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为什么要“批林批孔”

2023-05-17
作者: 甄德 来源: 旗帜时评公众号

  一

  伟大领袖毛主席晚年一直挂念着他老人家身后中国会走什么道路、中国人民会不会再吃二遍苦。因此,他晚年发动过多次政治运动。从1973年底开始,毛主席曾发动过一场“批林批孔”运动。然而,对于这场运动,毛主席当时没有发表具体的阐述,以至今天我们对它的作用和意义不甚明了。

  毛主席晚年发动过多次政治运动。他发动过文革,而对于文革,毛主席曾阐述过,这是为了防止党内出修正主义、出走资派,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今天回过头来看,我们从现实社会的体验中,也能深刻体会到文革的意义。即使在文革中曾受到过一些批判、遭受过一些挫折的老同志,看到当今社会的演变,很多人也都承认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初衷是为了“反修防修”。

  文革后期的1975年,毛主席还曾发动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评《水浒》”这两场专题运动。

  当时,毛主席发表过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一系列谈话和指示,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生产资料所有制经过了初步的社会主义改造,但还存在城乡差别、脑体差别和工资等级差别,这很容易滋生官僚特权思想;另一方面,仍在实行的“等量劳动换取等量报酬”以及工资等级制,不利于清除人们头脑中的小私有观念,而小私有观念却每日每时地滋生着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毛主席指出,特权思想和小私有观念,在工人阶级、机关工作人员和党员中,都有所存在。毛主席据此提出,一方面要在实际生活中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与劳动人民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另一方面要多读一些马列主义的书,弄清楚滋生修正主义的实际根源所在。

  俗话说“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意思是说,《水浒》里尽是一些造反的故事,年轻人看了《水浒》,容易变得血气方刚、动不动就造反。而《三国》里尽是一些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故事,老年人看了会更加圆滑、世故,而失去应有的练达和宽厚。毛主席则一反人们对《水浒》的既往认识,提出了独特、新颖的观点:“《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很明显,“评《水浒》”是一个政治隐喻,他向我们昭示的是这样几点。第一,毛主席作为毕生带领人民造反、革命的领袖,他对《水浒》演义造反故事、弘扬造反精神,是持肯定态度的。第二,同时,他又对《水浒》中反映的造反精神不够满意,所以在毛主席看来,宣传造反精神的《水浒》不是正面的好教材,而是反面教材。第三,为什么呢?正如毛主席所说:“这支农民起义队伍领袖不好。”毛主席还说:“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让人招安了。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原来毛主席发动“评《水浒》”,还是在论述修正主义的问题。他抓住一支农民革命队伍为例子,肯定它的革命大方向,却指出其“领袖不好”,就是担心尔后在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里,出现宋江这样的人物,打着革命的旗号,却在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慑于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强大压力,向敌人投降。毛主席晚年,我党我国面临的,正是强大的美帝集团和虎视眈眈的苏修集团。

  我们再把毛主席这个思想方法向前发挥一步,就是一切革命队伍里,都有可能出现某些领导人慑于敌人的压力,或者出于自己的私心,于是打着革命的名义,搞投降、搞“招安”。今天,当代中国左翼队伍里的“保救派”,就是这种情况的最好脚注。

  总之,对于文革、对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评《水浒》”,毛主席当年都发表过谈话、都对其意义进行过阐述,我们结合几十年来的社会实际生活,也都能有所体会和感悟。唯独对“批林批孔”,毛主席当年没有留下过详细说明。近段时间,笔者翻看了几十年前“批林批孔”时期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批林批孔”文章,感觉这些文章介绍了很多古代历史人物及其思想、业绩,显得很“专业”,却不能很好地诠释毛主席发动“批林批孔”的现实意义。笔者在这里不揣冒昧,试着阐述一下对孔孟之道和儒家学说的理解,以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毛主席当年发动“批林批孔”的意义。

  二

  在社会经济方面,儒家是非常虚伪的。在儒家看来,要治理好一个国家,要建构一个美好的社会,必须让天下百姓都富裕起来,做到“藏富于民”。在孟子看来,“施仁政”必首先关注“民生”问题,要“置民之产”。孟子说:“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则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

  所谓“置民之产”,按今天的话讲,就是要让天下百姓都拥有自己的产业,能够上孝父母、下养妻儿,拥有抵抗风险的经济能力。孟子认为,这是人的基本物质生活条件,是政治清明、社会和谐的底线要求。似乎,只有天下每一个人的基本需求得以满足,人心才会稳定,社会和谐秩序的建构才有可能。故孟子进而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滕文公上》)

  由此可见,在儒家看来,“民产”是“民心”的基础,“置民之产”是儒家“民本”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建构所谓“美好社会”的条件。

  正因如此,儒家才“励民致富”,认为“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论语·泰伯》)意即在一个良好的社会,一个人如果不努力改变自己的贫困状况,这是一种耻辱。孔子进而还认为:“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 述而》)就是说,如果可求富贵,即使从事卑微的工作,我也愿意为之。儒家认为,为求富贵、吃苦耐劳,是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这样,儒家就成功地把能否致富的关键,推给了个人;即使不能致富,也不要怪别人、怪社会。

  然而,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产品支配着生产者,物质财富统治着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财产关系为核心。这样,就产生了阶级,产生了贫富两极分化,产生了阶级斗争。一部分有了“恒产”的“先富者”, 凭着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料,靠获取他人的剩余劳动而不断致富。“后富”的劳动者却不能拥有劳动工具和生产资料,他们“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生存”。(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这就是剥削产生的原因。试问,如果一个国家两极分化严重,这个国家还能算“有道之邦”吗?底层群众在私有制经济下、特别是经济危机之下生活困苦,这是被剥削者的耻辱,还是剥削者的耻辱?

