解与市场应对>的批评》】”。
就是在现在的国家社会，尽管在白纸黑字的法律规定上人们是平等的，世界上任何一个竞选政治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国家，公民的社会地位都是极不平等的。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与竞选政治结合，是资产阶级用资本对政治、新闻舆论、教育等意识形态文化的渗透，使政治统治一般情况下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制定的法律和统治依此进行规制的制度及其规范的社会关系，是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和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统治，必然导致两极分；社会中的极少数是剥削者，绝大多数则是被剥削者，剥削与被剥削就是不平等；更不要说人们拥有所有权的财富是极不平等的，从而在对各其所有的财富的占有、使用、享用、收益、利用和处置上，人与人之间相互的权力、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就是极不平等的；他们受到的教育、获取的信息和对信息认知和破解的程度也是不平等的；他们能利用、掌握的非他们拥有所有权的社会资源是极不平等的；他们构建和利用的社会关系网、他们的社会活动能量是极不平等的，包括他们的政治活动能量和对政治统治的影响，利用法律来在社会关系中趋利避害的能量是不平等的。
同行业、同种生产的生产者或企业，在资产的多少，利用社会各种条件、资源，从而获得和拥有的信息、技术、管理水平上，从而拥有的机会，还有在社会经济的地域和交通条件上，自然条件和丰度上——这一点在农业和采矿业上表现的最为突出，是存在差别的。不同行业、不同生产转产的成本、壁垒相当高甚至很高，不存在转换生产不同产品的投资经营充分开放、无各种壁垒和成本，交换充分竞争和信息对称的市场经济。
经济从属关系在今天的市场经济中到处可见，资本家的雇用劳动者，为大企业生产附件的小企业，就是对前者处于从属关系，在这两者之间不可能存在讨价还价的公平。
不存在规制经济的绝对廉洁的政治统治，官商钩结、权钱交易、贪赃枉法或多或少存在，而且在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和普选权竞选政治的国家相当严重。比如发达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典型的美国，总统的竞选捐款制、任命官员的“分肥制”、“旋转门制”，还有“院外游说集团制”，都是公然合法的腐败制度或公然的潜规则。
所有这些，势必导致资本主义大国的市场经济都是垄断性的，更无需说这样的中、小国家了。尽管非垄断的大、中、小公司的资本家，能利用普选权的竞选政治，发动广大选民，使国家制定反垄断的法律并进行反垄断的规制，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大国美国的许多行业，实际上是四、五个大的公司甚至更少的公司就占了该行业一半以上的生产，市场竞争已经是垄断性寡头左右的竞争。中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然。
综上所述，全世界任何私有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不管过去、现在和将来，只要通行的是“市场竞争的规则”，实现社会资源有利于社会生产协调发展和国民收入公平分配，不是痴人说梦，就是骗人。
在国际间，“市场竞争的规则”，只能由各国之间力量对比关系来决定。
当年，由于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军事、经济和科技对其它所有国家具有压倒优势的唯一综合实力的超级大国，西方资本主义其它发达国家合起来在军事、经济和科技的宗合实力都次于美国，何况之间矛盾重重，以硬软两手，并让它们能从中分一杯羹，成立其推行得到西方国家支持的国际“贸易自由化”的世贸组织。加上超强的综合实力，美国足以使世贸组织，成为用“贸易自由化”的方式，从经济上渗透、剥削、左右乃至控制其它国家，发展其霸道性主导世界战略的有力工具。于是1994年4月在摩洛哥马拉喀什举行关贸总协定部长级会议成立世贸组织就应运而生。
1995年1月1日WTO正式开始运作。当时的中国，如前所述，正是第二次“洋跃进”导致经济严重过热，造成1952年到目前为止前所未有的严重通胀，随后不得不收缩银根，造成空前严重的生产过剩、“三角债”、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银行系统不良贷款超过30%以上，国家财政严重困难，数千万国企职工下岗、变像下岗和失业。加上中国正在发展着的腐败、“和平演变”，基于苏联分裂解体、东欧剧变的经验，美国统治阶级的一致看法是“中国崩溃论”。只要中国接受经济市场化、私有化，接纳中国进入WTO，美国统治集团充满信心，有把握用市产化、私有化，通过“贸易自由化”，对中国经济、意识形态文化和政治的渗透，用“和平演变”，策动“颜色各命”，促使中国崩溃。
