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思考和比较中寻找主义

2023-04-03
作者: 周伟东 来源: 党史博采公众号

  1921年中共一大和1922年中国共青团(原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湖南都派了代表参加。代表湖南党的早期组织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是毛泽东、何叔衡,代表湖南团组织参加中国共青团一大的代表是易礼容、陈子博。中共湖南早期组织和中国共青团湖南早期组织都是青年毛泽东发起创立的。那么,青年毛泽东为什么在湖南建党建团?这是一个先比较后选择、从感性到理性、从思想到行动的发展过程。

  思考和比较中寻找主义

  受救亡图存、改良兴国等爱国思潮的影响,毛泽东自幼树立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热切地搜求各种救国理论。

  关注时事,较早涉猎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前,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范围很小,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对此有所了解。梁启超、朱执信、孙中山等对社会主义有零星的介绍。1911年春,江亢虎发表《介绍地税归公之学说》一文,开始向国内系统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同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受革命思想感染,毛泽东投笔从戎,参加了湖南新军。他关心时事,喜欢读书看报,每个月军饷结余都用来购买书报。一次偶然的机会,毛泽东首次在《湘汉新闻》上读到一篇提到“社会主义”的文章,接着又读了江亢虎写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多年以后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毛泽东还回忆说,当时读过江亢虎写的《社会主义ABC》《马克思主义简说》等小册子,对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开始有所了解。

  博学深思,努力追寻大本大源。在湖南一师学习期间,毛泽东对文学、历史、哲学和伦理学很感兴趣。1915年上半年,他和蔡和森等组织课外哲学研究小组,常去杨昌济、徐特立等老师家中请教。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探索世界的本源。1917年暑假游学归来,毛泽东表示要以全副精力探讨“大本大源”。他认为,教育、实业、军事、议会等问题都是细枝末节的问题,只有把哲学的本源问题搞清楚了,才能征服人心,调动民众,使国家走向繁荣富强。1917-1918学年,毛泽东曾在杨昌济老师所教的《伦理学原理》的教材上写下12000多字的笔记。在这些笔记中,他对人生、历史、社会、国家、宇宙等问题有深入的思考,也面临许多困惑。为解决这些困惑,毛泽东希望从各种学说中找到答案,其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

  ◆1918年3月,毛泽东就读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八班合影(四排右二为毛泽东)。

  上京筹学,比较研究各种主义。1918年8月,毛泽东首次来京,筹办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事宜。10月,在杨昌济老师的介绍下,进入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1918年10月至次年3月,毛泽东旁听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北大知名教授的讲座,学习他们的文章,对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主义进行初步的比较研究,增进对各种学说的了解。1919年1月,毛泽东参加了新成立的北大哲学研究会,以“研究东西诸家哲学,瀹启新知”。

  众说纷纭,一度倾向无政府主义。1919年前后,毛泽东仍倾向于无政府主义。7月21日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他认为马克思这一派“很激烈”,而克鲁泡特金这一派则“较为温和”,与马克思主义者相比,无政府主义者“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但他对俄国革命已有相当的肯定。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热情歌颂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了“劳农政府”和“红旗军”及其对世界的影响。

  ◆《湘江评论》刊登《民众的大联合》。

  面向实际,希望多研究些问题。当时,毛泽东对各种复杂问题仍然感到莫衷一是。受胡适多研究问题思想的影响,1919年9月,毛泽东等计划成立问题研究会,他草拟了《问题研究会章程》,虽然实际上该会没有成立,但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某些思想。他列举了该会拟解决的教育、女子、劳动、实业、交通、财政、经济、各种主义等八十多种问题,与国家有关的有国家制度、民族自决、社会主义、民众的联合、地方自治、总统权限、合议制内阁、司法独立、联邦制等十多个问题。社会主义和国家制度等都进入他的研究范畴。

  理论和实践中淬炼信仰

  在实际的政治斗争中,毛泽东继续探索真理,最终找到了自己的主义和信仰,并开始宣传新思想,培养理论骨干。

  赴京驱张,初定马克思主义信仰。1919年12月,为争取各界支持“驱张运动(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毛泽东第二次赴京。1920年1月,在京加入李大钊、王光祈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该学会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主要由向往十月革命、反对日本占领山东、从事爱国运动的学生组成。毛泽东当时对俄国已非常向往,他想组织新民学会成员赴俄勤工俭学。1920年2月,毛泽东致信陶斯咏说,“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顿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他还说,想先成立一自修大学,花一两年把古今中外的学术思想大致弄清,再组织同伴们赴俄勤工俭学。1920年3月14日,他致信周世钊,亦说两三年后想组织游俄队。由最初的组织赴法勤工俭学到拟组织留俄,毛泽东的信仰悄然发生了变化。他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认真阅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等共产主义文献,开始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后来跟斯诺回忆说:“1920年夏,我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自此以后,我自认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1919年5月,毛泽东(二排左三)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湘潭学友会会员合影。

