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靠大国领袖，靠人民靠得住”——历史大变局中的人民外交家毛泽东

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在毛主席诞辰129周年的日子里，在历史的大变局徐徐展开之际，我们怀念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战略家。

　　毛泽东的气质，按他自己的说法，“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毛泽东《给江青的信》）毛泽东庄重，质朴，随和，还有点不修边幅，他的这个气质，与我们印象中那些衣冠楚楚、八面玲珑的职业外交家似乎格格不入。但毛泽东不是一般的外交家，他是无产阶级战略家。毛泽东生命的最后十年，主流描述为动乱、浩劫，至少也是“曲折”。但中国外交正是在这十年，在一手反美帝、一手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大旗下，一枝独秀，节节胜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十年文革，中国人民挫败了美帝苏修等国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孤立中国的反华政策，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波建交高潮。从1966年到1976年，同我国建交的国家是64个，其中，高峰是1971年、1972年，这两年共有33个国家同我国建交。到1976年时，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共有111个，至此，世界上绝大多数独立国家已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与我国建交的，不仅是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国家，西欧的多数国家，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是在这十年中同我国建交的。

　　十年文革中，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地位。1971年10月25日晚，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第26届大会上，阿尔巴尼亚等23国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的提案以76票获得赞成通过。胜利后，支持中国代表们全部站起，长时间振臂欢呼：“我们胜利了！”“中国万岁！”，盛况空前。智利代表用西班牙语朗诵起了毛泽东诗词：“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 美国合众社则哀叹，“这是美国自联合国成立以来遭到的最惨重的失败。”新中国从此进入了这个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打破了超级大国操纵和垄断联合国的局面。

　　十年文革中，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签订了《中美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震动了世界，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

尼克松访华

　　十年文革中，我国对外经贸有了很大发展。建国初，我国实行一边倒政策，对外经贸重点是苏东国家。从1960年代开始，我国进出口贸易重点开始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转移。1969年底，美国对华经济政策开始有所松动，同意美国厂商与中国进行非战略性货物贸易。随后，美国先后7次主动修改条文，放松对中国的禁运。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发表，开始贸易往来。与此同时，我国与西欧大多数国家签订了各种经济贸易协定、海运协定、航运协定，商标注册互惠协定等，同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也开展经贸往来，资本主义世界对我国的长期的经济封锁彻底破产。

　　60年代，我国技术引进的重点是从日本和西欧等10个国家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如石油、化工、冶金、矿山、电子精密仪器机械设备等项目。从1972年开始，我国进入了大规模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的第二个高潮。1972年前后，中央决定从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引进大量成套设备，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1.7米轧机等，合同总额约43亿美元，这就是著名的“四三方案”。这个方案在执行过程中，又追加了一些新的引进项目，引进计划总额达51.4亿美元。这些技术和设备引进工作，对于填补国内某些技术空白，满足国内生产需要，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有积极意义的。

河北沧州化肥厂从荷兰引进的尿素合成塔

　　伟大的外交胜利的背后，不是靠大国博弈之下牺牲小国的利益来换取的，不是抓住国际资本积累的“战略机遇期”来获得的，不是依靠“大国领袖”外交争取来的，恰恰相反，是在积极支持和促进各国的革命斗争、促成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的条件下获得的。人民中国外交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世界革命人民的胜利，是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胜利，是第二世界渴望掌握自我命运的国家的胜利，是美苏二霸遭遇的重大挫折。它们不得不面对新的一极——以中国为首的第三世界的兴起。

　　尼克松访华之时，红色中国的对越援助并未取消，首都机场的反帝标语并未撤下，五二〇声明的庄严声音犹在广场激荡。尼克松访华之前，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的伟大声明，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坚持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 “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可以打败强国，小国可以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勇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仅仅在尼克松访华前后几年，1971年至1973年间，中国向越南提供的援助金额近90亿元人民币。

　　这期间，中国对世界革命的支援从未停止。在中南半岛，人民中国对印度支那人民的反美革命斗争给予了毫无保留的坚决支持，不惜为此付出重大的民族牺牲。1967年12月19日，毛泽东在给越南解放阵线的电报中庄严宣布：“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我们两国是唇齿相依的邻邦。我们两国人民是休戚与共的兄弟。兄弟的越南南方人民和全体越南人民可以相信，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在我们两国人民坚强的战斗团结面前，美帝国主义的任何军事冒险和政治欺骗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1962年2月，中国决定向北越提供军事援助，除无偿提供可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枪炮外，还派出军事代表团，协助北越领导研究有关军事问题。至1978年，中国对越援助总值达200亿美元，绝大部分是无偿的。另外，从1956年10月开始，中国应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要求，陆续派出防空、工程、铁道和后勤保障等部队32万余人、最高年份达17万余人。中国在支持越南抗美斗争的同时，也支持老挝和柬埔寨的抗美斗争，向印度支那三国提供了大规模的政治、经济、技术援助和军事援助。