中国加入WTO后，事情与美方预料的相反。现在，在超级核武俄国存在的前提下，已发展成军事、经济和科技的综合实力，能与美相抗衡。特别是中共十多年来，紧紧抓住反腐败、整党治当这个决定一切的“七寸”，决定中国发展对美具有更大优越性的政治统治的模式转向趋于强健，至少在十多二十年内，不仅用“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把中国搞掉已希望渺茫，而且大有可能在军事、经济和科技的综和实力上赶上美国。由于WTO的“贸易自由化”的“市场竞争的规则”反导是更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于是美国不遵守其主导产生的WTO的“贸易自由化”的“市场竞争的规则”就是必然。暴露出美国搞WTO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市场竞争的规则”，只能以实现“美国优先”为前提，只能以它能使WTO成为用“贸易自由化”的方式，从经济上渗透、剥削、左右乃至控制其它国家，发展其霸道性主导世界战略的有力工具为前提。
交换是商品经济社会人们的必须。如前和如上所述，不存在转换生产不同产品的投资经营充分开放、无各种壁垒和成本，交换充分竞争和信息对称的市场经济；经济从属关系在今天的市场经济中到处可见；市场竞争已经是寡头左右的竞争；私有制市场经济为主要或为基本经济的社会，必然是两极分化的社会，由其所处的社会条件、情势和拥有的财富所决定，绝大多数人只能或不得不出卖劳务，即出卖自已所拥有的自已的行为的所有权一定范围、时间和条件下的使用权和劳动的成效或成果，从而成为在社会条件、情势和拥有的财富上占有巨大优势的占人口极少数的资本家权力支配的剥削对象。因此，所谓“市场交换的完全自愿性”是在如此政治统治规制形成的如上那样的社会条件、状况、情势、社会关系和拥有的财富的严重不平等驱使的。如果没有社会条件、状况、情势、社会关系和拥有的财富的严重不平等，就不会有这种决定私有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生死的通过商品交换在内的资本经营，对劳动大众社会地创造的财富的剥削。
加上如前所述的事例、事实。
“而市场交换的完全自愿性、价格竞争的信息效率使得市场在人类物质生活的领域内，成为迄今最公平和最有效率的竞争方式”的论断，是此先生维护私有制资本主义剥削经济嘴脸的又一暴露。
私有制的“市场竞争的规则”，是人类文明社会近现代以来取代其它剥削劳动人民的“竞争的规则”的仍然是剥削劳动人民的“竞争的规则”，不同在于，经过几千年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政治斗争，是政治统治不得不规制人们相互都拥有自主权和自由权利，从而得通过相互一致同意的交换关系来实现对劳动人民社会地创造的财富进行剥削。
有奴役、压迫、剥削就必有反抗。文明社会几千年来，经过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政治斗争，才使奴隶制的“竞争的规则”被农奴制的“竞争的规则”取代，农奴制的“竞争的规则”被强制性租佃制的“竞争的规则”所取代，血统种姓特权贵族制的“竞争的规则”，被国民一律相互拥有不能侵犯的自主权和自由权利的公民制所取代，从而奴役、压迫、剥削只能通过一致同意达成的有竞争的交换关系、即此先生所谓的“市场竞争的规则”来实现，才形成了人类文明史以来大体如此的总趋势，而不是“物竞天择是所有生命体包括动物和人类社会的铁律”。
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启了发动占人口绝大多数被奴役、压迫、剥削的人民，争取消灭剥削，消灭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剥削阶级，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竞争的规则”的历史进程。经过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被奴役、压迫、剥削的劳动人民反复失败的反抗斗争，马列主义的这个“竞争的规则”一定能实现。】
而且，即便在非物质的精神领域，人类也创造出职位、等级、荣誉、名次与奖项，人为构造出竞争的环境，从而推动人类精神、文化、艺术、体育和科学技术等各领域的创造和繁荣。我把科学放在最后，是因为在人类社会早期以万年计的漫长世纪中，人们对自然认识的进步极其缓慢。人类长期在世世代代中只有图腾、幻想和神话而无科学。人类正是靠自己为生存而群居组成的社会，在人际交往的竞争和协作中的刺激和反馈，不断发育和积累了自己的脑力智力，从而最终推动了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导致了自然科学的诞生发展。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早期猿人在自然界中的动物性生存技能是靠基因和本能，而在社会交往中的竞争和协作才是推动古人类转化为现代人的关键。因此，人类文明的进步不在于消灭竞争，实现均贫富和人人相同的结果，而在于发展更公平的竞争规则和保护竞争中落败和落后者的基本权利，守住弱者基本人权的底线，以使他们或其后代能够有继续参与竞争的公平机会。
