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之辛：关注毛泽东一篇关于科学研究的讲话

　　1964年8月24日毛泽东同物理学家、北大副校长周培源和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座谈科研工作，此文以《关于人的认识问题》为题收入毛泽东文集第8卷。读了此文，除了惊叹毛泽东知识面之广博，特别是他对世界科学研究动态及前沿的高度关注和把握之外，对他彻底的唯物辩证法世界观有了更为深刻的感悟。这些都是值得今天的我们关注的。但引起关注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毛泽东过世后，毛泽东这篇讲话中的一些观点受到了严重的质疑，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其中主要围绕在两个问题上：一是“物质无限可分”；二是“哲学就是认识论”。真理是不怕质疑的，真理是不怕辩论的，真理只会越辩越明。因此，今天重新关注这篇讲话，关注围绕这篇讲话的争论，正是以辩证法的思维，在对立面的矛盾中探寻真理，求得真理。

　　毛泽东一贯提倡解放思想，独立思考，所以，先把这篇讲话完整抄录于下，读者各自形成看法，避免先入为主，然后再来看看其他的观点。

　　《今天我找你们来，是研究一下坂田的文章。坂田说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电子是可分的。他这样说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

　　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在时间上、在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在太阳系外有无数个恒星，太阳系和这些恒星组成银河系。银河系外又有无数个“银河系”。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宇宙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分，电子也可以分，而且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庄子讲“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对的。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要不然物理学这门科学就不再会发展了。如果我们的认识是有穷尽的，我们已经把一切都认识到了，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人对事物的认识，总要经过多少次反复，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要积累大量的感性材料，才会引起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关于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的道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讲清楚，列宁也没有讲清楚。列宁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只讲清楚了唯物论，没有完全讲清楚认识论。最近艾思奇在高级党校讲话说到这一点，这是对的。这个道理中国的古人也没有讲清楚。老子、庄子没有讲清楚，墨子讲了认识论方面的问题，但也没有讲清楚。张载、李卓吾、王船山、谭嗣同都没有讲清楚。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双十条”的第一个十条前面那一段话是我写的。我讲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我还说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

　　现在，我们对许多事物都还认识不清楚。认识总是在发展。有了大望远镜，我们看到的星星就更多了。说到太阳和地球的形成，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推翻康德的星云假说。如果说对太阳我们搞不十分清楚，那末对太阳与地球之间这一大块地方也还搞不清楚。现在有了人造卫星，对这方面的认识就渐渐多起来了。我们对地球上气候的变化，也不清楚，这也要研究。关于冰川时期问题，科学家们还在争论。

　　（于光远：方才主席谈到望远镜，使我想起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把望远镜、人造卫星等等概括成“认识工具”这个概念？）

　　你说的这个“认识工具”的概念有点道理。“认识工具”当中要包括镢头、机器等等。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我们用镢头、机器等等改造世界，我们的认识就深入了。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长，如镢头是手臂的延长，望远镜是眼睛的延长，身体五官都可以延长。

　　富兰克林说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中国人说人为万物之灵。动物中有灵长类，猴子就是灵长类动物，但也不知道制造棍子打果子。在动物的头脑里，没有概念。

　　（于光远：哲学书里通常只以个人作为认识的主体，但在实际生活中认识的主体不只是一个一个的人，而且常常是一个集体，如我们党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这样的看法行不行？）

　　阶级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最初工人阶级是一个自在的阶级，那时它对资本主义没有认识。以后就从自在阶级发展到自为阶级，这时它对资本主义就有了认识。这就是以阶级为主体的认识的发展。

　　地球上的水，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最早的时候，地球上温度那么高，水是不能存在的。《光明日报》上前两天有一篇文章，讲氢、氧化合成水要经过几百万年。北京大学傅鹰教授说要几千万年，不知道《光明日报》那篇文章的作者同傅鹰讨论过没有？有了水，生物才能生长出来。人就是从鱼进化来的，人的胚胎有一个发育阶段就像鱼。

　　一切个别的、特殊的东西都有它的发生、发展与灭亡。每一个人都要死，因为他是发生出来的。人类是发生出来的，因此人类也会灭亡。地球是发生出来的，地球也会灭亡。不过，我们说的人类灭亡、地球灭亡，同基督教讲的世界末日不一样。我们说人类灭亡、地球灭亡，是说有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来代替人类，是事物发展到更高阶段。我说马克思主义也有它的发生、发展与灭亡。这好像是怪话。但既然马克思主义说一切发生的东西都有它的灭亡，难道这话对马克思主义本身就不灵吗？说它不会灭亡是形而上学。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灭亡是有比马克思主义更高的东西来代替它。

