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先知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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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的中美经贸、政治形势让大家都开始重新审视那70年前的“立国之战”。

　　年度票房冠军《长津湖》更是彻底让“抗美援朝”战争火了一把。

　　但就在这中间，一个尖锐的声音越来越刺耳，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大V”，裹挟着很多不明所以的人问出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一定要打这场战争？

　　他们给出的理由很多：比如别人不只是美军，还是其他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是经联合国授权的军事行动；朝鲜战争是由朝鲜先发起的侵略，我们不应该去帮“先动手的人”；打得又不是你中国，我们强行介入“师出无名”……

　　当然，最厉害的还是这条：死伤那么多人，每一条都是鲜活的人命，我们不要战争。

　　所以，这些人得出结论：不要歌颂战争，不要“美化”英雄，我们要反思战争。

　　关于对这些人和这些观点的反驳，“栩然说”曾经在10月26日的发文《三观炸裂！如何系统反驳脑残、公知、历史盲、恨国党的种种言论？》中进行了逐条驳斥，这里不再赘述。

　　我只强调两点：

　　1. 这些人可以举出“抗美援朝”不应该的无数条理由，我也可以举出这场仗打得好的无数条理由，但都敌不过一条理由：这场战争让我们在开国初期站稳了脚跟，走出了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并沿着这条道路一直走到了今天。

　　2. 那些为我们牺牲生命的烈士们，对他们最好的祭奠不是反思而是尊崇，如果你把这些英雄烈士们流血流泪、拼死拼活的一场战争搞成了“历史虚无主义”，搞成了是没必要的，那他们的血才真的是白流了。

　　正是因为烈士们当年的牺牲，一代人打了五代人的仗，才有了我们现在生活的风平浪静。

　　我们不能躺在舒适的床上，就忘记了无数英雄先烈为了我们今天的生活，曾经流过的鲜血，要去反思“他们是不是不该去打仗”。

　　这是愚蠢且自私的。

　　当然，今天的文章，我并不是单纯地去讨论“朝鲜战争”，而是借由这个现在大家都能看到的现象，探讨一个非常深刻且严肃的问题。

　　抗美援朝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沿着这条立国之仗后开启的社会主义道路，已经走到了世界第二的位置，还有这么多人在质疑和否定是否应该打这场战争。

　　大家可以去想想，远在70年前，朝鲜战争刚爆发不久，我们到底应不该应该参战，会有多少能真的想明白。

　　事实上，当时的整个政治局基本都不主张出兵朝鲜。

　　从头到尾，真正坚持一定要出兵的人，只有一个：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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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的9月至10月，无疑是毛泽东在建国后最艰难抉择的一段时间之一。

　　自夏季朝鲜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就一直高度关注。

　　金日成想要武力统一朝鲜半岛，毛泽东一开始是持反对意见的，而且中国当时的战略重点也不在半岛，我们一方面要大力搞经济建设，另一方面要筹备渡海作战，党内也还在深入开展整风运动，实在是很难兼顾到那去。

　　但当朝鲜战争爆发后，我们还是提前做了很多军事上的准备，以备不测。

　　一开始，战争基本呈现一边倒的态势，朝鲜人民军仅用了几天时间就攻下了汉城，之后也是节节胜利，但从7月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开始武装介入后，形势就开始出现逆转。

　　特别是，9月份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压力骤增，朝鲜战局发生急剧变化。

　　美军依靠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现代化武装，很快将朝鲜人民军击败，10月份更是悍然越过三八线，占领平壤。在苏联拒绝直接出兵的情况下，金日成甚至已经提出要在东北建流亡政府的想法了。

　　摆在我们面前最难的问题出现了，要不要出兵朝鲜？

　　现在的我们当然已经知道结果了，但在当时，从美国到苏联甚至于党内，很多人都没办法做出判断，美国甚至一直笃定：中国不会出兵。

　　如果彼时的美国政府能确定中国出兵朝鲜的决心和意志，很可能决策也会不一样了。

　　1950年10月2日，国庆节的第二天，毛泽东主席致电斯大林，提出准备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

　　结果就在当天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因为多数人不赞成出兵，这封电报竟然没有发出。

　　由此可见，当时关于是否要出兵朝鲜，特别是直接和“地表最强”的美军开战，存在的分歧和争议有多大。

　　在之后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更是震惊地发现，很多领导人都对现在出兵朝鲜持怀疑和反对态度。而更重要的是，军队领导人几乎一致对与美军作战表示没有把握。