【“而且，即便在非物质的精神领域，人类也创造出职位、等级、荣誉、名次与奖项，人为构造出竞争的环境，从而推动人类精神、文化、艺术、体育和科学技术等各领域的创造和繁荣”，于是社会主义就必须得把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搞成汪洋大海。这只能是此先生一类人的逻缉。
“什么叫科学？科学是正确认识对象世界的方法。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被认为是欧洲中世纪后期认识自然世界的基于实验和实证检验基础上的认识方法。因为，直到现代，任何一个对对象世界认识的外在表现为文字苻号的知识系统，都不能完全正确的认识对象世界的各个领域或各个系统甚至各种事物。就现存的以人工信息苻号或形式表现的知识体系而言，只能说它是根据科学的方法认识并经得起到目前为止的科学方法检验的知识，而不能说它是完全正确地认识了对象的科学。科学知识只能是动态中不断修正、完善，甚至否定之否定的发展着的知识。【见我在红歌会网的《“那么今天中国的国势将决不会是这样”的批判》】”
我以上说的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被认为是欧洲中世纪后期认识自然世界的基于实验和实证检验基础上的认识方法有错，得加以纠正。因为基于实验和实证检验基础上的认识方法自出现人类社会开始时就有之，只不过处于初始阶段，还没有系统化，还未能被人自觉地加以运用，但科学认识方法的根本的东西，基于实验和实证检验基础上的认识方法已经存在。实验和实证检验基础上的认识方法就是基于实践基础上的认识和根据基于实践基础上认识到的对象事物的知识再基于实践的再认，如此不断发展的认识方法。因为检验，就是根据认识到的对象事物的知识基于实践的再认识，看以前认识到的是否与对象事物的必然和其决定的一定条件下的规律相符合，并进一步发展对对象事物的认识及其知识。
“因为在人类社会早期以万年计的漫长世纪中，人们对自然认识的进步极其缓慢”，但人们仍然有基于实践基础上的最根本的科学认识方法，否则人就不会有对对象事物内外在关系的必然决定的一定条件下的运动变化的规律性知识，就只有靠先天的无条件反射和基于先天的无条件反射后天形成的条件反射来趋利避害，而不是根据对对象事物的感受认识到的对现事物的内外在关系的必然决定的一定条件下的规律的知识，主导自己的行为有预见性地合目的趋利避害。比如，认识到的水往低处流这个对象事物一定条件下的规律的知识，就是高等动物也办不到。因为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它们能后天习得地利用这个规律来修渠引水。而至少在几千年以前的部落社会，人类就知道利用这个规律来修渠引水。发现某些可食用植物某些一定条件下的生长规律开始从事农业生产则是至少1万年前就有的事。掌握取火和生火的规律，利用火来取暖、烧烤食物，更是几万、十几万年前的人类就开始做的事。没有发现一种高等动物能后天地学会做这些事。早期人类的这些本事，只能是基于实践基础上的科学认识方法才能获得的对象事物内外在关系的必然决定的一定条件下的规律的知识使然。
因此，此先生的“人类长期在世世代代中只有图腾、幻想和神话而无科学”，表明其对早期人类的无知。
“人类正是靠自己为生存而群居组成的社会”也是谬论。所谓群体，如羊、牛等聚合体，个体之间除了先天的无条件反射和基于先天的无条件反射由格斗等矛盾后天形成的条件反射形成的活动“规范”的关系外，没有只是人才有的由其思想意识主导其行为，通过矛盾斗争形成的统治依规矩规制的制度关系，或者至少没有以这样的制度关系占主导地位。人是以少则几十人---如原始氏族社会，多则目前已达十几亿人的权力独立的社会的方式生存。社会是由思想意识主导其行为的人，通过矛盾斗争形成统治，使用强制力和以其为后盾为威慑，并配以意识形态文化的教化，依规矩经统治，来规制人的活动和人与人之间的权力或权利与义务关系，使由思想意织主导其行为的人，实现根本有利于统治者的，依其规矩经统治规制成的规范或制度，有序地活动和发生社会关系，这样统治起来生活的许多的人，决不是“靠自己为生存而群居组成的社会”。
因此，不是“在人际交往的竞争和协作中的刺激和反馈，不断发育和积累了自己的脑力智力，从而最终推动了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导致了自然科学的诞生发展”，而是基于社会的人与人的“竞争和协作”的实践，基于社会的人对物——包括动物——的斗争（符合对象事物内外关系的必然及其决定的一定条件下的规律，来改变事物使之符合自己的应然）的实践，用科学的认识方法，并得依靠社会的发展，发展着对社会事物和自然事物的认识及由此获得的对象事物的知识。这里的“自然科学”就是经得起到目前为止的科学认识方法检验的非社会事物的那些对象事物的知识。
