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志夫：AI将重塑未来战争形态，美智库为美军出谋划策

　　2026年1月22日，美国兰德智库发布报告《人工智能如何重塑未来战争的“四大核心竞争”》说：人工智能（AI）的发展将如何塑造战争的未来？部分政策制定者和分析人士日益确信，人工智能将重塑战争未来，但学界对AI如何实际改变作战方式仍处于认知初期。

　　一、人工智能如何重塑未来战争的“四大核心竞争”

　　在本报告中，作者提出了一个概念框架与初步评估体系，旨在为系统探讨人工智能的军事影响确立论证基准。作者运用该框架评估了人工智能可能如何改变军事领域的“四大核心竞争”：

　　1、数量与质量之争：与质量相比，数量可以获得显着优势

　　随着人工智能赋能的无人系统成本降低且性能提升，其数量效益的相对成本效益将得到改善。在某些应用场景中，“精准质量”与“经济质量”的结合，可使新一代可拆卸、可替换的无人系统在成本上超越精密平台与武器，尽管精密系统仍具有重要价值。

　　2、隐蔽与侦测对抗：更复杂的隐蔽技术可能有助于抵消发现技术的进步，但这需要新的方法和欺骗性投资

　　人工智能将通过快速整合和分析来自大量传感器的情报，从而提升发现能力。但军方可制定应对策略，使这种“躲藏者-发现者”的竞争持续存在，包括运用人工智能来策划精密的欺骗行动。

　　3、集中式与分布式指挥控制体系（C2）博弈：任务指挥——集中式与分散式指挥控制（C2）模式的混合体——仍将具有吸引力

　　人工智能不会改变任务指挥相较于更集中化或更分散化指挥（C2）范式的优势原因，这些优势源于在正确位置获取正确信息以做出时效性决策。获取信息的能力（而非仅认知能力）是转向C2替代方法的限制性因素。

　　4、网络攻防较量：从长远来看，人工智能将使网络防御能力得到提升，从而增强作战网络抵御网络攻击的韧性

　　人工智能可有效应对当前制约网络防御的规模、速度与效能三大挑战，从而为网络进攻方构筑结构性优势。然而，网络攻击者始终具备一定的网络渗透能力，尤其在人工智能的协助下。

　　研究结果表明，美军或需革新其传统作战模式的关键环节，方能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潜能。

　　在先进人工智能时代，未能采用规模化部署与欺骗手段的军队可能陷入严重劣势。依赖少数尖端能力构成的小规模力量体系正迅速从资产转变为负担。传感网络与远程打击能力的进步意味着，军队必须将欺骗与反侦察置于作战核心以降低战损。向更大规模力量体系转型，则要求美国国防生产与保障体系采取新的模式。

　　二、人工智能重塑未来战争对美国军队建设的影响

　　如果规模化力量与欺骗手段将成为未来战争的核心要素，美国需对其现有力量结构与作战理念进行重大调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军长期奉行“质量优先于数量”的原则，并将欺骗手段主要视为辅助性考量。那么，美国应如何依据规模化与欺骗原则重新设计其力量结构？

　　第一，美军力量规划应在保持“高低搭配组合”的同时，向更侧重规模化的方向转变。

　　接纳规模化要求规划者从聚焦少量尖端武器系统，转向开发更多样化、可大量列装的可损耗与一次性无人系统。美国不应仅关注一对一的装备替换，而需研究如何通过不同系统的组合运用，实现比单一系统更高的成本效益。这要求美军在采购过程中转变思维，重新权衡需优先考虑的装备属性。

　　在杀伤力方面，武器个体的“毁伤概率”可能不如集群齐射的总体毁伤概率重要。例如，一枚尖端巡航导弹或许比任何单一单向攻击无人机更具威力，但十架由人工智能赋能的无人机实施集群齐射，却能以极低的成本达成相近的战场效果。在生存能力方面，若美军希望降低成本并腾出资源建设更大规模的力量，则需接受无人系统性能降低和战损率上升的现实。这就要求国防规划者克制追求模仿尖端有人平台性能的冲动，否则将难以实现成本节约。

　　然而，投资相对于尖端系统成本更低的无人系统，并不意味着所有新能力都必须是绝对廉价的。此外，美国不应完全放弃尖端能力，尤其是在其仍具显著优势的领域（如水下作战）。这种动态将在对尖端系统的持续投资与对规模化力量的新投资之间产生张力。为确定人工智能赋能的力量在不同任务领域应具备何种属性与性能要求的组合，仍需开展进一步研究。

