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应旺丨毛泽东的责任心：“独令我来何济世”

　　“责任”是毛泽东著述中的关键词之一。毛泽东所讲的这个责任，第一，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责任。团结一切革命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这是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责任，这是整个工人阶级的责任。”第二，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的责任。针对抗日战争的形势，毛泽东指出：“现在国难日深，世界形势大变，中华民族的兴亡，我们要负起极大的责任来。”第三，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人民的责任，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的讲演中说：“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

　　一、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到认定马克思主义和缔造中国共产党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出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一个拥有十五亩田地的农民之家。他出生之前，中国因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他出生还不到一年，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又败于长期向中国学习的日本，并签订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他七岁那年又发生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国耻，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了。当时的中华民族面临的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在韶山冲边读书边务农的少年毛泽东知道这种变局后，开始萌发出救国的责任心。他曾对斯诺说：“也就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我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甚至现在我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它叙述了日本占领台湾的经过，朝鲜、越南、缅甸等国被外国侵占的情况。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毛泽东的课堂笔记《讲堂录》（节录）】

　　不久，毛泽东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开始接触自然科学和介绍西方文化的“新学”。这之后，在省会长沙特别是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毛泽东不仅增加了“新学”的知识，也加深了对国学的认识。这从他记的《讲堂录》和读《伦理学原理》写的批注可以看出来。《讲堂录》中有论及外国人物拿破仑、凯撒，包括日本人福泽谕吉等，也有论及从孔夫子到曾国藩的中国历代思想家。《〈伦理学原理〉批注》，是对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泡尔生写的《伦理学原理》中译本的旁批，许多地方表达了读者根据此书观点结合古今中外比较阐发的认识。随着对世界大势和对中国情况的了解，毛泽东视野大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心志更加明确地树立起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利用欧洲列强开始把全部精力集中于欧洲战场的间隙，企图以更大的规模来实现其曾乘辛亥革命之机强行进行而未有成果的向大陆扩展，将所能把握的机会视为‘天助’。日本所采取的手段便是不顾前后的盲目冒进。”日军从龙口登陆到占领济南和胶济铁路沿线再到占领胶州湾，恣意践踏中国主权。1915年1月18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旨在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主要内容有：中国政府承认日、德两国对转让山东利权所作的任何协定，承认日本在南满和东部内蒙古的特权，汉冶萍公司由中日合办，不得将所有沿海港湾和岛屿割让或租借给其他国家，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日本人充当政治、财政、军事顾问等等。5月7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限9日下午6时前答复。袁世凯为换取日本对其恢复帝制的支持，9日答复接受日本提出的条件，只表示第五部分中有几条“容日后协商”。这一“亡国条约”激起强烈反响，也激起湖南一师所有师生的愤慨，他们编印了揭露日本侵华和袁世凯卖国罪行的《明耻篇》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