不管从什么意义上说.猿人都不是其思想意识主导其行为的人，不仅是早期猿人，就是晚期猿人也只能是“在自然界中的动物性生存技能是靠基因和本能”。“社会交往中的竞争和协作”的社会，只能是人的社会。“古人类”，是古时的人类。既然是古时的人类，只能属于人类。人类，不管古不古，都只能是社会的人。“社会交往中的竞争和协作”，只能是包括“古人类”在内的“社会交往中的竞争和协作”。不管古人类还是现代人，根本特质都是其思想意识主导其行为的人，谈得上什么转化。因此，“而在社会交往中的竞争和协作才是推动古人类转化为现代人的关键”，是谬论。
谁给你说的“消灭竞争，实现均贫富和人人相同的结果”。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说的是必须消灭剥削阶级，消灭剥削，从而必须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当然得一同消灭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竞争和其“市场竞争的规则”。
此先生所谓的“发展更公平的竞争规则”，就是剥削劳动人民社会创造的财富的私有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规则。95%以上的人的工资性收入已经只有不到5%的人的收入的大约2分之1了。这95%以上的人的如此工资性收入状况，明明是不到5%的剥削者对他们的剥削造成的，在此先生看来则是“落败和落后者”。包括外资在内的私有制“民营经济”已经发展成汪洋大海了，两极分化已经超过了美西方国家，还嫌不够，依然叫嚷着对“民营经济”有“所有制歧视”，此先生的“落败和落后者的基本权利，守住弱者基本人权的底线”在哪里、是什么，请道明白。只要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成汪洋大海，95%以上的“他们或其后代能够有继续参与竞争的公平机会”，只能骗瓜娃子！》》》》
再进一步看，中国今天的贫富差距是全部或主要由私有经济造成的吗？其实并不然。中国今天贫富差距确实很大，按照官方统计基尼系数也在0.47左右。民间将遗漏的未统计进去的隐性财富估算进去，还要高出不少。而且即使按照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我们的贫富差距在全球主要国家中都是属最大之列，更是远远高于东亚成功现代化的日本的0.32， 韩国的0.31 等水平。日本韩国实行的是以私有企业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大企业、大富豪也不少，人家的贫富差距比我们小得多，从结果上看似乎更“社会主义”。我们有那么大比重的公有经济成份，贫富差距比人家还大这么多，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反思的。这充分说明手段不等于目标的实现。
再从构成上看，就更清楚了。公有制在理论上应当大家平等地都有一份。这是从500年前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产生之时，人们就那么向往公有制的原因。但公有制也好，没有那么多公有制但也不得不有巨大国家机器的世界上其他包括发达国家也好，凡有公共财产、公共事务就得有掌权掌勺的人。在市场难以发挥作用而需要集体决策的领域，人们之间的竞争并没有消失，只是从市场竞争转为份额、职位和权力的竞争。竞争的规则也更加复杂和更难完全公平。如果掌权掌勺的人有私心或者制度安排有偏差，负面影响有时反而更大。
以中国今天的情况为例，我们用基尼系数衡量的贫富差距大的首要原因，是市民与农民收入水平相差几倍的影响，因为这都涉及到很多亿人，所以权重上就特别大，成为中国基尼系数高的主因。市民与农民包括农民工的之间落差，首先又是因为户籍制度，这与私有经济并无关系。
其次因为土地制度，市地农地价值差别巨大，分配又极为不公平，造就了无数大大小小的富豪，而我们的土地倒是全部单一公有制的。我们体制内外的医疗和福利保障、退休级别待遇制度长期以来也是差别巨大，体制内的腐败更一度很惊人。十八大以来党内腐败受到严重打击和抑制，合法不合理的高待遇也克服重重阻力有所触动和改革，但应当说仍仅仅是起步，要持之以恒还任重道远。