　　第二，美军部队规划应纳入欺骗性作战的新要求。

　　美国需要改变其力量规划与装备采购思路，以更有效地运用欺骗手段。美军传统做法通常是围绕大型尖端平台设计力量结构，之后再考虑如何隐藏它们。这种方式增加了欺骗的难度，因为设计能够逼真模拟尖端平台特征的低成本诱饵更具挑战性。美国还应避免对诱饵采用“过度求精”的思维定式——若能借助人工智能与规模化机器人技术制造足够有效的诱饵，就足以给敌方感知系统制造不确定性与混乱。

　　向欺骗策略转型要求美国投资建设“战争迷雾机器”，这既是一种比喻性的作战理念，也是一种实际作战能力。战争史上的欺骗行动往往具有随机性，著名的成功案例多依赖天才的非专业人员，但人工智能为训练能够系统化制造持久性混乱与不确定性的体系提供了可能。由于某些欺骗战术（如伪装、限制移动或电子辐射）会对美军自身形成制约，“战争迷雾机器”还可将欺骗视为约束条件下的优化问题，以平衡作战效能与生存能力之间的竞争性优先事项。若能协同调度大量实体与电子诱饵，“战争迷雾机器”将发挥最大效能。未来仍需进一步分析如何在稀缺资源分配上，平衡对新作战能力与新式诱饵的投资。

　　第三，美国需要对抗敌方的大规模部队，而不仅仅是部署自己的大规模部队。

　　从长远来看，即便美国在初期占据优势，中国仍能开发并部署数量相当甚至更多的AI系统。在某些情况下，美国可能会采取对称性应对措施，例如用无人机群来抵御无人机群的攻击。在其他情况下，它需要投资于非对称反应，以使其处于成本曲线的右侧。乌克兰战争表明，电子战是潜在选择之一：据报道，2023年乌克兰每月因俄罗斯干扰损失10,000架无人机。然而，更强的人工智能赋能自主性可能降低无人机对干扰的脆弱性。

　　定向能武器是另一个极具发展潜力的领域，军方对定向能武器的期待由来已久，如今这类武器终于开始在战场上以移动平台形式亮相。定向能武器的进一步突破，理论上可为对抗小型非加固系统提供更具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尽管这类突破性进展不太可能阻止向更大规模的转变，但它们或许能降低最小且最廉价系统带来的威胁。人工智能很可能在应对人工智能对手发动的饱和攻击时，对多层防空网络的管理发挥重要作用。

　　第四，美国在维护远程力量投射和维持大规模部队结构所需的通信链路方面，将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

　　若要部署规模更大的部队，就必须建立新的后勤保障体系来维持其战斗力。后勤需求将成为决定美国新型部队架构的关键因素，具体包括：如何将低维护需求的消耗性单向无人机与可损耗系统相结合——后者成本更低、数量更多，但设计上仍需支持长期补给与重复使用。当部队分散部署且需远距离投送作战力量时，后勤保障面临的挑战将最为严峻，这主要源于美国竞争对手日益增强的远程精准打击能力。大规模部署自主物流平台以支持其他无人系统，可能是一项重要的支撑能力。

　　第五，美国需持续加大投资并推进改革，以提升国防工业体系的建设能力，构建以大规模生产为核心的新型部队架构。

　　国防工业基地历来擅长小规模打造精良能力，但近期却难以维持这种优势。美国正着力强化工业基础，应重点考虑哪些定向投资与改革措施，以提升机器人量产能力。例如，建造大型载人战舰所需的大型公共造船厂已所剩无几，但开发更小型的无人系统或许能利用小型造船厂的优势，从而解决海军当前在舰队规模扩张中面临的瓶颈问题。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制造或可成为提升大规模生产能力、解决高技能人才短缺瓶颈的解决方案之一。但许多重要变革需要改革官僚程序，而不仅仅是技术性修补。

