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对老百姓的真挚情感，感受他鲜明的价值取向

　　毛泽东的机要秘书谢静宜在她的回忆录里披露了这么一个小故事：

　　《有一次，列车行进在北国大地，田地里生长着即将成熟的麦子。突然，一位肩上挑担的农妇映入眼帘。她好象是往地里送饭后返回村庄。她一边走，一边用手一把接一把地将麦穗上的麦粒往口袋里装。我惊讶地对主席说;“您看，偷麦子的。”主席忙低声说，“别出声，别出声!”他生怕伤害了那位妇女的自尊心。毛主席一直望着那位妇女的身影消失在窗外，才恍然所失地自言自话道：“看来，农民的粮食还是不够吃啊!不然，她何苦去抓那几把麦粒呢?”那天吃饭时，我注意到主席神色严肃，沉默不语，大概仍在想着那位农妇的事。》

　　那个时候，田地及其中生长的庄稼都是属于集体的，那个农妇的行为或许会被视为“偷窃集体财物”，可是毛泽东是什么反应呢?可能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他不仅没有一丝责备之意，反而流露出深深的同情，甚至还不让人发出声响以免惊动而伤害了那个农妇的自尊心。为什么呢?毛泽东从那个农妇的举动所看到的是普通农民的艰难困苦，而且作为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他为自己的国民仍然生活困苦而自责，由此陷入沉重的深思之中，长久不能自拔。这种小到不会上书的小事情，其实最能反映一个人的真实情感。毛泽东的反应直接发自内心，毫无做作的可能，让人无法不为他那颗与普通民众紧贴着的心所感动。

　　文革中小学教师李庆霖写信给毛泽东反映知青的真实情况，当时有人指责这封信“里头有刺”，大有追究其反对上山下乡之意，可毛泽东却说“我看了相当好啊，就是要有刺呢!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有报道说，毛泽东看这封信读到伤心处，连眼泪也流出来了。毛泽东亲笔回信李庆霖，并“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对底层百姓的一封诉苦信竟如此看重，简直到了牵肠挂肚的地步!

　　细节虽小，却往往是一个人真实思想与情感的自然反映。毛泽东是一个不屑于隐瞒自己政治观点的人，也是一个不掩饰自己情感，敢笑敢骂的性情中人。由于其特殊身份，他的一举一动，喜怒哀乐，爱谁恨谁，喜欢什么，厌恶什么，都毫无掩饰地映在警卫员、服务员等周边许多工作人员的眼里。我们不止一次地从毛泽东这些身边人所诉说的亲身回忆中听到他那些爱憎分明的“小故事”：他看不得穷苦人受难而多次掉泪，也看不得强势的人欺负弱者，对欺压百姓的行为嫉恶如仇，甚至看戏看到法海欺负白娘子也怒不可遏。这种情感渗透到他的一生的每个角落每个细节。当我们听着这些“小故事”的时候，在我们的脑海里，与他早已为世人所熟悉的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领袖形象相辅相成，还原了一个真实、完整、立体的毛泽东。有人把毛泽东的这种亲民情感称之为“群众情结”。正是这种情结，成为毛泽东人生中最纯朴的底色，是他的生命本色和政治本色的突出表现。

　　在戚本禹回忆录里也记载了这么一件事：

　　《1951年8月石景山发电厂的一個书记，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工人工资比较低，物价又上涨，所以工人生活很困难。那信不知什么原因，田家英没交到主席那里，……主席听说工人有信給他就查问，一查果然有。田家英赶紧送去。主席看后很生气，批评田家英说，你的工作就是向我反映工人、农民的情況，这么重要的反映工人生活困难的信，你压了那么久不送给我看，这是个对工人的感情问题，是立场的问题。工人的疾苦，就是党的大的问题，我們党是干什么的，就是給老百姓解決问题的，怎么能掉以轻心呢?你是不是不想干了，不想干了你就打报告，我再找人 ……。后來毛主席給那个工厂支部书记写了信，表扬他关心工人，告诉他中央马上想办法解决，而且是整个北京市的工人，全国的工人问题，都要解決。后來把石景山工厂工人的工资提高了，我们再下去听反映，无论是支部书记还是工人，都非常满意。》

　　田家英是毛泽东十分器重的秘书，可是毛泽东对他未及时反映群众疾苦的过失批评得如此严厉，可见他容不得任何漠视群众疾苦的行为。正是在这严厉的批评声里，我们听到了毛泽东对工人农民的出于内心的真挚感情，听到了毛泽东一心要为老百姓排忧解难的满腔热情和高度责任感。

