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世上没有天生的先知和圣人，共产党人要学会“去掉盲目性，增加自觉性”

　　“去掉盲目性，增加自觉性”，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反复强调并积极践行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他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围绕盲目性的主要表现及危害、产生原因及实质以及如何去掉盲目性、增加自觉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形成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认识。这些思想认识和实践探索，对我们今天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仍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一、盲目性的主要表现及危害

　　什么是盲目性？就是在看不清、看不全或看不见、看不到的情况下还要做决定，还要迈开脚往前走，其结果就是容易跌跤、碰撞。比如，如果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上认识不清，“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那么作为群众向导的革命党就会因“领错了路”而致使革命失败。

　　盲目性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大的来说，有路线上的，思想上的，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具体来说，比如有干部问题上的只见自己不见他人，计划中的只见人不见物、只见物不见人、只见一域不见全局，建设上的只见眼前不见长远，等等。有主观上的盲目性，如用错误的思想作为指导，机械地照搬照抄，教条主义等；有不自觉的盲目性，如无意识，客观环境造成的认识不全面等。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探索过程中，这种盲目性在不同时期不同范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一是在思想上，主要表现为思想不正确或思想认识不到位、不觉悟。这一问题比较集中地体现在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过程中。党成立时，摆在面前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在一个落后的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探索出一条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道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曾经一度简单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和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中国革命遭受到严重挫折。这正是由于思想认识不到位、不觉悟，有了盲目性，才导致的。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有许多的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在深刻总结革命斗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在1938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命题。为此，中央政治局于1941年至1943年间，几次进行了关于党的历史的讨论；随后又在1943年至1944年间，领导全党高级干部进行同样的讨论，大大地推动了党内思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统一。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9月，毛泽东在谈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曾犯过几次路线错误时指出，“错误路线在一个时候能够风行，就证明我们那个时候还不觉悟，一直要到错误路线发展得非常显明、非常清楚了，我们才弄明白，才作出结论来”，“主要是个思想问题，是不认识、不觉悟的问题”。

　　思想上的盲目性是危害最大的。正如人在建筑房屋之前头脑中就有了房屋的图样一样，“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如果图样不是科学的，而是主观随意的，就会一塌糊涂，“既然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

　　二是在组织上，主要表现为在干部关系问题上认识不清、处理不当。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召开期间的口头政治报告、结论等讲话中反复讲到。他指出，在这个问题上，“过去我们有盲目性，做过一些不好的事情”。比如，关于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指出，“其实质就是一个同农民的关系问题”，是“带历史性质、普遍性质的问题”，“为什么是历史的问题呢？同志们想一想，内战时期苏区为什么垮台，路线问题当然是一个原因，但与这个问题也有关系的，就是对于当地人民总是不信任，外来人非常相信自己，因此使苏区垮台了”。毛泽东还提到，他初到陕北时对这一问题有所忽视，有的同志仗着自己走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逞英雄，瞧不起当地人，后来还出现了“陕北人只能建立苏区，不能当红军”的传言。这都是对干部关系认识不清、处理不当造成的。针对这种认识，毛泽东尖锐指出，“走了二万五千里，变成了一个包袱，增加了他的负担，变成了一个驼子”，要丢掉这种“不自觉的盲目性”，“每到一个地方，就要尊重那个地方的人民，那个地方的军队，那个地方的政府，跟他们搞好关系。这是共产党员的义务”。

　　正是鉴于我们党曾在这个问题上吃过很大的亏，所以，毛泽东强调，要“承认各个部分都是一样的光荣，对于各个部分都要加以照顾，不要有一点态度不好，欺负任何一个部分，看轻任何一个部分”。

　　三是在工作上，主要表现为经验不足。从1953年开始，我国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工作有计划地在全国展开。但搞社会主义建设对我们党来说毕竟是比较新的事情，我们还缺乏足够的经验。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

　　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我们党执政后面临的一个崭新课题。刚开始，我们学习苏联经验，但经过实践，我们党很快察觉到苏联模式的局限，认识到了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1956年，毛泽东在总结苏联经验鉴戒的基础上，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从学习苏联，到后来开始独立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由于工作上经验不足的盲目性，我们栽过跟头，碰过钉子，一度处于被动状态，究其原因，就在于对规律的不认识、不掌握。毛泽东指出，“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要去掉这个盲目性，一定要下一番苦功，“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

　　二、盲目性的产生原因及实质

　　盲目性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产生原因也是复杂的，必须全面辩证地去认识，进而深刻把握其实质。

　　首先，盲目性的产生有其客观必然性。毛泽东常讲，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总要讲错一点话，办错一点事，这些东西往往是不自觉的。就像人生下来不会走路一样，盲目性的产生有它的必然性。对事物发展的规律，任何人开始总是不懂的，总是只有少数人先看清和认识到的，后来才逐渐为更多数人看到和认识，就是对认识到的那少数人来说，也有一个从不认识到认识、经过实践和学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就必然会产生盲目性，不那么自觉。正如毛泽东反复指出的，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是没有什么“先知先觉”。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都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他还专门讲到，当我们才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对于马克思主义是无知或知之不多的情况，通过“努力学习，可以由无知转化为有知，由知之不多转化为知之甚多，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盲目性改变为能够自由运用马克思主义”。

