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礼连：向毛泽东学读书

　　【王宏甲点评】

　　谭礼连，看起来像个男孩的名字，她却是毕节市委党校一名女教师。她这篇文章超过了4500字，能让人读之不倦，愿意读完，这就是好文章了。我读了感觉，她大约不是在听了《人民领袖毛泽东》的课后去扩展阅读，而是平日早有入脑入心的阅读积累，才能如此从容地给我们讲述关于毛泽东的读书故事。

　　我不必再作点评了。她讲述的毛泽东读书故事已是如此精彩。譬如她写道，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总结讲话中向大家推荐五本马列著作，毛泽东说：“我们可以把这五本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他一遍或者看他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毛泽东向工农出身的干部们介绍怎样读马列的书，还有比这更好的介绍吗？我看没有了。干部们听懂了，所以说，读深奥的马列著作，那就得啃，啃着啃着就啃出味道来了。

　　2021年9月1日

　　【本文作者：谭礼连】

　　8月14日，聆听了王宏甲老师在毕节示范区骨干学习班教授的第四堂课——《人民领袖毛泽东》，宏甲老师从少年毛泽东的成长、广读博览的精神品质和人民观说开去，许多观点令人耳目一新。老师开头就讲：“历史上对人类做出特别巨大贡献的人物，往往在去世之后，人们才日益清晰地认识到他的贡献。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人。”是的，回顾这位人民领袖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宝贵“财富”，其中就有他的读书学习方法。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经说过：“我所认识的伟大领袖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他们都是伟大的读书者。”纵观古今，刻苦读书的人不计其数，可是像毛泽东那样能够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能生巧的却是少见。他终生与书为伴，真正把读书当作一件乐事，已达到“至乐莫如读书”的境界。在长期的读书学习和实践中，毛泽东积累了丰富的学习经验，形成了一套系统鲜明的读书学习方法，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借鉴。

　　【毛泽东与书为伴，经典和重要书籍反复读】

　　“立志高远、胸怀天下”的读书志向

　　汉代徐干的《中论·治学》中就提到：“志者，学之师也；才者，学之徒也。”意思是说志向是学习的老师，才干是学习的徒弟，志向能引导着学习的进步，通过学习才能积累和增长才干。回顾毛泽东的读书学习，他处在民族危难愈发深重的时代里，就已经树立了自己读书是“为人之学”“为国人之学”“为世界人之学”的远大志向。

　　在韶山私塾学习期间，毛泽东从《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等读物入门，随后是读“四书”“五经”，他坚信自幼烂熟于心的知识，是很难抹去的，成年后也会自然地使用。之后，他读了《左传》《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精忠岳飞》《隋唐演义》等，对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还分析了这些著作里很特别的一件事，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和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作为农民的儿子，这些书引发了他很多的思考，尤其是《水浒传》对他的影响较为深远，在后来艰难备尝的革命中是他时常阅读的书。少年时，他还读到一本《盛世危言》，作者是郑观应。他读了这本书，开始知道一些发生在山外的国家大事，就感觉到中国不能守着老样子不变了。1910年秋，毛泽东离开了闭塞的韶山，走向外面的世界。临行前，他改写了一首诗放在父亲常看的账簿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以此表达一心向学和志在四方的决心。

　　在东山小学堂学习期间，与旧私塾相比，除了传统经籍外，还有自然科学和地理等新科目。尽管读书环境发生变化，不变的是他依然酷爱读书。就在这里，他读到了梁启超的《新民说》，此书主张从“变化民质”入手来寻求社会改革的途径。这种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非常大。他之后组织的一个青年团体就叫“新民学会”。另外，他开始注意中国以外的事情，从同学萧子暲处借来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被书中描写的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等人的事迹感染，还书时他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究富国强兵之道，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这时的他就有胸怀天下、立己达人的气概。在阅读《明耻篇》时，在其封面上奋笔题道：“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此时的毛泽东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和奋斗方向与国家、民族紧密相连，胸有崇高志向，以救国救民为己任。

