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亚夫：毛泽东批评“杂文片面无忧论”始末

　　林放

　　最近，读了浙江作家富晓春赠我的《报人赵超构》（ 文汇出版社2017年版），对于毛泽东的待友之道，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泽东说过：“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似乎公私分明，不讲情面。其实 ，毛泽东对于私人交谊，还是很讲“朋友义气”的，他与著名报人、杂文家赵超构（林放）的关系，就是著名的一例。

　　林放，即著名报人、杂文家赵超构（1910—1992），生前曾任新民晚报社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上海杂文学会名誉会长等。林放一生为百姓代言，为平民办报，留下了“飞入寻常百姓家”、“短、广、软”等办报思想。他是我们新闻界的楷模，杂文界的巨擘，曾七次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毛主席关于杂文的论述大多是对他谈及的。毛泽东接见民主人士林放，是朋友式的谈心，大多是鼓励，也有诤友式的批评，对林放的“杂文片面克忧论“，就是这样。

　　阿达为林放画的漫画像

　　当年，我住在上海海伦路上，与林老就在一条马路上。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我应河北《杂文界》杂志和《民主与法制画报》之约，曾三次采访林放，聆听他对杂文的见识，目睹他的高风亮节，深有启迪。现今回忆起来，依然历历在目。

　　河北《杂文界》《杂文报》一刊一报创刊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由河北省杂文学会会长、原《河北日报》副总编辑杜文远主编，我因平时也喜欢写杂文，与他多有往来，成了忘年交，老杜来沪时我还陪同他参观了上海鲁迅故居。老杜认为上海乃杂坛重镇，多有杂文高手，嘱我为《杂文界》杂志新辟的栏目《杂文百家》写专访。要写上海杂文家专访，我第一个采访的便是被夏衍称之为“杂文宿将”的林放，他当时是上海杂文学会名誉会长，头炮当然非他莫属。

　　林老住在瑞康里的一座老式的石库门房子，通常是从后门进出的，跨进门槛，即是灶披间。记得那天林老精神矍铄，气色不错，虽然当年已经76岁了，但是身板硬朗，脸色红润，丝毫没有老态。他把我让进了前面的客堂间，挥手示意我坐三人沙发，他自己却随手拿过一把折叠椅。我一看，哪里肯依，忙请他坐沙发，我坐硬椅。林老笑了，说:“那我们一起坐在沙发上谈吧!”

　　为采访林老，我做足了功课，将他当时已经出版的杂文集《世象杂谈》、《未晚谈》和有关材料全部读了一篇，准备了20多个有关杂文创作的问题。我们谈了近二个小时，林老对我的问题，一一作了回答。以后我写了篇3000多字的专访《评说世象五十春——记杂文名家林放先生》，刊发于1986年第五期的《杂文界》，主要介绍了林放杂文的主旨、取材以及“未晚谈”的特点等，因限于篇幅，好多问题没有提及，现翻检当年采访笔记和有关剪报，这里披露一二。

　　在采访中，记得林老强调要做一个合格的记者，就要会写言论。他就是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一边从事新闻采访，一边撰写“小言论”。他说当时也没意识到是在写杂文，只是不平则鸣，感到有话要讲。比如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祖界、香港相继沦陷。四大家族中的孔祥熙的老姿急着用飞机运自己庞物狗，而杭日志士却因无交通工具滞留香港，遭到日寇残害。林放出于义愤，写了篇《“洋狗”乘机辨》，进行了辛辣的揭露和抨击。当这篇杂文被国民党新闻检查官无理扣压时，他又在自己主编的重庆《新民报》的副刊头条地位开了天窗，以示抗议。

　　当我问林老，中国有句古话:"众人拾柴火焰高"。戏剧、小说等文体常有集体创作的。您在1982年9月2日《杂文之味》一文中说:"杂文是最不宜于搞集体创作的"，为什么?他想了想，回答：杂文不像总结报告，也不像评论文章，杂文要有自己的风格。各人的笔调不同，各人的风格就不同，怎么能搞集体创作?末了他又补充说：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体会。