　　时任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后来回忆，当时大家在会上发言的基本倾向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

　　但毛泽东的态度是坚决的，和以前一样，关于出兵朝鲜，他很可能是经过了非常长一段时间的思考和研究。

　　毛泽东在持续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不愿出兵的同志说，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

　　彭德怀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他说，如让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如果让美国占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晚打不如早打。

　　10月5日，中央决定，成立志愿军，由彭德怀担任志愿军的司令兼政委。同时派遣周恩来、林彪到苏联，协商有关装备问题。7日，毛泽东请苏联大使转告斯大林，初步决定出兵朝鲜。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说，“对于打和不打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也是左思右想，想了很久。毛泽东同志对这件事确实是思之再三，煞费心血的，最后才下了决心。”

　　13日，苏联大使将毛泽东的决定报告给斯大林，尽管斯大林对此将信将疑，但他还是立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金日成，要金日成暂缓执行要他北撤的电报。

　　14日，斯大林得到了周恩来的正式通报，这回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几年后，当时在场的陈毅回忆说，斯大林被感动得掉下了眼泪。

　　今天看来，导致中国出兵朝鲜的许多原因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敌意行动。朝鲜内战爆发后第二天，杜鲁门即派第7舰队封锁台湾海峡，如此明目张胆地侵犯中国主权，当然使中国无法置身事外。

　　就像中国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发言所说的那样，“能不能设想，因为西班牙内战，意大利就有权占领法国的科西嘉?因为墨西哥内战，英国就有权利占领美国的佛罗里达?这是毫无道理的，不能设想的”。

　　今天的美日欧又想勾结插手台湾事务。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

　　还有，仁川登陆后，美军飞机多次轰炸中国边境。这使中国切实感到了战争的威胁。

　　事实上，关于中国为什么要出兵，毛泽东曾经在当年的10月27日做过一次深入的阐述。

　　那天，毛泽东邀请周世钊来谈论宗教问题，周世钊问：主席今天为什么有这种闲情来谈宗教与哲学的问题，朝鲜局势不是很紧张吗？

　　毛泽东说：朝鲜局势日趋紧张，这段时间我们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有很多天是睡不着觉的。但是，今天我们可以高枕而卧了，因为我们的志愿军已经出国了。

　　他说：

　　“我们急切需要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有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抵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帝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有困难。

　　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们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们的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我是不打无把握之仗的。”

　　这段话，在我看来，比今天任何一切分析抗美援朝战争意义的文章都要深刻、通透，也比任何反驳那些“反思客”们的文字要清晰有力。

　　在志愿军的英勇作战下，美军不得不黯然接受了那个他们不想要的结果。1953年，板门店停战协定签字，抗美援朝的胜利为中国赢得了近70年的和平建设环境。

　　就像有人说过的：一仗打出了50年和平。

　　什么是着眼全局的战略眼光，什么是超越历史的思考判断，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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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读历史的时候就发现，这并不是毛泽东第一次展现这种超越常人的眼光和判断了。

　　当时开会，他经常直接开群嘲，上来一句以上全错，下面听我的blabla，甚至是对中央的决策也是绕弯子执行。

　　瞿秋白曾经评价说：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

　　秋收起义，中央要求他进攻大城市、打长沙，他却把部队往山沟里带，上井冈山，结果直接被开除出政治局（当时误传为开除党籍）。

　　几年后，共产国际要求红军打武汉，毛泽东说打武汉根本不可能，想都别想；打南昌，毛泽东说，打南昌也不行。

　　最后，红军决定要打赣州，几乎所有人都表示赞成。

　　唯有毛泽东提出反对，说赣州打不下来，赣州是铜墙铁壁。

　　彭德怀带领的部队在前往攻打赣州的途中还谈道：打下赣州再和毛泽东算帐。

　　结果部队损失惨重，大败而回。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军事转移，湘江战役一场仗，十万红军战士被打得只剩了三四万，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

　　即使这样，当时的博古、李德还要带着红军以硬碰硬，往蒋介石的包围圈里钻。

　　这时候，还是毛泽东站出来，苦口婆心劝说主力红军放弃进入湘西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和的计划，因为蒋介石早已在那里埋下重兵，往那走就是绝路。