抗美援越

　　在非洲，人民中国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抗法武装斗争给以坚决支持。1970年的几内亚、1977年的扎伊尔在遭到外国雇佣军入侵时，我国不仅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给以强大声援，而且还提供了必要的物资授助。人民中国还向几内亚比绍、安哥拉、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纳米比亚以及南非等国的民族解放组织无偿提供财力、物力、武器装备以及人员培训等多方面援助，有力地推动了非洲的民族解放斗争。

　　在拉丁美洲，以古巴革命为起点，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中期掀起了震动世界的反美斗争高潮，人民中国在政治上、道义上和物资上给予了坚定的支持。在60年代，毛泽东发表了《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拿马人民的爱国正义战争》的谈话，和《关于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声明》。这两个文件谴责了美国在世界各地的侵略行径，指出“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号召“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

　　除了支援民族革命外，人民中国从未忘记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义务。在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正常的国家关系同时，执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支持这些国家共产党的革命斗争。

　　1970年，毛泽东、周恩来、康生在会见缅共副主席德钦巴登顶时，就中国同缅甸奈温政府搞好国家关系，互派大使一事，特意征求缅共同志的意见。毛泽东说，“即使我们同奈温政府恢复国家关系，也不会影响你们打仗。”“你们再好好打一下，把缅甸东北部大片地区打下来，把腊戍打下来，有十几万，二十几万人口，那就好了，你们就有发言权了。现在，奈温为什么来找我们？就是因为你们在缅甸东北部打了他们。”（《毛泽东主席会见缅共副主席德钦巴登顶谈话记录》）

　　1974年，毛泽东会见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拉扎克希望中国不要支持马来西亚共产党和人民军，让他们停止战斗。毛泽东表示不能同意。拉扎克说：“如果他们不放弃斗争，我们就不得不用军队和警察来杀死他们。”毛泽东回答：“那是你的政策，你的办法，我们不能说什么话。劝你们不要杀人，也不行呢！”拉扎克又说：“你说，你和他们没有关系，这些事是我们的内政。”毛泽东回答：“现在也有关系，将来还有！因为我们是共产党员呢！怎么没有关系呢？至于你们采取什么政策，我们不能干涉。”“我们是党派之间的关系。我们跟你们是国家关系。”“我们跟各国共产党很多都有关系。我们不隐瞒这一点。他们如果有胜利，有发展，我们是高兴的。”（《毛泽东会见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谈话记录》，1974.5.29）

　　毛泽东认为，“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当把和平共处引伸到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被压迫国家和压迫国家、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的关系方面，不应当把和平共处说成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内容，更不应当说什么和平共处是全人类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为，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这是一回事。和平共处根本不容许、也完全不可能触动共处国家的社会制度的一根毫毛。而各国的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斗争，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另一回事。这些斗争，都是为了改变社会制度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和平共处根本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任何一个国家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只能经过本国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

　　而毛泽东的“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和之后的“三个世界”划分战略，进一步促进国际反帝反霸统一战线的形成，推动世界各国革命斗争的发展。

　　根据“三个世界”划分战略，中国加强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尽管国内有困难，但是人民中国还是承担了巨大的外援任务，1971年到1974年，非洲接受中国援助的国家有66个，其援助总额占同期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援助额的2／3。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是最大的受援国，占中国对非洲援助总额的1／3以上。其中，最大的项目是坦赞铁路。这是坦赞两国求助于西方大国和苏联遭到拒绝以后，毛泽东亲自拍板决定承担的项目，也是中国援外耗资最大、规模最大的项目。这条铁路于1970年动工，1979年交付使用，是对坦赞两国经济发展和支援南部非洲尚未独立的国家的解放斗争的巨大支持，受到非洲人民的一致赞颂，在国际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毛泽东把西欧同美国区别开来，把它们归入“第二中间地带”或“第二世界”，积极发展同它们的关系。毛泽东提出要支持西欧联合自强，共同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重要思想。毛泽东亲自做法国、西德和英国等国的工作。1975年他还对西德领导人施密特说：“如果十年之后欧洲还不能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联合起来，就要吃苦头了。欧洲人必须学会依靠自己，而不是靠美国人。”（《施密特：拜访毛泽东始末》）70年代初，出现了第二世界国家同我们国家的建交高潮。1970年至1973年，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冰岛、马耳他、希腊、卢森堡和西班牙先后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1972年，英国和荷兰同中国签署了关于两国从代办级关系升为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同年，联邦德国也同我国达成建交协议。1970年10月，加拿大与我国建交。1972年9月，日本与我国建交。可以说，70年代，我国同第二世界国家的关系进入了突破性的全面发展时期，经贸关系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在许多领域签订了合作协定。

　　毛泽东始终把外交工作的重点，放在亚非拉三大洲，放在世界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被压迫人民和民族身上。毛泽东认为，亚非拉是“世界矛盾集中的地区”，是“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源泉”，这个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是最重要的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力量”。毛泽东指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都曾经是或者仍然是帝国主义的后方和仓库。现在后方造反了，许多国家已经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这些地区人口众多，占资本主义世界总人口的2／3以上，幅员辽阔，资源丰富，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原料供应地、资本输出场所和商品销售市场。因此，这个地区的革命斗争已经动摇了并且将最后摧毁帝国主义赖以生存的基础。毛泽东在一个电文中指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定将给整个的旧世界以决定性的摧毁性的打击。”（《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贺电》，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认为，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是当代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之，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的。

