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船明烛照天烧：那些年是如何防治血吸虫病的——纪念毛主席逝世46周年

　　血吸虫病，肆虐中华大地至少两千余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女尸体内发现血吸虫卵），但是，人民群众终究是把这尊传染极广、危害极大的“瘟神”给送走了。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

　　这还得先从血吸虫病的危害说起。

　　新中国成立以前，血吸虫病曾遍布我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十几个省、区、市，血吸虫病患者有1100余万，受威胁人口达1亿。

　　其危害，我们可以从那时一些地方的民谣窥见一斑：

　　“身无三尺长，脸上干又黄。人在门槛里，肚子出了房。”“妇女遭病害，只见怀胎不生崽。难听婴儿哭，十有九户绝后代。”（江西余江县）

　　“养女莫嫁赤土坡，活人送进死人窝”。（湖南临湘县）

　　“东家老汉哭声长，西户儿女失爹娘，烧香拜佛不中用，人财两空多凄凉。”（福建福清县）

　　“泗山坳坳穿，单出大肚倌。有女莫嫁泗山郎，嫁了一世守空房。”“男子成孕妇，妇女成寡妇，村里断烟火，田地尽荒芜。”（江西都昌县）

　　“女不生育男怀胎，十人身体九人衰，田地荒芜无人种，鬼哭狼嚎遍村寨。”（云南楚雄县）

　　“肚包病，害人精，任屯村里传祸根，只见死，不见生，有女不嫁任屯村。”“东邻白发叹凄凉，西舍儿童失爹娘，田荒地白空屋闲，全村一片哭声响”。（上海青浦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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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时候，在血吸虫病流行地区，绝户村并不罕见，“千村薜荔人遗矢（屎），万户萧疏鬼唱歌”，是最最真实的写照。哪怕侥幸活下来的，无论男女老幼，个个“肚大如冬瓜，体瘦如丝瓜，面色如南瓜”。

　　“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难题。

　　1950年4月，卫生部即向华东区、中南区下发了《关于对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指示》，要求“组织人员深入农村开展血吸虫病调查”，之后初步划定了疫区。当然，随着此后的复查，疫区也在调整中。

　　1953年，沈钧儒老先生在太湖疗养时，发现这一带血吸虫病流行极为严重，他便写信给毛主席反映这一情况，随信还附上了相关材料。毛主席的回信中有这么一句：“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

　　1955年夏，毛主席安排工作人员了解杭州郊区农民生活情况，当了解到“大肚子病”仍在困扰群众之时，他与周边省份的领导干部进行了商谈，并进一步部署了调研任务。

　　当年11月，他专门听取了关于防治血吸虫病情况的汇报，并且做出指示：

　　对血吸虫病要全面看，全面估计，应该认识到它的严重性。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要消灭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防治血吸虫病要当作政治任务，各级党委要挂帅，要组织有关部门协作，人人动手，大搞群众运动。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

　　不久，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成立，1956年2月，毛主席又发出“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

　　可以说，全国性的防治血吸虫病，离不开毛主席的高度关注、调研与部署，这里不再赘述，我们可以看一下基层的情况。

　　其实消灭血吸虫病，就全国范围而言，有两个高潮时期：

　　第一个是，1956年初发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各地成立血防领导小组，一直到1959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这一次，主要是伴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展了群众性的灭螺运动。

　　比如，1958年当年，长兴县灭螺面积206万平方米，治疗病人1565人；安吉县查出钉螺面积81万平方米，治疗病人2037人；芜湖县发动20万人连战18天，挖螺土260多万平方米，实现了基本无螺县的指标。

　　据统计，截至1958年5月，全国血吸虫病流行区的12个省市消灭钉螺15亿多平方米。

　　其成果是喜人的，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报导了江西省余江县首先消灭了血吸虫病的喜讯，毛主席欣喜不已，彻夜难眠，写下了不朽诗篇《送瘟神》。

　　他还提笔写到：

　　“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余江县基本消灭了血吸虫，十二省、市灭疫大有希望。我写了两首宣传诗，略等于现在的招贴画，聊为一臂之助。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一个或者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人一点来说，都不及血吸虫。除开历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现在尚有一千万人患疫，一万万人受到疫情的威胁。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今之华佗们在早几年大多数信心不足，近一二年干劲渐高，因而有了希望。主要是党抓起来了，群众大规模发动起来了。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毗邻镇村联合查螺（青浦区档案馆藏）