　　黎平会议，中央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往贵州进军。

　　1935年，红军进入贵州遵义，开会研究下一步往哪走，大部分人都主张打鼓新场，唯有毛泽东坚决反对。最后民主投票，决定还是打，由周恩来负责起草攻打命令。

　　深夜里，毛泽东思前想后、夜不能寐，最后连夜提着马灯来找周恩来，让他晚一点下命令，再商量商量。

　　这个举动最终避免了红军陷入苦战，被包围覆灭的结局。

　　和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坚持要南下打成都，毛泽东只能连夜带着队伍往陕北跑。

　　结果，十万兵马的张国焘在南下时被川军打得七零八落，别说打下成都了，连成都的边都没摸到，就灰溜溜地沿着毛泽东之前走过的路线去了陕北。

　　徐向前回忆道：“毛泽东同志说过：南下是绝路。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正确论断。我对毛主席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是经过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认识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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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后，斯诺前往延安，在那里详细地采访了解了毛泽东和他带领的部队。

　　写出了《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在书里，他写道：革命运动要求它的领袖能够比旁人早一点看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在这方面毛泽东很成功，所以他的追随者对他的判断力产生了极大的信心。

　　基于此，他对毛泽东作出了“窑洞里的预言家”的著名评价。

　　约翰·S·谢伟思，是抗战时期美军驻延安的观察组成员。

　　在与毛泽东等人经历了3个多月的深入接触后，他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毛主席能够成功地战胜他的众多对手，而成为公认的领袖？

　　最后，他的结论是：目光远大。

　　毛泽东之所以与众不同，就在于他的思考总是很超前，更重要的是，他想的往往总是对的。

　　我看到的一本书里曾经这样说过：毛每逢大事，闭门不出，深思熟虑，把所有可能遇到的不利情形都考虑进去，然后予以逐步施行。

　　比如毛泽东，他早在1917年时就精确分析和预言，二十年内中日必有一战。他在给好友的信里写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

　　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刚好二十年。

　　如果说这时候他的预见，还只是基于直觉和巧合的话。

　　到后期写论持久战的时候，他就真的是“以理服人”了。

　　持久战这个说法，并不是毛泽东的原创，当时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有人讨论过持久战的问题。

　　但只有他将这个论断，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思考、总结和分析，最终形成了统筹国内国外，全面分析敌我对比，总字数超过5万字的精辟著作。

　　写《论持久战》的时候，毛泽东并没有到抗日一线，但他在指挥对日作战中掌握了大量材料，多次和党内高层共同讨论，广泛思考，缜密论证。

　　这样作出的判断，才可能具有预见性。

　　其实，革命时期，大家的想法都很简单：你说得对，我们就跟你走。

　　而毛泽东，就总能在面对很多重大关头的时候，通过自己的思考，为大家指出正确的路；或者在跟着其他人走错了路，受到挫折时，回头发现还是毛泽东说的对。

　　毛主席是理论上的领袖，每当中国革命面临关键时刻，他就发表重要文章，给革命确定方向。——福原亨一

　　整个人类历史上，总有一些仿佛具有预见性能力的“先知式人物”，他们有的只是故弄玄虚，而有的则像是毛泽东这样，通过扎实的调研和思考分析判断，真的具有了“预见未来”的能力。

　　只不过，这样的“先知式”人物却往往伴随着孤独与悲剧。

　　2019年的科幻电影《流浪地球》大火，但很多人不知道，这部电影实际上只拍了小说的开头，它真正的高潮没有拍出来。

　　小说里，地球上最顶级的一群科学家们预测了4个世纪后太阳将会发生一次“氦闪”，届时太阳系里的行星和生物都将在太阳膨胀后剧增的体积中，化为灰烬。

　　他们提前400年看到了末日的悲剧，于是发出了预警。

　　为了拯救人类和文明，地球联合政府设计了一个庞大的逃亡计划，他们将通过在地球表面安装巨大的发动机，推动地球脱离太阳系。

　　结果就在做了四个世纪的准备，地球即将脱离太阳系之时，全球各地都发生了叛乱。

　　叛军认为地球是被出卖了，因为四个世纪已经过去了，太阳根本没有“氦闪”的迹象，地球联合政府和科学家们编造出“太阳系毁灭”的谣言，就是为了建立独裁帝国。

　　反叛军的支持者越来越多，为了保全地球发动机，联合政府的5000名官员、科学家以及支持者们投降了。

　　他们在十多万叛军的注视下，被赶入零下一百多度的冰面执行死刑。

　　然后，就在死刑中，太阳发出了耀眼的光芒，几个世纪前科学家们预测的“氦闪”爆发了。

　　除了刚脱离太阳系的地球，太阳系中的行星都毁灭了。

　　这群清醒而有远见的科学家们死了，死在了他们为之拯救的人类手中。

　　太阳也死了，死前的最后一次光芒，照亮了冰面上那些坚持真理的、不屈的5000具无辜尸体。

　　想象一下，在几个世纪前，那些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精英们就预测出了太阳系的覆灭，并制定了庞大的拯救计划，结果却因为无知民众被煽动，而被集体宣判了死刑。