　　路线是纲，纲举目张。

　　人民中国伟大交成就的取得，正确把握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的本质和阶级路线是关键，依靠人民是关键。

　　1963年9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上讲话中针对赫鲁晓夫的大国首脑外交路线，讲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他说，“我们无论国内、国外，主要靠人民，不靠大国领袖。靠人民靠得住。”（《两个中间地带》，《毛泽东文集》第八卷）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在会见缅共副主席德钦巴登顶时说，“我们同四十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基本上是靠这些国家的人民，不是靠这些国家的政府。苏联是靠这些国家的政府，不是靠这些国家的人民。这是路线问题。”

　　毛泽东这些谈话，论述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的本质和阶级路线。同时，也划清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同苏联赫鲁晓夫集团对外关系的原则区别。

　　外交无非是内政的延续。对外关系问题，同国内关系问题一样，必须解决依靠、团结谁、打击谁这样的根本路线问题。其中首要的问题是依靠谁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活动和国内政治活动一样，必须是依靠人民。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活动的群众路线，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成败的根本问题。

　　而同时代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现代修正主义者，与美帝又勾结又竞争，反对、出卖和镇压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背叛了国际无产阶级事业。1968年，苏军悍然出兵捷克斯洛伐克。1969年，苏联军队在中苏边界珍宝岛、铁列克提等地挑起冲突。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者破坏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民反对以色列侵略的战争，使用雇佣军干涉安哥拉和入侵扎伊尔，阴谋颠覆苏丹政府，干涉多国内政。社会帝国主义的丑恶嘴脸一览无余。1979年12月末，苏联入侵阿富汗，陷入了长达10年的战争泥潭，最终为苏共丧失执政地位、苏联解体埋下了伏笔，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中国当时虽然在国际上政治地位很高，但总体上还是一个穷国，经济上是一个弱国，但是，毛泽东主席高瞻远瞩，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中国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掷地有声地宣布：

　　“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什么叫超级大国？超级大国就是到处对别国进行侵略、干涉、控制、颠覆和掠夺，谋求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

　　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

　　今天，世界资本主义发展遇到了空前的危机，“和平与发展”空间日益逼仄，世界资本积累的“战略机遇期”渐行渐远。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大变局正在徐徐展开。这集中体现在关于时代特征的表述中。毛泽东时代的表述，强调的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邓时代则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全方位融入世界经济；近年多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提法，认为当代最重要的变局是大国间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这种提法虽然并未否认“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但更强调矛盾、强调斗争。

　　在历史的大变局徐徐展开之际，在国际外交大舞台上，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又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不可回避的问题。

　　美帝方面，近些年来总体上是在进行战略收缩。美帝在苏联解体尤其是 “9·11”事件后，雄心勃勃地要将中东作为打造“世界新秩序”的试验田，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接连在大中东地区发动了两场“反恐战争”，要在中东进行“民主改造”。然而，持续近20年的“反恐战争”不仅给中东国家带来无尽灾难，也使美国软硬实力严重受损。特朗普时期，美国大行孤立主义，出台各种逆全球化措施。2021年，美帝以不光彩的方式从阿富汗撤出，集中力量于所谓“印太地区”。

　　我们的北方邻居，在上个世纪走入历史的歧途之后，似乎又一次来到了十字路口。在格鲁吉亚、在叙利亚、在克里米亚、在中亚，俄国以其惯用的单一手法，采用突袭的办法获得了一些“成功”，形成了高度的路径依赖。马克思评价说，“俄国的外交政策以其目的方面的单一性，是由它过去的历史、由它的地理位置决定的”（马克思：《政府在财政上的失败。一出租马车。一爱尔兰。》），这决定了它的“好运”也决不能持续太久。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俄国的外交总是走进死胡同。“俄国的政策以其传统的诡谣、奸诈、狡猾可以让本身也是传统之物的欧洲宫廷上它的圈套，但是，它在对付革命人民时却证明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当代沙皇虽然也反美，但其使用的逻辑与美帝国主义者是一样的。它试图从美帝收缩的缝隙中得到些许好处，它也的确能够利用自身的地缘优势、利用西方国家的弱点取得了一些有限的“成功”，但这终究是旧帝国的回光返照。红军旗也好、苏联的遗像也好、圣乔治丝带也好，丝毫掩盖不住沙皇棺材板的恶臭。它注定要失败。它的失败不仅来自于美西方的联合遏制，更因为它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在周边小国中不受欢迎。在俄国内部，大俄罗斯沙文主义除了提供一些虚幻的民族自豪外，也无法解决俄国内的任何问题。

　　它又一次走进历史的死胡同，它已经没多少退路。

　　在这历史的大变局中，是走毛泽东指引的阳光道，还是走入美帝式的末路、俄国式的死胡同，人们会给出不同的答案。

　　谨以此文纪念历史大变局中的伟大战略家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