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毛主席的“两论”多次挽救了中国的遗传学事业
谈家桢是国际著名遗传学家,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杰出的科学家和教育家。他于1936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37年任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来还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意大利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谈家桢从事遗传学研究和教学70余年,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20世纪50年代,他在复旦大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遗传学专业,该专业后发展成国内高校中第一个遗传学研究所。改革开放后,又在遗传学研究所的基础上建立起中国第一个生命科学学院。晚年,他上书中央,对中国遗传资源的保护及人类基因组研究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1999年,国际编号3542号小行星被命名为“谈家桢星”。
“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
谈家桢在晚年回顾他的科研历程时,曾深情地说道:“我可以说,没有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热情支持,就没有中国遗传学的今天。”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不论在自然科学方面,还是在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都很落后。为了改变这个状况,中国从苏联聘请了一大批专家顾问,翻译了许多苏联的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图书。中国科学界和学术界还掀起了向苏联专家学习的热潮,并选送一批又一批青年学者赴苏联留学。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也因此带来了照搬照抄苏联的教条主义问题。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生物学方面,中国的学术界独尊苏联的李森科学派,对孟德尔(奥地利人)-摩尔根(美国人)学派的批判甚嚣尘上。谈家桢因是摩尔根的弟子而落选第一届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这里顺便简单介绍一下两个学派的根本区别:孟德尔-摩尔根学派(本文中的“孟德尔遗传学”“摩尔根学派”等系指同一学派)在遗传进化问题上强调内部因素的决定作用(现代“基因学说”就是建立在这个学派研究的基础之上的),而李森科学派则强调外部环境因素的决定作用。李森科在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后失势。
毛泽东非常重视当时中国科学界、学术界出现的这种情况。他要中宣部专门研究一下在科学研究和学术研究中对待苏联科学出现的教条主义态度问题。在1956年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强调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楚,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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