　　这便是毛泽东“立志高远，胸怀天下”的读书志向。我常试问自己是否有过这样的读书志向，答案是差得太远。现实生活中，我们或许读过很多书，但很多人常常带着功利性去阅读，往往欠缺将自己的读书学习与国家、民族紧密相连的志向。正如《人民日报》上有篇文章曾这样说：“山河破碎，读书是为了求索救国良方；百废待兴，读书是为了矢志报国；变革岁月，读书是为了和国家一起奋起直追……”今天，读书是为了勇担重任，不负时代、更不负那些“甘将热血沃中华”的先辈，作为青年一代，我们是需要带着志向读书的。

　　【1919年湖南第一师范湘潭学友会合影，2排左3为毛泽东】

　　“博览广学、兼收并蓄”的读书视野

　　毛泽东认为读书要“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达到“取精用宏，根茂实盛”的境界。所以，不论中国的、外国的、古典的、现实的都可以涉猎。毛泽东读书是博览广学、兼收并蓄的。一方面，在读书的范围上，他曾说：“一个人的知识面要宽一些，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

　　正是秉持这种读书理念，他广泛阅读，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马列主义著作到西方资产阶级著作，从古代的到近代的，从中国的到外国的，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军事、文化、历史、地理、自然科学等方面的书籍以及各种杂书。毛泽东也曾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开列了七十七种古代经、史、子、集的著作，并写道“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他就是通过博览广学和兼收并蓄不断丰富和更新自己的知识，为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根基。

　　另一方面，在读书的次数上，经典之书要反复温读，正所谓“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对于经典的和重要的书籍，要读到“底”。他在1945年5月31日的中共七大总结讲话中向大家推荐五本马列著作，他说：“我们可以把这五本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他一遍或者看他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一年看不通看两年，如果两年看一遍，十年就可以看五遍，每看一遍在后面记上日子，某年某月某日看的。”他就是这样读书的，在他留存的一些书籍上，便写有某年某月“起读”“再读”这样的字迹。在延安，他曾谈到自己读《共产党宣言》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他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因背景不同、需求不同、心境不同、年龄不同，总是会有新的理解和发现。这样，书中的价值内容也就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掘。此外，他读书还注重将相同主题的书，把观点不同的著述对照起来读。如在读到研究拿破仑的书，他同时找来苏联、法国和英国学者写的《拿破仑传》和有关著述，对照起来读。读到《楚辞》，将50余种古今对《楚辞》有价值的注释和研究书籍，对照起来读。我们需要毛泽东这样的博览广学兼收并蓄的读书视野，如泰勒所说：“具有丰富知识和经验的人，比只有一种知识和经验的人更容易产生新的联想和独到见解”。

　　“勤动笔墨、学用结合”的读书方法

　　一曰“不动笔墨不读书”。清代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章学诚主张边读书边作笔记的学习方法，在《文史通义》中说：“札记之功，必不可少；如不札记，则无穷妙绪，皆如雨珠落大海。”也就是说，如果读书不作笔记，丰富的知识就像雨珠落入大海被遗失忘却。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也推崇边读书边作笔记的学习方法，提出“不动笔墨不读书”。毛泽东也极为赞同“不动笔墨不读书”并孜孜践行，因此他每次阅读时会做几件事情。一是内容摘录。在求学期间，每读到好的句子、段落和文章，他总会将其摘录。在延安时期，在读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时，在笔记本上摘录了4000余字的内容。二是符号标记。毛泽东在读书时喜欢用诸如横线、竖线、斜线、三角符号进行标记。如早期阅读的《韩昌黎全集》，延安时期阅读的马列著作，都做了各种符号标记。三是文字批注。毛泽东的批注是对原文进行总结、提炼、质疑和评价，也包括自己在读书过程中的心得和见解。如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他在研读德国伦理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时写下约达1.2万字的读书批注。投身于中国革命事业后，毛泽东在每次读书时，仍保留了这一习惯。在领导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由于有了以延安为中心的较为稳固的革命根据地，毛泽东为全面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尤其是哲学学说，他在所读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社会学大纲》等哲学教材书页上写下约2万字的批注。此外，毛泽东在读书时，还细心地改正了原书中一些排错的文字和标点符号，可见他多么认真且逐字逐句地阅读。这些读书批注，是他读书生活的历史纪录，是他读书时专心致志和善于思索的证明，也是我们学习毛泽东读书方法的珍品。

