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苏联哲学的超越（一）

　　自两个甲子前，先贤们寻求西方先进思维来改变中国。而开先河的当属梁启超，他认为国家生命力在于人民性。此后依人民性来溯源，先贤们寻找到救国真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从三条渠道进入中国，1.日本为中介2.以十月革命的俄国3.勤工俭学的法德通道。而第三最后并入苏联通道。从最初的引导、资助和组织方式来说，苏联意识形态对中国的影响力最大。

　　列宁突破教条，成功的领导了十月革命。但此后的苏联，僵化保守，把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教条化。1924年以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领导阶层，在哲学上偏颇，对中国革命进行了错误的指导。中国共产党人，以毛泽东为代表，不断排除苏联教条和错误干扰，才使得中国革命成功。《矛盾论》和《实践论》是取得政权前，毛泽东排除干扰的哲学体会。

　　这是针对三个问题，1.革命必须依靠工人阶级，随之即是武装夺取大城市。这个论断失败后，2.又认为抗日战争必须依靠官僚和民族资产阶级。这就是抗战时期，王明路线能继续干扰中国共产党决策的理论和组织依据。3.苏联从自身利益出发，对中国抗战后的解放战争的干扰。

　　第一点和第二点来源于经济决定论，或者是生产方式决定论。认为只有生产力发展了，工业现代化出现，大量产生工人才是革命的前提。他们不了解，革命是解放劳动者，劳动者的身份包括农民，不单固定在工人身上。从陈独秀后，选取领导人重视工人身份，结果他们连续当了叛徒。从思维意识上坚信劳动创造学说，远比身份更可靠。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状况，工业基础薄弱，工人占人口不足百分之一。不依靠农民劳动者，就没有革命成功的可能。

　　我们的知识分子精英，寻找到了真理的形式，也愿意为此奋斗。但他们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缺乏哲学理性和科学认知，没有认知到真理的本质和真谛。而毛泽东以其敏锐的哲学感知，一点一滴的突破教条，分析中国社会的现实。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开端，为中国革命独特的实践开辟了道路。革命认知不是书斋的讨论，必须是结合社会现实，是以理性不断总结革命实践的过程，是在拯救民族，解放劳动者的前提下的实践和总结。实践和理性认知相辅相成，瘸腿的实践是旧的农民革命，瘸腿的理论导致书生的教条和盲动。与革命实践紧密结合的认知论才是真理认知途径，该认知论指导下的实践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才是马克思辩证法。

　　把唯物认知论当做辩证法，虽说矫正了思维意识的原始性，但没有历史的说明认知来源于物质劳动创造，而是偏离到物质一般运动本源上。错误的主体和本体论，没有正确说明思维意识与人的劳动创造活动的关联，这样的唯物认知论在社会学上必然产生唯心主义。把这样的一元论推理当做马克思辩证法，还没有超脱古典理性思辨的范畴，是对马克思辩证法的误解。黑格尔辩证法是认知论缺乏与劳动创造实践的结合，是瘸腿的辩证法。唯物论的辩证法是不以人做主体，不以劳动创造为本体运动的认知论，同样不能作为马克思辩证法。

　　毛泽东《实践论》总结的核心两条：马克思主义的劳动阶级性和实践创造性。这两条体现了理性与感性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与劳动创造学说的血缘关系。真假马克思主义，用这不能分割的两条标准衡量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