显然，以上所有这些都对我国的基尼系数与贫富差距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实际上都与私有经济没有直接关系，反而与我们的公有制和延续下来的国家管理体制安排有关。所以难怪邓小平当年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还并没有搞得很清楚。现在有些成天喊着社会主义的人，其实并不明白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不明白国有企业并不就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不是也不可能是同等富裕；不明白社会主义追求的自由人联合体与国家权力的替代关系；不明白邓小平所说的实事求是和陈云所说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包括改革开放的精髓。所以，怎样让社会主义能够实现更大的财富创造、更高的权利平等和更小的贫富差距，还是一个需要从传统概念和本本中解放出来，才能真正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此先生的“而且即使按照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我们的贫富差距在全球主要国家中都是属最大之列，更是远远高于东亚成功现代化的日本的0.32， 韩国的0.31 等水平。日本韩国实行的是以私有企业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大企业、大富豪也不少，人家的贫富差距比我们小得多，从结果上看似乎更‘社会主义’”的论断，否认不了，之所以“我们的贫富差距在全球主要国家中都是属最大之列”，是由于大力发展私有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前述指出的造成中国改开后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很快搞不好，私有制经济、两极分化迅速发展的原因的基本事实，和到目前为止社会生产的财富的分配都是不断向“民营经济”傾斜，加上还在搞的“积极稳妥做好在民营经济代表人士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工作”、“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促进民营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长期坚持的重大方针政策”之类，所有这些，势必导致比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更加放纵、促使资产阶级对人民的严重剥削造成的。
从此先生“再从构成上看，就更清楚了。......负面影响有时反而更大”的论断来看，是将“我们的贫富差距在全球主要国家中都是属最大之列”，归因于公有制，归因于“我们用基尼系数衡量的贫富差距大的首要原因，是市民与农民收入水平相差几倍的影响，因为这都涉及到很多亿人，所以权重上就特别大，成为中国基尼系数高的主因”。
改开前我国就是基本上的公有制，而且农民占全国人口的比重，比此人在中国企业家高峰论坛上演讲的2018年底更大得多，市民与农民收入水平相差也基本相当，照此先生的逻缉，改开前，中国的两极分化应当比“我们的贫富差距在全球主要国家中都是属最大之列”更严重。为什么改开前，我国1%的人的收入与99%的人的收入差距会在5倍以内。对此请看我不久前发表在红歌会网的《改开前的贫富差距》。也许改开前，我国1%的人的收入与99%的人的收入差距在5倍以内可能估计低了——不过本人料定这个结论是驳不倒的，但绝对会与“我们的贫富差距在全球主要国家中都是属最大之列”相距很远。
“其次因为土地制度，市地农地价值差别巨大，分配又极为不公平，造就了无数大大小小的富豪，而我们的土地倒是全部单一公有制的”，就更是胡说。因为这解释不了不到5%的人口每年的收入是95%以上人口每年的工资性收入的大约两倍，即不到5%的人每年的人均收入是95%以上的人每年的人均收入的大约38倍有多。本人斗胆估计，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一的一千四百万“大大小小的富豪”中，“因为土地制度，市地农地价值差别巨大，分配又极为不公平，造就了无数大大小小的富豪”在其中的占比在5%以下，中国的两极分化绝对不可能由不到全国万分之五以下的“因为土地制度，市地农地价值差别巨大，分配又极为不公平，造就了无数大大小小的富豪”所造成。“因为土地制度，市地农地价值差别巨大，分配又极为不公平，造就了无数大大小小的富豪”是此先生的刻意编造。
中国“体制内”的人员，包括国有企业的干部，算7千万，占7亿多就业人口中95%以上的劳动人民数量的十分之一。估计到2018年底，厅局级及以上干部人数，是改开前享受有厅局级以上行政级别工资和其他待遇的十多倍，估计占这7千万的1%，有70万，仅占就业人口中95%以上的劳动人民的0.1%。