　　1986年第五期的《杂文界》上刊登的专放文章

　　我请教林老：短小的杂文怎样避免片面性？林老沉吟了一会说：这个问题，我也没有做好。但我认为好杂文是可以避免片面性的，鲁迅后期的杂文就没有片面性么，所以要多读些鲁迅后期的杂文。

　　当时对此问题，我也没多注意，近几年看了几本写赵超构传记的书，才知道上世纪中叶杂坛曾发生过一场风波：1956年12月19日林放在《解放日报》刚创刊不久的《朝花》副刊上发表过一篇杂文,题目叫《“片面”无忧论》说,杂文篇幅短小,所论难免片面,并进而提出“杂文片面无忧”的观点。这一下，好像平静的湖面扔进了一块石头，一下子文坛掀起了风浪，招来了不少批评意见，为此报纸发起了论争，自诩为“左派”的张春桥、姚文元也参与争论。林放接连写了四篇文章《从何说起》《声明和解释》《“片面”三题》《续“片面”三题》为自己争辩，结果惊动了高层，连毛泽东也参与了进来。毛泽东在1957年3月12日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不点名地批评了赵超构。

　　这篇讲话共讲了八个问题，其中第六：片面性问题。毛泽东首先从思想方法上分析，说：“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然后说：“ 有人说，发长篇大论可以避免片面性，写短篇的杂文就不能避免片面性。杂文是不是一定会带片面性？我在上面讲了，片面性往往是难免的，有些片面性也不是不得了。要求所有的人看问题都必须很全面，这样就会阻碍批评的发展。但是，我们还要求努力做到看问题比较全面，不管长文也好，短文也好，杂文包括在内，努力做到不是片面性的。有人说，几百字、一二千字一篇的杂文，怎么能作分析呢？我说，怎么不能呢？鲁迅不就是这样的吗？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列宁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也有讽刺，写得也很尖锐，但是那里面就没有片面性。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既有对敌人的，也有对同志的。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

　　毛泽东很讲朋友之道，但又光明磊落，注意内外有别。他的这些意见，在接见新闻界代表时，就当面告诉了林放。当时林放虽听得头上直冒汗，但心悦诚服，他牢记主席教导，学习辩证法，多读鲁迅后期的杂文。因此他的后期杂文写得笔意纵横，晓畅明快，也没有了片面性，成了新时代杂文的典范。

　　也是在这次接见时，毛泽东听说新闻界对赵超构提出的办报口号：“短些、短些、再短些，广些、广些、再广些，软些、软些、再软些！”有争议，毛泽东也以朋友式的口吻说：“我对你的短些、广些两个口号没有意见；‘软些，再软些’要再考虑一下。报纸不要办得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太软了也不好。要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也就是说，软中有硬。” 然后指出：“报纸文章，对读者要亲切些，平等待人，不摆架子，这是对的，但要软中有硬。”细细品味，毛泽东这番讲话，完全是朋友式的平等交流，没有架子，更无居高凌下之势。从内容看，这里说的是办报风格，但写杂文又何尝不是如此！

　　过了几个月，也就是1957年6月31日，形势急转直下，全国开展反右斗争前夕，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林放，林放是“怀着非常惶恐沉重的心情”去的,因为当时上海市委已点名批评他。但主席慈祥亲切，说：好啦，知道错，就改正。改了就好了嘛。说到办报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勉励他好好工作。当下毛泽东还问赵超构：“你当新民报总编辑可是有职有权？”赵回答：“怎么没有权，如果没有权，我也不会犯这么大的错误了。”毛泽东笑笑：“写杂文也不容易，所以，我要保护几个写杂文的朋友。”主席这一声“保护”，还真保护了林放这样的杂文家。

　　当时主席又说：“如果让我选择工作的话，我倒很愿意做个杂文家，给人民日报写写杂文。可惜，我现在没有这个自由。”谈到中午，毛泽东留他们共进午餐，吃了饺子。当时林放已内定为“右派”，连批判他的文章也已写好，不是毛泽东保护，林放在劫难逃。

　　那次采访临别时，林老在我带去的《世象杂谈》、《未晚谈》上签了名。多年来，我将林老的两本签名杂文集置于案头，随时师法学习，从中得到很多的教益。

　　（作者为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