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马列，深入工农，为共产主义而奋斗！

　　共青团，只有摆脱官僚主义习气，摈弃国家主义叙事，重新唤起共产主义理想和集体主义价值观，才能真正激活群团组织的活力。

　　五四运动

　　今年是团一大召开一百周年，也是中国共青团成立一百周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青年运动走过了一百年的历史，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页。以进步青年为先锋的五四运动成为伟大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毛主席曾说，“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什么叫做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1]。解放后，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深情地回忆在井冈山斗争中牺牲的年轻人，他说：“井冈山斗争说到底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枪杆子青年运动。井冈山斗争高举五四反帝反封建的大旗，进一步反剥削反压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五四青年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井冈山的斗争是伟大的，这些为革命牺牲的青年人是伟大的。”[2]

　　在当前青年团变成了粉红俱乐部，支部活动变成了吃喝玩乐的荒诞时刻，抚今追昔，我们不得不重新探讨一下列宁当年提出的命题——青年团的任务。

　　青年群体是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物，产生于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之后，特指特定年龄阶段的人所组成的、作为生产预备队的一个特殊群体。在中国古代由于14岁左右结婚，只有儿童和成年人，没有青年这个年龄层次，清朝末年遍设学堂，地主富农和城市中产家庭子女的脱产学习期大大延长，直接导致了青年群体的产生。这个处于14岁到28岁的群体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精神和社会需要，比如世界观的建立，对社会认知的形成，恋爱和婚姻等等，这是青年团产生的社会基础。

　　共产主义性质的青年团产生于苏联。当时青年团的任务，就如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所说，一句话，就是学习共产主义。具体来说，是在斗争中学习共产主义，在实践中学习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共青团的灵魂，当苏联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后，共青团也失去了它的灵魂，变质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国家对共青团给予了多种政策便利条件，由此发展出著名的“共青团经济”，叶利钦时代的寡头霍多尔科夫斯基就发迹于此，在他24岁担任伏龙芝地区共青团书记的时候，通过倒卖电脑、牛仔裤和酒精饮料，赚取了高额利润。当时苏联有句流传很广的讽刺性的话：“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是资本主义的学校”。

　　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队伍在莫斯科参加五一游行，1924年。红场五一游行。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给中国带来了青年团。五四运动以后，许多青年由于反对腐败的军阀统治和封建礼教的束缚，离开了学校和家庭，来到上海寻找出路。陈独秀等共产党发起组的同志们热忱地接待他们，安置他们，并委派发起组中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和张太雷，于一九二○年八月，在这些青年中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那时已经41岁的陈独秀为了便于做工作，也加入了青年团，上海团组织为上海党组织的建立打下了基础。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后，各地也模仿建立本地的青年团组织，山西等地的团组织成立也早于党组织，成为党组织成立的基础。1922年，在各地团组织成立的基础上，在广州召开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全国性团组织的诞生。

　　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建立青年团，就是“准备从中培养挑选预备党员。”[3]也就是说，团在革命年代与工会、妇联等群众组织不一样，不仅是群众组织，而且是党的后备军，为革命发挥了重大作用。团为党输送了大量人才，上海外国语学社作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的干部学校， 学员最多时达五、六十人，包括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蒋光慈、曹靖华、彭述之、汪寿华、柯庆施、梁柏台、陈为人等人后来成为党的重要干部。

　　青年团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上左为施存统（书记），右为张太雷，下左为高君宇，中为蔡和森，右为俞秀松。

　　团是马克思主义与青年运动结合的产物，团的纲领与党的纲领是一致的，团一大明确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政治口号，指出青年团是“无产阶级的组织”。而团的具体任务是“一方面改良青年工人农民的生活状态而奋斗，并为青年妇女、青年学生的利益而奋斗；一方面养成青年革命的精神，使向为解放一般无产阶级而奋斗的路上走。”团的工作与党初期的工作也是基本一致的，首先是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其次是深入工农，开展社会调查，发动工人运动，第三是自身的组织建设。其中，最重要的是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