　　这是何等的讽刺，何等的悲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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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真实故事，在人类历史上并不少见。

　　比如，同样是在意大利，当年那个坚决捍卫“日心说”的布鲁诺，被活活烧死了；在他死去数百年后，地球围着太阳转，成了小孩子都知道的常识。

　　科学家普朗克曾经说过一句很残忍的话：一个新的科学真理取得胜利，不是通过让它的反对者信服，而是通过这些反对者的最终死去，熟悉它的新一代成长起来。

　　其实，人类历史的螺旋式前进，往往还意味着一些悲壮的献身。

　　几千年文明史里，总有几个“先知”式的人物，他们清醒、睿智，试图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但却难以被大众理解。

　　这就是“先知”们的悲哀，他们看到了问题，而且很难装作没看见；但贸然指出来，又没人相信。

　　我把它称为“先知悲剧”。

　　其实，先知悲剧最可怕的，不是先知们的远见和大众的短视之间存在矛盾。

　　而是，谁也无法一开始就判断他们到底是“先知”还是“神棍”，是在指点迷津还是在妖言惑众。

　　如果他们提前预见了悲剧并且采取行动，导致悲剧没有发生，人们可能会觉得“悲剧原本就不会发生，有些人不过是杞人忧天”；如果他们没有采取行动，结果悲剧发生，虽然证明了他们的正确，但他们也没有阻止悲剧，提前预见又有什么意义呢？

　　似乎，要想证明他们是正确的，一定要付出代价。

　　甚至是巨大的代价。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先知悲剧”。

　　毛泽东在我们党的革命初期，就展露出了非常强大、精准的预见能力，但这种能力在早期并不被大家认可，他被孤立、被打倒、被批判，甚至误传被“开除党籍”。

　　这是他个人所付出的代价。

　　而红军则付出了更为重大的代价，不仅丢失了包括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内的几乎所有根据地，还损失了超过三分之二的红军战士，仅湘江一役，伤亡红军就达数万人，血染湘江的背后，是无数英魂。

　　甚至于，如果不是长征最后决定带上毛泽东，如果不是在长征过程中，大家对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越来越不认可，红军很可能还会遭受全军覆没的灭顶之灾。

　　我经常觉得，毛泽东很多时候是很孤独的，因为他的眼光太超前了，超前到不被人理解。

　　如果“抗美援朝”，他没有下最后的决心，并努力地说服政治局和军队的同志，现在的我们是否还能够享受如此安定祥和的生活？

　　如果毛泽东在那些生死攸关的口子上，没有坚持，没有果断，今天的中国会是怎样？

　　不可想象。

　　历史不能假设。

　　毛泽东的一生，做出了那么多超越常人理解的决定和行动，这是需要多么大的政治智慧，政治担当和历史眼光。

　　我相信，能这样做的人，一定是一个“我将无我”的人，一个人如果内心里只要有自己、有私心，都不可能豁出来去做那个超前决策的人，因为他会担心、他会顾虑、他会犹豫。

　　而毛泽东，从开始到最后，都没有这些“自我”的影子。

　　他的一生，只对历史和人民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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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多说一点。

　　外国人觉得中国人活得很累，天天想这想那，但这才是中华文明绵延几千年不断绝的原因。

　　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的前面，是不用加古的。

　　因为从古至今，我们中总有一些有预见性的人，在夜里还睁着眼睛思考问题。带领我们为应对危险做好充足准备。

　　这些准备，在和平时期，在舒服的日子里，当然是看不出来的；而一旦危机来临，没有准备，就会一亡具亡，无一幸免。

　　基辛格在《论中国》里说：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

　　现在我才理解，这种最勇敢绝不是匹夫之勇，而是因为对危机有了清醒的认知、有了应对的准备，才更有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在危险环境中表示绝望的人，

　　在黑暗中看不见光明的人，

　　只是懦夫与机会主义者。——《毛泽东文集第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