  回湘实践,自觉宣传马列主义。选择主义之后,毛泽东回湖南从事教育和舆论鼓动工作,开始自觉地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7月31日,毛泽东和易礼容、彭璜等一起创办文化书社,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同时该书社也是中共湖南支部成立前后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和会议场所。毛泽东认为全世界尚无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文化书社的重要使命就是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以作为湖南人做研究的新材料,并希望催生新思想、新文化。该书社经营的图书有164种,杂志45种,日报3种。毛泽东特别推荐关于马克思主义和苏俄研究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新俄国之研究》等书籍。文化书社促进了马列主义的传播,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青团早期组织在湖南的成立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1920年9月16日,为“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毛泽东与姜济寰、易培基、方维夏、何叔衡等成立俄罗斯研究会。该会发行《俄罗斯丛刊》,发表了不少宣传十月革命的文章。毛泽东还将重要文章推荐给各大报纸转载,以扩大宣传效果。为学习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他还组织进步青年赴俄考察和留学,先后有任弼时、萧劲光等6位青年被介绍去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俄语,后赴俄留学。1920年春天的组织赴俄勤工俭学的设想,当年秋天就开始成为现实。

  ◆1920年5月,毛泽东(左七)与新民学会部分成员在上海留影。

  思谋长远,同时希望促进现实问题的解决。在“驱张运动”期间,毛泽东已经从思想上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从理想到现实、从思想到行动上的完全转变还需要一个过程,从解决目前问题的角度考虑,对于之前的改良主张,他还是愿意再试一下,推动湖南自治,试图从制度上解决军阀祸湘问题。于是,“驱张运动”结束后,毛泽东提出了“湖南共和国”主张,并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去推动建立“湖南共和国”。1920年9月下旬,湖南自治运动正在进行,但毛泽东的志向已不满足于湖南自治了,对该运动只是“立于其外而为促进”,不是去做“具体的建设运动”。说明其还有更高的理想追求。不到半年时间,湖南自治运动终因军阀操纵和压制而失败。

  反思和行动中坚定信念

  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促使毛泽东深入思考,最终放弃对改良主义残存的一点希望,坚定地选择共产主义革命道路。

  深入反思,决定选择新道路。1920年11月,毛泽东曾致函向警予、李思安、罗章龙等人,对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进行反思。在致罗章龙的信中,毛泽东强调“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在致向警予的信中,毛泽东深入总结了湖南自治运动的教训,对湖南知识界政治界深感失望,认为他们没有理想,腐败不堪,而民众因为未受教育,不懂政治,所以他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在致李思安的信中,他也强调“由我们另想办法,另造环境,长期的准备,精密的计划”。

  ◆毛泽东在长沙留影。

  所谓“另辟道路”“另造环境”,即抛却对改良主义的最后一点幻想,决心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建国之路。理由有三:其一,毛泽东1920年夏在思想上已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行动上已通过创办和经营文化书社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且11月前后正着手建党建团。其二,毛泽东于当年11月底强调,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新民学会要开始“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其三,毛泽东于11月收到蔡和森、萧子升关于改造国家方法问题的信件,并于12月1日回信说“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我于子升和笙(李维汉——引者注)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建党建团,坚定马列主义信念。1920年夏,陈独秀已把长沙列入其建党计划,并于10月至11月把有关建团和建党文件资料寄给毛泽东,请他负责在长沙建党建团。1920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先后收到陈独秀寄来的建团和建党资料。1920年11月,毛泽东开始在湖南一师发展团员。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长沙早期团组织对团员质量严格把关,成熟一个发展一个,保证了长沙团组织政治过硬,没有走解散重建的弯路。同年11月,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1月13日,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有团员16人。建党建团正是对湖南自治运动的经验教训深刻总结后的坚定选择和革命行动。

  ◆1919年11月16日,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在长沙合影(后排左四为毛泽东)。

  公开主张,引领学会走向新道路。1921年元月1-3日,毛泽东、何叔衡召集新民学会长沙会员举行新年大会,讨论学会方针以及改造社会的方法、目的等问题,以从根本上确立学会的发展方向。关于学会宗旨“改造中国与世界”,毛泽东主张用“改造”,而不是“改良”,是“改造中国与世界”,而不是“改造东亚”;关于改造方法,他赞成用俄国式的激烈革命的方法。这是毛泽东从实际斗争中得出的深刻认识,实践证明改良主义、地方自治这些道路都走不通,而又有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可循,以俄为师自然成为最佳选项。这样,就在学会公开了他的政治主张,引领更多会员走向马列主义。毛泽东指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经过讨论,毛泽东等12人主张布尔什维主义,2人主张社会民主主义,1人主张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3人弃权。新民学会78名会员中,最终有近40人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共产主义方法最宜采用?从理论上来说,因为唯物史观是科学的,能够说服人。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致信蔡和森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从实践上来说,根据俄国革命经验,要想从根本上改造国家,必须先取得政权。毛泽东认为,无政府主义的工团主义只要工厂不要国家是不对的。因为“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这里的“革命”应指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毛泽东完全赞同蔡和森的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和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意见。

  至此,毛泽东选定了马列主义的革命建国之路,通过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即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先进青年组织中国共青团,来发动社会革命、实现伟大理想。这一选择把准了时代脉搏、适应了时代潮流。这一过程是人民觉醒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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