　　青年团不是共产主义组织的独创，国民党、基督教也曾有青年团的设置。共青团，是共产主义青年团，而不是任何其他主义的青年团，所以，共青团按照列宁的要求，是要学习共产主义，培养有共产主义世界观的青年人。但客观上，入团标准要低于入党标准，思想要求和组织要求都要低一些，这就使得团员的思想会比较庞杂，有共产主义者，但也有无政府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者。正如蔡和森所说：“我们开始工作时，在上海、广东、北京均有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在广东的党部又为无政府党人占多数，尤其是青年团大部分为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想把共产党无政府主义化，并在共产党的机关组织他们的党团。”无政府主义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先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它猛烈地批判专制统治和剥削压迫，同情劳工大众，鼓吹“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正好切合了当时中国先进青年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特别是反对家庭束缚的心理，受到欢迎。1920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著作没有任何一种完整的中文全译本，列宁的文章连一篇译成中文的也没有，因此，在起初各派社会主义的思想中，无政府主义是占着优势的。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邓中夏、陈延年、罗亦农等这些进步青年中的优秀分子，在探索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这种思潮的影响，但他们最终转向了共产主义。究其原因，是这些进步青年持续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与工农相结合，同时马克思主义者在思想上教育他们，在行动上帮助他们，使他们摆脱了小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

　　陈延年、陈乔年兄弟在上海接触较多的就是无政府主义——反映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对新社会的憧憬，这无疑契合了他们创立新世界的追求。进步的青年，必然要追逐更加进步的思想。1919年下半年，留法勤工俭学开始，在当时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的帮助下，陈延年带着弟弟陈乔年来到了法国。正是这一趟法国之行，让他们从无政府主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法国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社会的黑暗，让陈延年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吃人本质，而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不仅没有起到改造社会的作用，反而堕落为资本主义制度的附庸与吹鼓手。这让陈延年大失所望：“到海外来，耳所闻，目所见，更有令人失望者。”这就让他们开始寻找新的思想武器——转而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研究俄国十月革命。在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后，兄弟二人心悦诚服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科学。恰在此时，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104人被强制驱赶回国，让陈延年、陈乔年看到了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的虚伪与反动。他们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彻底与无政府主义决裂。

　　1922年6月，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等建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湖南早期劳工运动的领导者黄爱、庞人铨也曾经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当时不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原因就是认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军阀专政没有区别，他们所领导的劳工会只作经济斗争，不作政治斗争，组织自由散漫。毛泽东等同志向他们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并在实际斗争中援助他们，帮助他们用民主集中制改变劳工会自由散漫的状态[4]，引导他们走上正确道路，最后终于把他们，连同他们影响下的工人群众都争取了过来。黄爱和庞人铨在一九二一年底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领导工人与党站在一起，向当时湖南的反动军阀赵恒惕进行了英勇斗争，不幸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七日被反动派残酷地杀害。

　　黄爱、庞人铨墓

　　不过信仰的更替不会像更换一件衣服那样容易，当新的信仰确立的时候，曾有的信仰可能还会留有某些残余。更何况，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这两种理论体系在基本主张上是极为相似的：他们都反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否定私有制，崇尚社会平等和个人自由，都诉求未来的大同理想，所以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这两种理论的边界并非十分清晰。瞿秋白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说：“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我心上很安慰，因为这同我当初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列宁更为深刻的指出了无政府主义的阶级根源和世界观基础：“无政府主义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无政府主义是绝望的产物。它是失常的知识分子或游民的心理状态，而不是无产者的心理状态。”[5]

　　丁玲就是这种艰难转变的典型代表。丁玲早年也信奉过无政府主义，尤其关注女性的彻底解放，《莎菲女士的日记》轰动一时，但她的思想感情和创作方法都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的政治立场也在在小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徘徊，那时她既不想入党，也不想加入青年团。当她的丈夫胡也频被国民党杀害后，她受到共产党的照顾和社会主义革命思潮的洗礼，共产党及其所主张的政治理想和革命工作帮助她度过丧夫后最痛苦难熬的一段时光，并让她脱胎换骨，走上全新的生命道路。1936年11月，她成为第一个到达陕北延安的左翼文人。丁玲没有放弃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写作了《“三八”节有感》，虽然指出了延安存在的一些坏现象，但丁玲针对党内同志采用杂文笔法，表明她还是没有完全转变小资产阶级立场。最终转变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丁玲走进人民中间，采写了报告文学《田保霖》，毛泽东看后一夜难眠。次日派人送信，邀见丁玲、欧阳山，毛泽东对丁玲说：我一口气看完了《田保霖》，这是你写工农兵的开始，希望你继续写下去。经过政治运动的跌宕起伏，晚年的丁玲曾说，我的终身遗憾，就是没有在毛主席生前，能听他说那么一句话：“丁玲改造过来了”！