　　事物在运动中。地球绕太阳转，自转成日，公转成年。哥白尼的时代，在欧洲只有几个人相信哥白尼的学说，例如伽利略、开普勒，在中国一个人也没有。不过宋朝辛弃疾写的一首词里说，当月亮从我们这里落下去的时候，它照亮着别的地方。晋朝的张华在他的一首诗里也写到“太仪斡运，天回地游”。

　　什么东西都是既守恒又不守恒。本来说宇称守恒，后来在美国的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发现，至少在基本粒子弱相互作用的领域内，宇称并不守恒。质量守恒，能量守恒，是不是也这样？世界上没有绝对不变的东西。变，不变，又变，又不变，这就是宇宙的发展。既守恒又不守恒，这就是既平衡又不平衡，也还有平衡完全破裂的情形。

　　发电机是一个说明运动转化的很好的例子。煤炭燃烧的化学运动放出来的热，转化为使水蒸气体积膨胀的运动，然后又使发电机的转子旋转，这是机械运动，最后发出电来。

　　世界上一切都在发展变化，物理学也在发展变化，牛顿力学也在发展变化。世界上从原来没有牛顿力学到有牛顿力学，以后又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这本身就是辩证法。

　　事情往往出在冷门。孙中山是学医的，后来搞政治。郭沫若最初也是学医的，后来成为历史学家。鲁迅也是学医的，后来成为大文学家。我搞政治也是一步一步来的。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上了七年学堂，以后当小学教员，又当了中学教员。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就没有听说过，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我搞军事更是这样。我搞过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的宣传工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也讲过打仗的重要，可就是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搞军事，要去打仗。后来自己带人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先打了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个大败仗。于是总结经验，总结了十六个字的打游击的经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谢谢蒋委员长给我们上课，也要谢谢党内的一些人，他们说我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而他们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可是这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却使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

　　我们这些人不生产粮食，也不生产机器，生产的是路线和政策。路线和政策不是凭空产生出来的，比方说，“四清”、“五反”就不是我们发明的，而是老百姓告诉我们的。科学家要同群众密切联系，要同青年工人、老工人密切联系。

　　我们的脑子是个加工厂。工厂设备要更新，我们的脑子也要更新。我们身体的各种细胞都不断地在更新，现在我们皮肤上的细胞就不是我们生下来时皮肤上的细胞了，中间不知换了多少次。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曹雪芹的家是在雍正手里衰落的。康熙有许多儿子，其中一个是雍正，雍正搞特务机关压迫他的对手，把康熙的另外两个儿子，第八个和第九个儿子，一个改名为狗，一个改名为猪。

　　“分”很重要，庖丁解牛。恩格斯在说到医学的时候，也非常重视解剖学。医学是建筑在解剖学基础上的。

　　细胞起源问题要研究一下，细胞有细胞核、细胞质和细胞膜。细胞是有结构的。在细胞以前一定有非细胞。细胞之前究竟是什么？究竟怎样从非细胞变成细胞。苏联有个女科学家研究这个问题，但还没有结果。》

　　讲话的背景是这样的：1963年8月，《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复刊第一期，刊登了著名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文章《基本粒子的新概念》的译文。坂田认为已有的“基本粒子”并不是物质的最终单元，而是构成自然界物质差异的无限个层次之一，基本粒子也是可分的。由此提出了著名的“坂田模型”。这个观点与毛泽东早就有的想法不谋而合，因此他饶有兴趣地有了这个讲话。据钱三强回忆，早在1955年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问：“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质子组成的吗？”钱回答：“是这样。”毛泽东又问：“那质子、中子又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呢？”钱根据当时的研究水平照实说：“这个问题正在探索中。根据现在研究的成果，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核的基本粒子。所谓基本粒子，就是最小的，不可再分的。”毛泽东略加思考后说：“我看不见得。从哲学的观点来看，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不过，现在实验条件不具备，将来会证明是可分的。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

　　毛泽东不是一个物理学家，但他的哲学预言却引起了物理学界的高度重视。毛泽东逝世后，1977年在夏威夷举行的第七届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著名的美国理论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格拉肖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纪念已故的毛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

　　然而，到了80年代，在中国，却有一些哲学家对“物质无限可分”提出了质疑。他们以当时现有的研究结果为依据，并引用一些国外科学家的不同意见，认为“物质无限可分”的观念，既不是逻辑的必然，又不为科学经验所认可，不过是一种纯粹想象的产物；用这种观念去指导科学研究，会把科学引入歧途，是另一种形而上学。