　　其次，盲目性的产生还在于主观主义。毛泽东指出，“客观实际的规律要反映成观念形态的规律，需要有千百次的反复，才能比较正确”。一方面，在反复的过程中会出现认识不清，反映得不那么正确，甚至是错误的情况。如果依照这个不那么正确的反映去执行决策，采取行动，就产生了盲目性。另一方面，即使有了正确的反映，也不代表就一定有正确的行动，也有可能出现偏差。毛泽东多次讲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

　　这里要说的盲目性，主要是由主观主义造成的，“就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从现实可能性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讲到，“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如果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本本主义“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毛泽东还指出，主观主义者头脑中的革命图样，并不是根据客观实际，也不符合客观实际，他们“对于中国革命这个必然性既然是瞎子，却妄欲充当人们的向导，真是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1956年8月30日，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谈到过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犯主观主义盲目性的教训时指出，“我们受主观主义的害时间很长，受了很大的惩罚，根据地差不多丧失干净，革命力量丧失百分之九十以上，一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开始觉悟”。

　　还有一种主观主义，表现为片面性。毛泽东指出，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肯定一切，就是只看到好的，看不到坏的，只能赞扬，不能批评；否定一切，就是不加分析地认为事情都做得不好，一团糟，一棍子打死。比如，有的人称外国的月亮不圆，本国的就是更好，或者“中国的月亮也不那么很好，外国的月亮总是比较清爽一点”，对于这种不加分析地一概接受和一概排斥的盲目性，毛泽东称这就是“迷信”。要求所有的人都不带一点片面性，这是困难的。但应“要求人们逐步地克服片面性，要求看问题比较全面一些”。

　　从以上对盲目性产生原因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盲目性实质上就是在人们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认识与实践辩证运动的必然产物。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同时接受实践的检验，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之所以产生盲目性，正是由于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没能做到辩证地有机统一。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对此作了深刻的阐释。由于人的认识受到许多社会条件的限制，“思想落后于实际的事是常有的”，而“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正是在这种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中，人的认识的盲目性也就处于产生—克服—再产生—再克服的循环往复中。盲目性的这种实质，决定了盲目性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反复性的特征。毛泽东指出，“认识的盲目性和自由，总会是不断地交替和扩大其领域，永远是错误和正确并存。不然，发展也就会停止了，科学也就会不存在了。要知道，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因此，对于盲目性，我们应该正视而不是漠视，承认而不是掩盖，严肃对待而不是敷衍了事。

　　三、去掉盲目性，增加自觉性

　　正是基于对盲目性的主要表现及危害、产生原因及实质的深刻洞察，毛泽东反复强调，“不自觉的盲目性实在要不得，要来一个自觉性”。那么，如何去掉盲目性，增加自觉性呢？梳理毛泽东的相关论述，主要应该做到如下几点。

　　（一）要在思想上弄清楚，包括学习和学会两个层面。

　　一是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这就“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不然就像“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917年8月23日，在给好友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写到：“如今之守节、育婴、修桥、补路，乃至孝、友、睦、雍、任、恤种种之德，无非盲目的动作。此种事实固佳，而要其制裁与被制裁两面之心理，则固尽为盲目的也，不知有宇宙之大本大源也。”年轻的毛泽东，在当时“天下纷纷”的局面中思考着救国救民的“大本大源”问题。他认为，时人虽有一些变革主张，但对救国之道，未找到一个根本解决办法。正是因为还没有找到先进的科学的理论，所以行动不过是“盲目的”。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找到”到“学会”，必然经历一个认真学习的过程。毛泽东讲到，如果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会“常常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工作就不可能做好。

　　二是要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掌握其立场、观点、方法。马列主义不仅要学习，更重要的是要学会，要真正掌握它。毛泽东指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作了系统阐释：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学习马列主义，不能只是学习他们的词句和了解他们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更重要的是“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要学会，就要在学习的时候多想、多思考。正如毛泽东指出的，“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

　　（二）要付诸实践，在实践中克服和去掉盲目性。

　　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学习成果如何，总是要在实践中见真章的。甚至更多的时候没有现成经验可学，只能在实践中边干边学。毛泽东讲到，事情开头的时候总是心中无数的，道理都是慢慢懂得的，比如打仗，打以前就连想也没有想过，后来逼上梁山非打不可，只好硬着头皮打下去，但是打下去慢慢就熟悉了，“对于新出现的问题，谁人心中有数呢？我也心中无数”。关于认识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谈到，“认识规律，必须经过实践，取得成绩，发生问题，遇到失败，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使认识逐步推进”。就像不迈开脚就永远学不会走路、不下水就永远学不会游泳一样，只有经过反复实践，才能逐渐从“心中无数”到达“心中有数”，从盲目到达自觉。