　　二曰“善于挤愿意钻”。毛泽东曾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针对很多干部没有时间学习、看不懂书的问题讲道：对于工作忙的问题，就用“挤”的法子，用“挤”来对付忙。在每天工作、吃饭、休息中间，挤出两小时来学习，把工作向两方面挤一挤，一个往上一个往下，一定可以挤出两小时来学习的。对于看不懂的问题就要“钻”，如木匠钻木头一样地“钻”进去。看不懂的东西我们不要怕，就用“钻”来对付。“工作忙就要‘挤’，看不懂就要‘钻’，用这两个法子来对付它，学习是一定可以获胜的。”青年时期他曾在路灯下看书，甚至躲在厕所里看书。新中国成立后他工作十分繁忙，但仍利用饭前饭后、节假日、旅途间隙读书。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召开会议，其间20多天他为了不耽误读书，就在办公室里吃饭。吃饭时他把面前的文件、书刊往旁边一推，端起碗就吃。还未等咽下最后一口饭，他又投入了工作或学习。步入高龄后，尽管他体力衰弱、视力减退了，但读书学习的热情丝毫未减，用放大镜一点点地看书，或由工作人员读给他听。1975年，毛泽东的眼睛做手术后，视力有所恢复，又开始了大量阅读，有时竟然一天读上十几个小时，甚至躺在床上量血压时仍手不释卷。此外，他还愿意“钻”。他在日常读书生活中，对喜欢读的书，都是一遍又一遍地研读，读懂弄通吃透书的主要内容。从中南海故居保留下来的书籍中，可以看到许多书的封页上画有四五个圈。有些书，页面上留有红、蓝、黑各色笔迹的圈划批注，这是毛泽东不同时期反复阅读留下的手迹。毛泽东就是这样“挤”和“钻”的。这一方法对我们领导干部也尤为重要，我们经常会遇到工作忙和看不懂的问题，那就试试“挤”和“钻”吧！

　　三曰“有字之书与无字之书相结合”。他主张读书不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要结合社会的实际；不但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在他的读书笔记《讲堂录》中就有这样一句话：“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曾利用假期考察湖南农村。1917年与同学萧子升曾以“游学”方式，考察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历时一月有余，收获颇多。1918年夏，毛泽东与蔡和森一起环绕洞庭湖对益阳、湘阴、沅江作了为时半个多月的考察。通过多次考察，毛泽东真切地了解了农村的实际，对农村社会状况和阶级状况的了解，为他后来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分析中国实际，以及农民问题提供了最初的事实经验。正是在长期、广泛和深入调查农村的基础上，毛泽东不仅为中国革命找到了动力，找到了一条革命阵线，而且从理论上提出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毛泽东提出的将“有字之书与无字之书相结合”，这既是对他个人读书获得知识的经验总结，同时作为党的领导人，又将此经验推而广之，希望党的干部都能这样，能读“有字之书”，也读“无字之书”，做好党的工作。

　　党校是党领导的培养党的领导干部的学校，是党委的重要部门，是培训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主渠道，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阵地。作为一名党校教师，需要多读书、读好书和善读书，把读书学习和实践作为工作之基、能力之本、素质之源，夯实理论基础、增强能力本领，从而勇担新时代党校人的责任和使命，为党的干部教育事业做出自己最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