　　在已披露的档案材料中到处可以看到毛泽东对群众疾苦的牵挂。例如，1963年12月13日毛泽东看到中央办公厅编印的《群众反映》，反映上海被精简的职工，以及未能升学就业的社会青年和各类无业人员，生活无着，很是困难，立即批示上海市委:“柯老(指柯庆施)、丕显同志：此件请阅。此事必须解决。一定要使他们设法就业。即使暂时不能就业，也要支出一笔救济费把他们养起来，以待逐渐设法就业。”同时批示：“刘、邓、彭真同志：此是一件大事，值得注意。”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毛泽东对干部队伍中的贵族习气和特殊化极为厌恶。1952年6月14日毛泽东读到一份反映中小学生费用负担对于劳动人民家庭和低薪工作人员来说过于沉重以及干部子弟学校的学生待遇优越且按家长职务分等级的情况报告后，立即批示:“周总理：(一)如有可能，应全部接管私立中小学。(二)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请酌办。”毛泽东对医疗服务特殊化现象更是多次严厉批评。1964年6月2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什么都搞特殊化，看病也搞特殊化，我很不赞成搞什么高级病房、高级病床，老百姓有了病怎么办啊?有那么多的工人、农民，有了病怎么办?”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发出了“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著名的“六·二六指示”，其中他直言不讳地批评卫生部：“告诉卫生部，卫生部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为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读到毛泽东对高干看病特殊化的批评，就不能不联想到毛泽东对消灭血吸虫病的态度。血吸虫病主要是危害田间劳作的农民，这种病也许跟城里人的关系小一些，离养尊处优的官老爷们更远。可毛泽东一旦了解了农民受害的情况，就把这件事视为天大的大事，马上用最大的精力，最大的决心，动用全国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倾注全力抓这件事，抓住不放，一抓到底。仅几年的时间，就创造了在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上第一次战胜血吸虫病的奇迹。当他看到某县首先消灭了血吸虫病的消息后，激动得一夜未睡，一直在踱步浮想，不觉已是旭日临窗，于是以诗言志，一挥写成脍炙人口的不朽诗篇《送瘟神》。这正是毛泽东与广大劳动人民血肉相连的感情的真挚流露。

　　在考虑政策的倾向性时，毛泽东讲了这么一段话：“不要怕得罪人。这样做得罪了一批人，可是老百姓高兴。这批人不高兴让他们不高兴好了。做什么事总要得罪人，看得罪的是些什么人，高兴的是什么人，老百姓高兴就行。”这几句再朴实不过的大白话，极其深刻与鲜明地反映出毛泽东内心的价值取向，使我们反复细读后仍然感慨万分。

　　毛泽东在谈及接班人条件即革命事业领袖的条件时，特别强调“必须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人谋利益，这是目的。到底为谁服务，这是主要的，这一条学好了什么都能办。”这就是毛泽东价值观的核心。这个思想贯穿于毛泽东的整个革命生涯，体现在他的所有重要著作中。他说：“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他还特别以对群众的态度作为区分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根本标准：“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他多次告诫党的高级干部：“对劳动人民只能说服，不能压服，不能使用权力，用权力就是压服。有人这样做，好像很“左”，其实很右，是国民党作风。”出于“人民至上”的价值观，毛泽东从来都反对以任何名义整群众，也反对拿着鞭子赶着百姓去革命，而是主张通过说服教育来启发群众的觉悟，而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人们都说，毛泽东最大的革命贡献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那么，这个结合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一再强调的，一切从中国的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出发。什么是最大的中国实际?就是占全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众。在任何一个革命阶段，他都不是教条式地以经典著作中的条文为行动指导，而是以是否符合当时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来决定革命的任务和策略，创造性地、独立自主地确立中国革命的纲领和路线。为此，毛泽东曾经饱受那些号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们的打击，甚至被国际共运的权威责难为“麦淇淋式的共产主义者”。然而，实践证明了毛泽东的正确，历史证明了毛泽东的伟大。

　　毫无疑问，毛泽东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同时，他的价值观的核心是为中国和世界绝大多数人民服务。在毛泽东的字典里，这两者是高度统一的。一方面，他一生都在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就是为了消除社会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争取最大多数人的共同幸福;另一方面，他也总是反对以共产主义的名义侵犯普通群众的利益。人民公社刚出现时，毛泽东在共产主义理想的鼓舞下，曾经表现出很大的热情，但随后出现的损害农民利益的“共产风”，很快就引起他的警觉和反对。在中共党内，是毛泽东最早看出问题，提出纠偏。就在中央作出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毛泽东就召开史称“第一次郑州会议”纠正“左”的偏差，之后又召开了多次纠偏会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毛泽东的纠偏是顶着党内相当多人的“右倾”、“倒退”的怀疑和抵触进行的。为什么毛泽东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却又能在全党头脑发热的情况下清醒地提出纠“左”呢?关键就在于他对运动中出现的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名义用行政命令强行剥夺农民的行为深恶痛绝。他厉声斥道：“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剥夺农民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我们只讲过剥夺地主，哪里讲过剥夺农民，剥夺农民的思想是最反动的。不是建设社会主义，而是破坏社会主义”。对于一些干部用“反瞒产”的口号强行搜刮农民存粮的恶劣行为，毛泽东一旦了解实情后就旗帜鲜明地站在了农民一边，在党的最高领导层会议上怒声道：“什么瞒产私分，完全必要，……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齐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在这里，我们看到，在毛泽东的思想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关心群众、爱护百姓两者的高度统一。任何政策，不管在意识形态上多么“激进”，只要违背大多数群众的意愿和利益，毛泽东就会选择站在人民这一边。

　　纵观毛泽东关于建设新中国的各项主张，他一方面总是坚决反对以牺牲社会公平的代价来发展经济，始终坚持惠及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道路，另一方面也坚决反对用“压服”的方法，用粗暴对待群众的方法来追求所谓意识形态上的“彻底革命”。他始终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原则，以此划清了与形形色色假马克思主义的界线，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真正的人民领袖，不仅在生前，而且在身后，都永远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

　　“人民万岁”，毛泽东在多个场合喊出这个震撼人心的呼声。有人评论说，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喊出人民万岁的领袖，它绝不是个应景的口号，而是毛泽东内心世界的真实流露，是他“人民至上”价值观的集中体现，让我们从中更深刻地认识毛泽东，懂得毛泽东，感受伟人的赤子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