　　一是要坚持调查研究。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鲜明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1941年9月13日，在延安对中央妇委和中央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讲话时，毛泽东回顾了自己通过调查研究认识农村的历史：刚开始，即使做了农民运动，得知了各阶级的一些情况，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自己对于农村阶级的结合，仍不是十分了解的；到井冈山之后，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了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而贫农与雇农的问题则是在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的。因此，他强调，必须重视调查研究工作，而且“要有耐心地、有步骤地去作，不要性急”。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也反复强调，“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20世纪60年代初，面对继续“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全面紧张，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1960年11月，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两件事标志着国民经济开始转入调整的新轨道。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以及为准备这次全会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号召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之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各领域的调整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二是要坚持兼听则明。“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是毛泽东经常引用的一句古语。在党的七大上阐释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时，毛泽东提出，“如果我们有各方面的人，每一个人都通晓一方面或者有比较多的专长，选这样几十个人，我们的中央就会比较完全”。为什么兼听就明呢？毛泽东指出，一个问题来了，一个事情来了，一个人分析不了，有自己的局限性和盲目性，那就要大家一起来分析，“大家来交换意见，要造成交换意见的空气和作风”，“首先要承认这一点，就是一个人搞不完全，要依靠大家来搞，这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方法。要用这样的方法来启发同志的思想，去掉盲目性”。对此，毛泽东还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叫“打开窗户”和“听闲话”。他讲到，为什么我们的新鲜空气不够？是怪空气还是怪我们？空气是经常流动的，我们没有打开窗户，新鲜空气就不够，所以，“我们要学会听闲话，我们长两个耳朵就要听闲话”，“就是要像房子一样，经常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要把听闲话当作收集舆论、收集各种意见的机会，“像拣破铜烂铁一样将不同意见收集起来，经过熔化，准备修正我们思想上、工作上的毛病和错误”，“这样就可以减少盲目性”。

　　（三）要无穷尽无止境地努力，不断前进。

　　毛泽东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因此，人们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没有完结的时候，“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虽然不能穷尽真理，但我们可以通过“无穷尽无止境地努力”，“向比较完全前进，向相对真理前进”。

　　一是要善于从错误中学习。之所以犯错误，就在于对事物规律的不认识、不掌握甚至认识得不充分，以致产生盲目性。毛泽东多次讲要从错误中学习，他认为，“失败的教训同样值得研究，它可以使人少走弯路。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曾给我国的革命造成很大的损失，但是他的错误对我们有帮助，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从这一点上讲，我本人就是他的学生。我们的教员不只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教员，蒋介石是我们的教员，犯错误的同志也是我们的教员。没有他们，我们就学不会办事。”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由毛泽东领导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深刻阐述了党的历史上“左”倾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和造成的严重危害。总结错误不是为了悲观失望，而是为了从中学习经验教训，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正如《决议》中指出的，党在个别时期所犯的“左”、右倾错误，“在党还缺乏充分经验和充分自觉的时期内，是难于完全避免的；而且党正是在克服这些错误的斗争过程中而更加坚强起来”。这个《决议》使全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一致。

　　二是要增加预见性。什么是预见呢？“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只有增加预见性，才能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和情况有足够的心理预期，进而早作准备，减少盲目性。毛泽东还以我们党历史上走过的弯路的例子阐释到，“大城市是一个大东西吧，国民党加帝国主义是大东西吧，可是我们就是看不见，总叫国民党是‘总崩溃’。日本帝国主义也是一个大东西吧，但是我们也曾看错过，以为这个东西很容易打，很容易就可以把它赶走，于是产生轻敌观念、速胜论”。后来，我们党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工作预见性不断增强，也才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此外，毛泽东还对“预见”与“领导”的关系作出过精辟的概括：“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所谓提高和增强预见性，也就是减少和克服盲目性。作为领导，必须多一些前瞻性思考，增强工作预见性，克服盲目性，从而在把握全局、谋划发展中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

　　今天，我们党已经走过了100年光辉历程。这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100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100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100年。正是在不断“去掉盲目性，增加自觉性”的实践中，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党和人民的事业蒸蒸日上。正如毛泽东在1945年6月指出的，“开头是不大的，后来慢慢发展，到现在是相当大了。开头的路线、方针、政策、方法，都只是有一个方向，至于如何才能搞得更好、更正确，那是在长期奋斗中得到的，是从几十万的共产党员、成百万的革命民众的流血牺牲中得到的”。“去掉盲目性，增加自觉性”，已经成为我们党一路走来不断走向成熟的历史的一个生动缩影，也是我们党100年来不断创造伟大成就的一个重要思想方法。今天，必须继续坚持这一思想方法，不断总结历史经验，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克服和去掉盲目性、增加自觉性，在奋力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创造新的辉煌。

　　作者：钟波，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