据我所知不多所以抛开算估计，2018年底，享受厅局级干部待遇的，人均年工资性收入是在全国就业人口中占95%以上的劳动人民人均年工资性收入的8倍，医疗和福利保障费用也照后者的8倍算；享受省部级干部待遇的人数，算享受厅局级干部待遇的十分之一，7万人，他们的人均年工资、医疗和福利保障开支的费用，算享受厅局级干部待遇的1.5倍；享受国家级干部待遇的人数，是享受省部级干部待遇的十分之一，7千人，他们的人均年工资、医疗和福利保障开支的费用，也是享受省部级干部待遇的的1.5倍，那么，占就业人口95%以上的劳动人民0.1%的厅局级及以上干部的包括工资、医疗和福利保障在内的人均年均开支的费用，只是占就业人口中95%以上劳动人民包括工资、医疗和福利保障在内的人均年费用的不到10倍。这就是此人的“我们体制内外的医疗和福利保障、退休级别待遇制度长期以来也是差别巨大”。
本人认为，“作为政治统治的政府行政体系中的当权者，乡镇级的，包括工资在内的非工作需要的供其私人生活的所有收入和享受，超过社会工薪收入者（25-1-17批注：“社会工薪收入者”应修正为非剥削者的社会工薪收入者）平均收入和享受两、三倍的，县处级的，超过三、四倍，地市厅级的超四、五倍，省部级的超过五、六倍，正副国级的超六、七倍，最多九倍的就应算是剥削。大体在这个限度以内的，就是其的合理的劳动收入和享受。这是指包括工资在内的非工作需要的供其私人生活的所有收入和享受，而不是仅仅指他们在政府职位上按规定获取的工薪收入和享受。超过了以上的一倍以上，就构成了其收入和享受主要是由剥削得来的实事，就是主要收入靠剥削得来的剥削者。【见我在红歌会网和乌有之乡的《驳易中天的<枪杆子出政权，却永远出不了人权>》】”
因此，果真如我以上估计的那样，就已经是不合理的过高收入和享受了。
腐败，是两极分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官的腐败，主要是出卖国家即人民的利益，这比贪污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大得多。因为资本家从腐败官员得到的国家和人民的以货币计算的财富，是资本家给官员折合成货币的好处的十倍以上。而且，腐败官员必带坏左右和其领导的下级官员和干部，破坏其管辖区域的政治生态，破坏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的关系。而且，腐败之所有比改开前难治，主要原因正是汪洋大海般的私有制资本主义经济，必然是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资本家用资本对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权力机关的渗透。到此人演讲的2018年底，由于2012年十八大后，紧抓反腐败、整党治党已取得相当大的成效，“体制内的腐败更一度很惊人”，已是不“很惊人”。算上还存在的不“很惊人”的腐败形成的收入，仅占就业人口95%以上劳动人民人数0.1%的大约70万享受厅局级及以上待遇的干部，包括工资、医疗和福利保障在内的人均每年获得的劳动人民社会创造的财富，可能不到就业人口95%以上劳动人民工资性收入和医疗和福利保障费用在内的的——就算50倍，也无法解释比0.1%多几十倍的不到5%的人，每年的人均收入是占就业人口95%以上劳动人民人均年工资性收入的大约38倍。
综上所述，“显然，以上所有这些都对我国的基尼系数与贫富差距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实际上都与私有经济没有直接关系，反而与我们的公有制和延续下来的国家管理体制安排有关”，又是此先生捕风捉影的谰言。
“其实并不明白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但社会主义绝对不是把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搞成汪洋大海，两极分化搞来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更严重。
谁给你说的国有企业就是社会主义！
谁给你说的共同富裕是同等富裕！
根本就没有“自由人联合”。因为根本就没有自由，根本就没有自由人。对此我在红歌会网的《 对“自由”的批判》、《评 郝贵生：<把资本看作“物”是历史的倒退>》、《驳 刘永佶某文》等文都有谈论，不再赘述。“自由人联合体与国家权力的替代关系”，是胡言！
邓小平所说的实事求是和陈云所说的不唯上，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绝对不是搞社会主义把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经济搞成汪洋大海，搞成严重两极分化。
“所以，怎样让社会主义能够实现更大的财富创造、更高的权利平等和更小的贫富差距，还是一个需要从传统概念和本本中解放出来，才能真正回答和解决的问题”，暴露的是此先生公然阉割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的实质的煞费苦心。可惜，通篇的论断几乎都是谬论。
如此这般的人物，居然能混到国家发展与政策研究院院长的职位，真是让人开了眼界。
【文/张光宇，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