　　第六，人工智能最重大的影响可能在于其对战争经济基础的改变。

　　军队、海军和空军的开支极其高昂。18至20世纪，工业化、冶金技术、合成材料及大规模生产等领域的技术进步相互交织，不仅重塑了武器的性能与成本，更催生出新型战术体系与部队架构。21世纪，人工智能（AI）的突破性进展，连同机器人技术、增材制造等配套技术，或将实现同样的突破。21世纪的武器系统包含硬件与软件组件，人工智能（AI）可能对这类软件的开发与部署周期产生重大影响。若人工智能成功实现认知劳动的自动化，或将对军事人员管理及军事行动所需人力数量产生重大影响。同样地，机器人技术的进步与成本的下降，或将催生战争中人机新型协作模式与分工体系。尽管人们容易将目光投向自主无人机群等新兴技术，但更具颠覆性的变革可能源于新旧作战能力生产维护成本的降低，以及这种转变如何改变不同平台与作战方式的相对成本效益。总而言之，先进人工智能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能替代人类完成特定任务，更在于它能从根本上改变哪些能力与方法具有成本效益。

　　第七，战略优势可能属于最能顺利过渡到人工智能部队的一方。

　　除了确定能力组合的正确方式外，未来研究的一个关键领域是如何管理美国现有部队结构与未来战争所需部队结构之间的过渡。长期以来，一个阻碍军事创新的因素是：当军队正致力于引入新技术时，担心政治当局会要求其投入战斗。令人担忧的是，这种过渡期的困境可谓两害相权取其轻——军队既无法沿用既往行之有效的作战方式，又未能掌握其认为未来至关重要的新型作战手段。应对这一转型需要制定适应性调整的组织与文化方案，具体包括：建立系统化的人工智能部署与单元整合流程，监测机器如何建立并保持信任，同时允许各单元在使用AI赋能功能时存在差异。成功完成人工智能应用进程，其挑战性与重要性甚至可能超过人工智能技术初期突破性创新阶段，而美国能否在应用竞赛中占据优势，目前仍远未明朗。

　　三、兰德智库就如何获取AI先发优势向美国政府提出“三点建议”

　　如何利用人工智能重塑未来战争的“四大核心竞争”以获取先发优势，对于打赢未来战争具有战略意义。相较于仅利用人工智能对现有作战方式小修小补的军队，那些在作战理念与力量结构上勇于革新的军队将占据显著优势。充分释放人工智能的军事潜能不仅是一项技术挑战，更是一场组织变革，因为这可能需要颠覆美军传统的组织与运作模式。

　　1、美国应立即加大对新型作战能力研发试验的投入，旨在更充分地运用规模优势与欺骗手段。

　　例如，探索研发可用于空战任务的可损耗、不依赖跑道无人战机，以及开发新型人工智能欺骗工具以对抗对手人工智能赋能的感知系统。尽管人工智能技术尚处发展阶段，但当前已具备把握本报告所揭示趋势的战略机遇。

　　2、美国应将有限资源优先用于能带来持久长期优势的措施。

　　美国需要在假设将面临技术先进且适应性强的对手的情况下，合理分配有限资源。人们或许会动用人工智能来强化现有策略，企图让美国获得不可撼动的AI先发优势，从而以违背本报告所述趋势的方式运作。

　　3、美国需要制定规划以引导军队向人工智能赋能转型。

　　在具体实施层面，如何有效利用人工智能仍存在关键问题：例如美军力量结构中尖端武器系统与规模化机器人集群应建立何种新平衡？如何以兼顾效率与可信度的方式向作战单元部署人工智能工具？以及如何通过人员训练与算法训练实现人机优势互补、弱点相互弥补？

　　结语

　　近几年来，笔者就AI加持军事将颠覆未来战争形态主题发表过多篇文章，2023年9月30发表的《美国要用“人工智能”武装军队对付中国》（昆仑策网原创首发）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随着人工智能在美国各个领域的加持、植入、运用，尤其是军事领域人工智能化，可能带来军事科技革命的“突变”，进而大幅提升美军的战斗力，并迅速拉大与世界各国军力的差距，甚至引发未来战争形态的改变。毫无疑问，谁最先拥有“人工智能武装”，谁将具备对敌降维打击能力。

　　文章指出，美国将AI视为新一轮军事科技革命“突变”的引擎，在技术、人才、预算、盟友互操作性等方面的进行了全面具体部署，明确指出其目标是对付中国。而且，美军宣称要以“光速”与中国争夺AI“制高点”。对此，我们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以时不我待的姿态制定和实施应对策略，才能确保在未来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原创首发，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图片源自兰德智库网站，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