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令昌：“上山下乡”的三大历史性贡献

　　“上山下乡”一词最早见于195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这个概念，这也成了知青上山下乡开始的标志。

　　许多人对此“讳莫如深”，实际上，上山下乡应该分成两个阶段，就是从1956年到1968年的上山下乡以农场模式为主；1968年以后以插队模式为主，这也是借鉴苏联老大哥模式。苏联在1954年大规模垦荒运动中，改变了过去移民开荒的办法，而以城市青年为垦荒主体，两年里一共动员了27万城市青年移民垦荒，此举既解决了粮食短缺，又解决了城市青年就业问题，而在1955年4月，团中央代表团访苏时了解到苏联的城市青年移民垦荒运动，回来后就向党中央汇报了苏联的做法，认为"从城市中动员年轻力壮、有文化的青年去参加垦荒工作是有好处的，也是今后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和青年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这个意见得到毛泽东的首肯。

　　上山下乡并非始自文化大革命，但受害于文化大革命，因文革造成了中学生滞留学校，到1968年中国出现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六届初、高中学生(即"老三届")一起毕业的奇景，这年的冬季起，插队模式就成为上山下乡的主要模式。上山下乡解决了三大问题：

　　一是保持了国家的基本稳定。

　　建国后，农民翻身成了主人，许多知识分子都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年轻人崇拜的革命英雄主义，他们精力旺盛，折腾的劲头，革命的理论空前高涨，要让他们科学合理的释放出来，从当时的现实情况考虑，上山下乡在客观上应该是最好的选择。把这些学生分散到农村的"广阔天地"之中，也就消除了红卫兵的破坏力。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从政治生态上来讲，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势头不是没有，有些人隐藏的很深，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抢权、夺权的野心大的很，势力强得很，人数多的很；搞修正主义的人也有，伪装的很真，国家面临的形势并非一片大好，而是非常严峻，想想后来“八.三严打”，就知道非常时期，只能用非常手段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中，几乎任何人都没有更好的办法去解决，非凡的人只有用非凡的办法去治理，必须有全局意识、大局意识和时局意识的人才能想出科学的办法来，如果处理不当，将会引起国家更大的动荡，危及新中国的稳定。

　　二是厚植了人民群众之间的阶级感情

　　对当时的知青来说，他们到农村去，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带有积极的理想主义色彩，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一大批青年，便是他们的典型代表。文革时期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中去，摒弃传统教学，理论联系实际，用劳动创造更伟大的劳动，从劳动中发现真理，与人民群众厚植阶级感情，实现人生价值。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国家不能没有向心力，人民不能没有凝聚力，社会阶级不能分层断面，每一个知青都是一部神奇的人生。毛泽东思想和雷锋精神等，其内涵就是社会主义的初心，离开毛泽东思想和雷锋精神等，就会离开社会主义，就会离初心越来越远，就会抛弃社会主义制度。中国革命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的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不能让先辈们的鲜血白流，这个教训必须要有高度的警惕性，几百年来，中国人从苦难中走向辉煌，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