　　这种看法一发表就立即引起激烈的争论。最有力的反驳来自物理学家。

　　以上世纪80年代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就已经发现，在原来所称的“基本粒子”中，至少在质子和中子这一类粒子中，确实存在复杂的内部结构，由被叫做“夸克”的更小层次的物资所构成。但是，实验上没有能找到以自由形式单独存在的夸克，这种现象称为“夸克禁闭”。质疑论者就把夸克禁闭现象看作是对“物质无限可分”观点的有力冲击，而物理学家却认为“夸克禁闭”现象恰好说明粒子内部不同夸克之间的对立统一。他们驳斥道：既然粒子内部的夸克和反夸克明明以一定的距离相隔而分开并相互作用着，为什么就不能认同粒子的可分呢？（物理学基础比较好或对此感兴趣的，可以参阅《自然辩证法研究》1987年第6期“对‘物质无限可分论’的再探讨”）

　　值得指出，在当时，电子还被认为是一种不由任何别的东西构成的典型的“基本粒子”，列宁曾因断言“电子也是不可穷尽的”而受到讥笑。但最近据中国科学院网站报道，科学家发现一个电子可以分裂成两个独立的准粒子：自旋子和轨道子。这一结果发表在《自然》杂志上。

　　至于质疑者所讲的“逻辑”，如果他们把“分割”始终看成只有量的变化，那是值得质疑的。可是这种只有量变没有质变的“分割”其实正是一种违背辩证法的机械论，那才是形而上学。正如反驳质疑者所说，量的分割，到了一定的阶段，就会引起质的变化。当物质的分割达到分子时，就到了一个质的关节点。进一步“分”，就使分子分解为组成它的各种原子。原子并不是半个分子，而是同分子在质上根本不同的东西。原子进一步 “分”，就分解为电子和原子核。电子和原子核都是同原子在质上根本不同的东西。如此类推，物质的无限可分，伴随着无限的质变方式。

　　其实，科学研究上的不同观点，本来是可以“百家争鸣”的。毛泽东提倡科学家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是希望科学家有一个科学的思维方法，并不主张干预具体领域的研究工作。众所周知，建国初期，因受苏联的影响，有人给摩尔根遗传学派贴上资产阶级和唯心主义的政治标签，使这个学派的学者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是毛泽东亲自纠正这方面的错误，支持了遗传学研究工作。就以“物质无限可分”的问题来说，毛泽东也是抱着“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的态度，并不强加于人。可是，80年代的那些质疑者们却把问题扯到“‘左’倾意识形态的禁锢”，把科学研究过程中的不同观点与“意识形态问题联系在一起”。他们声称要批判过去那个时代用政治标签干预自然科学研究的情况，但他们自己却有意无意地在做这种事，而且矛头的针对性很明显。

　　至于质疑者们从这场争论中“总结”出来的“科学与哲学分离”，“哲学不能指导科学”的“结论性”观点，那才是真正应该受到质疑的。

　　这就跟毛泽东讲话遭到质疑的另一个问题相关：“哲学就是认识论”。

　　这句话不对吗？

　　也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有文章批评“哲学就是认识论”是任意缩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象的范围。他们说，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应以“整个世界”为研究对象，如果把哲学与认识论等同起来，就抹煞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的本原是什么”——存在第一性还是意识第一性——这样的哲学根本问题上的变革意义。

　　这种论调一下子就让我们闻到了那种从定义出发，从概念到概念，在象牙塔里高谈阔论的学究式研究作风的气味，又听到历史上 “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批判“狭隘经验主义”的旧调重弹。

　　人类为什么需要哲学？毛泽东很喜欢引用的马克思的一句话就是：“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如果不是为了改造世界，而只是用来夸夸其谈，那对人类有什么意义呢？

　　为了改造世界，就必须正确地认识世界，使人的思想符合客观存在的规律性。毛泽东的《实践论》就是详尽而科学地阐述了如何通过实践来认识客观存在的规律性。他用中国的一个成语 ——“实事求是”，深入浅出地说明了：“‘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他在实际工作中一再强调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指出如果人的思想不符合实际就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这些论述既是认识论，又完全以“存在决定意识”这一哲学根本问题为前提的，与一切唯心论划清了界限。

　　毛泽东认为，阶级是一个认识和实践的主体，而劳动人民所使用的生产工具，包括“镢头、机器”，都是他们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认识世界的“认识工具”，所以他主张“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成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尖锐武器。这里面就蕴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真谛。

　　毛泽东认为，认识论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还没有讲清楚。他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通过总结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写出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的《实践论》。文章已经开了头，是一个鲜明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很可惜，由于其它他认为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这个工作没来得及完成。但就我们看到的这段文字，已经非常精辟地论述了一个正确的认识“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的过程。这是关于人的思维的一般规律的总结，包括了“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

　　那些持“科学与哲学分离”，“哲学不能指导科学”观点的人，是不是应该想一想，他们的科学研究若想获得“正确思想”，难道可以背离认识论的这个辩证法规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