　　毛泽东赠丁玲同志词《临江仙·给丁玲同志》：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青年不仅要树立远大理想，还要改造自身脆弱的性格，摆脱个人小圈子和狭隘的感情世界。尤其是知识青年经受劳动和社会锻炼比较少，性格脆弱，导致很多精神问题的产生。毛主席曾经说：“知识青年容易神经衰弱。”[6]共产主义者要帮助他（她）们摆脱个人狭隘的感情，走向无产阶级的革命洪流。浙江才女胡杏芬本来是一个思想进步、富有爱国热情和正义感的青年女子。她在20岁那年，染上了肺病，并患有神经衰弱症，因此，不得不离开清华大学外语系，回乡就医。与此同时，她在爱情上也屡遭不幸：她所倾心的男友，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后来又找了一位男友，却经不住封建势力的压迫离她而去。双重打击使她陷入了痛苦的深渊，1936年底辗转住进了北平西山平民疗养院。就在胡杏芬对生活失去信心的时候，邓颖超（化名李扬逸，人称“李知凡太太”）也来到这里养病。她俩同住一间病房，朝夕相处，很快结下了亲密的友谊。邓颖超喜欢叫胡杏芬为“亲爱的小猫”，而胡则亲昵地称邓颖超为“我的太太”。这位“李知凡太太”乐观、敏锐、平易近人的性格，对民族命运的热情关怀，对时局的远见卓识，使胡杏芬深受启迪和教育。她把邓颖超看成慈爱而知心的大姐，向邓颖超倾诉自己不幸的遭遇和胸中的郁闷，连日记也交给邓颖超看。在此期间，她还有幸结识了化名“李知凡”的周恩来，她把周恩来看做是自己最尊敬的师长，把自己写的文章送给他看，请求指教。周恩来读了胡杏芬的作品后，非常称赞，认为她大有可能成为一个女作家。周恩来还深入浅出地给她讲抗战形势，讲民族前途和青年的责任，引导她从个人感情的小圈子里跳出来，投身到民族解放斗争的洪流中去。最终，胡杏芬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人。

　　陈延年、陈乔年、黄爱、庞人铨放弃无政府主义，丁玲转变自己的小资产阶级作风，胡杏芬跳出个人的小圈子，他（她）们的共同点都在于最终接受了共产主义世界观并在各条战线上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而现在却出现了一些咄咄怪事，《那年那兔》的国家主义叙事代替革命和共产主义成为共青团向青年提供的文化产品，把五四青年奖章颁发给与进步性毫不相关的青春女团SNH48，江西省团委微信公众号上甚至把巴黎公社描述成“流氓暴动”，在最近的白皮书，更是把个人奋斗作为主流价值观加以肯定。

　　除了宣传共产主义理想，青年团还要为青年群众的利益而奋斗，根据团一大的纲领，团组织要“改良青年工人农民的生活状态而奋斗，并为青年妇女、青年学生的利益而奋斗。”而近年来，当富士康年轻工人十三连跳的时候，职校生遭受无良学校和企业压榨的时候，学生假期和权利受到随意剥夺的时候，共青团组织都处于缺位、失声的状态。真正的“自由随心飞”[7]只属于少数上层家庭的子女。

　　总之，共青团，只有摆脱官僚主义习气，摈弃《那年那兔》的国家主义叙事，重新唤起共产主义理想和集体主义价值观，教育青年们关心国家大事和劳动人民的命运，同时关心和维护青年人的权益，真正转变成培养共产主义青年的学校，才能真正激活群团组织的活力，否则，只能日益走向反面。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一百周年。

　　在中国革命、建设和反复辟斗争中牺牲的青年们永垂不朽！

　　共产主义必胜！

　　注释：

　　[1]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1939年5月4日

　　[2]毛泽东与王卓超的谈话，见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

　　[3] 李达《1920年——1923年期间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人民大学编《共产主义小组和党的“一大”资料汇编》。

　　[4] 毛泽东：《所希望于劳工会的》，1921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对湖南劳动会建立的目的、组织形式和会费制度作了详细建议，黄、庞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

　　[5] 列宁：《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1901年

　　[6] 毛泽东：《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1953年6月30日

　　[7]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白皮书，202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