　　第二个高潮则是“农业学大寨”时期（有两个时间段）。

　　这个时候，此前不脱产的血防员已经成熟起来，群众性的整治工作也取得了许多经验，反复查灭螺继续。

　　更为重要的还有两个：一个是依托人民公社的合作医疗制度的逐渐成型，赤脚医生及三级诊疗体系愈发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另一个是依托人民公社的水土整治工作。

　　比如，德阳县经过反复实践，并对比其他地方的先进经验，意识到，只有把治水改土，改造旧渠系，大搞条田化，同改变钉螺孳生环境彻底消灭钉螺结合起来，才能相互推动，相互促进。

　　并且，这至少要以公社为单位进行统一规划，综合治理，否则就会出现或者大工程完不了，或者总会留有死角，或者这边刚搞好，那边放水钉螺又漂来的情况。

　　于是就有了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和消灭钉螺相结合的群众性运动。

　　三年多，当地光八角公社就新开了横贯全社的支渠一条，配套的斗、农、毛渠二百五十七条，填大小旧沟渠（埋螺灭螺）二百一十八条，开新填旧共八百余华里，通过改良土壤，平整条田一万二千多亩，占耕地面积60%以上，消灭钉螺30多万平方米，使得该社有螺面积下降了96%。

　　劳动力、时间及争水争土的矛盾都是可以通过合理安排来解决的。生产上去了，血防也搞好了以雄辩的事实反驳了“生产任务忙，血防顾不上”，“生产要上去，血防要让路”的谬论；防治结合，首重预防的成效也有力的驳斥了“钉螺灭不完，病人治不尽”的谬论。

　　至于合作医疗制度，以昆山为例。

　　当地组织干部、医务人员和赤脚医生，前后花了一个多月，对存有的八千四百多名夹杂证、晚期血吸虫病人逐个进行了点差与访问。同时，因为当地公社、大队的医疗力量、技术水平和设备条件都有所提高，于是一改以往全部送到县里治疗的做法，做到因病制宜，分级治疗，一年多就完成了普治任务，而照此前县里一年只能治七八百病人，需要十多年时间才能把现存病人给治一遍。

　　当然，这种分级诊治工作，有着一个健全的医疗业务辅导网进行支撑，一年多时间，当地县、社两级就举办了五十多期训练班，三十多次经验交流会。

　　这里头少不了的是中西医的结合。

　　早在1956年之后，各地中医通过献方等措施，发掘了一大批能够有效防治血吸虫病的中草药和药方。比如浙江的“腹水草”、江苏的“老虎草”、安徽的乌桕树根皮、湖北的“全生腹水丸”、湖南的“加减胃苓汤和绛矾丸”，等等。

　　1956年中医研究院以针灸研究所为主力，组织了血吸虫病防治队，到杭州工作了半年多，发现锑剂对血吸虫病有特效，但不论注射与口服都有毒性反应，病人会发生呕吐、腹痛以及心跳不规律等症状，甚至有晕倒的。用针灸治疗则可以很快控制这些症状。

　　之后，锑剂与针灸结合使用运用了许多年。

　　比如，江苏吴江，针对晚期病人，采取了综合治疗、中西结合、治标治本相配合的方式，并且在县里专门成立了科研小组，由县、社医院负责，采用中草药、缩脾膏、新针疗法、保守疗法与手术结合等方式，全县二千六百多名晚期病人有一千三百多名恢复了健康。

　　无论是反复的查螺灭螺、水土整治，管粪改厕、不打湖草、管水、还是防护、查病治病、，都离不开群众的参与与创造，并在这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批不脱离生产不脱离群众的专业队伍。

　　△任屯村加强粪便管理（青浦区档案馆藏）

　　最后，无论是“为人民服务”的立场，群众广泛深入的参与，还是干部、群众、专业人士的结合，亦或是重视调研与实践、抓住主要矛盾的工作方法，都离不开他，离不开他的思想。

　　正是如此，在他离开的时候，我国的血吸虫病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之后数年上海、广东、福建、广西、浙江等数省先后宣布成功消灭血吸虫病。直到最近这些年，虽然血吸虫病在某些地方复燃，但血吸虫病在我国依然是“控制在低流行状态”，曾经肆虐人间的”瘟神“已经被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给降服了。

　　在他去世46周年的日子里，又怎么可能不想他？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