  儒家是极力为统治阶级“喂蚊”的,它当然不赞成奴隶们起来反抗。中国古代春秋时期曾经发生过著名的奴隶大起义,一个起义领袖叫柳下跖、一个叫庄屩,孔子等儒家大知识分子都把柳下跖称为“盗跖”,认为奴隶起来造反就意味着做强盗。儒家希望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大众都能够“克己复礼”,即每个人都要克制自己,要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礼”。虽然儒家也声称“民为贵,社稷次之”、“民如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但其目的是希望统治者认真研究如何更好、更有效地永生永世统治人民。儒家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即统治者可以告诉老百姓怎样做,却不可告诉他们为什么必须这样做,这就是儒家提倡的“驭民之术”。

  那么,在既有的剥削制度下,怎样解决贫富分化问题、为统治阶级“喂蚊”呢?孔子曾经说:“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大意就是不怕财富不多,只怕分配不合理;不怕人口稀少,而怕境内不安。“均”,一般人常常解释为平均,说孔子主张平均主义,其实大谬不然。

  汉代的大儒家董仲舒解释说:“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春秋繁露·度制》)大意就是说,富人太富了就骄横,穷人太贫穷了就要忧患,因此统治者的统治之道就是要调节,富人不要让他太富了以至于骄横,贫穷的人也不要让他太穷了以至于忧患,这样求得上下等级制度的平安。

  宋代大儒家朱熹则解释说:“谓各得其分”。

  这些解释,都是要调节各阶层的收入,使贫者富者都能“各得其分”,不至于过富或过贫,以求社会的安定。

  由此可见,在贫富问题上,儒家主张缓解贫富悬殊,缩小贫富差距,追求“先富带后富”,这是儒家坚定不移的社会理想与伦理目的。儒家认为,贫富悬殊是导致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因素,是社会乱源之所在。儒家除去主张“调均之”以求“上下相安”(即协调好贫富关系,防止底层群众造反,维持安定)之外,还主张“生财有道”,主张即使致富了,也要“戒奢寡欲,洁身自好”,即使掌握了剥削别人剩余劳动的条件,也要“以财发身,兼济天下”、“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向劳苦大众做一些施舍,更要做到“富而好礼”,即是要求为富者秉持敬畏之心、怀仁义之德、灭贪欲之念,强学达性、积善成德,自觉遵循道德规范。儒家认为,如果天下的商人和富人均能“好礼”,则乱源可绝,社会将趋于和谐,天下可平也。

  儒家的方案,描绘了历代封建统治者的主观愿望,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最高治国境界。儒家学说承认阶级差别、提倡阶级调和,号召底层群众“克己复礼”,同时号召“先富者”要“富而好礼,兼济天下”。孔子把这种人生态度概括为“仁”。阶级调和、“先富带后富”,这是儒家“仁政”所追求的目标。

  1939年2月,毛主席在延安就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一书致信张闻天时曾指出,孔子的所谓“仁”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1964年8月,毛主席在同部分理论工作者谈话时又指出:“孔夫子讲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爱什么人?所有的人?没那回事。”毛主席晚年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目的之一,恐怕就是要防止和杜绝走资派上台之后,一边实行剥削制度、推行等级制度,一边又高喊“仁爱”之辞,或者在保持私有制的前提下搞一些改良主义,借此欺骗人民。

  另外,毛主席还对孔子的“中庸之道”作出过深刻的批判。1939年,毛主席在读艾思奇的《哲学选辑》时,针对艾思奇“中国的中庸思想,被一部分人曲解为折衷主义,中庸思想中的精华,是辩证法的,是肯定质的安定性,而不是把肯定和否定并列看待”的观点,特地在艾思奇这段话下划了横线,并在后面写道:“‘中庸思想’本来就有折衷主义的成分,它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是孔子主义即儒家思想的基础。不是‘被人曲解’,他本来是这样的。”

  在艾思奇这部书的另一处,毛主席又批注道:“中庸思想是反辩证法的。他知道量变质,但畏惧其变,用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这是维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论。”

  毛主席更进一步指出:“中庸主义包括了死硬派和折衷派两种思想。当其肯定质的绝对安定性,这是同一律,也就是死硬派思想。当其畏首畏尾于过程正反之间成为排中律的反面之唯中律,代表两端间的过渡形态时,他是折衷主义。当新势力与旧势力斗争激烈而胜负未分时,往往出现这种折衷主义。”

  毛主席一生都在培育新势力、反对旧势力,他们怎么能容忍“中庸”和“折衷”?毛主席是哲学辩证法大师,他也和列宁一样,特别警惕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搞阶级调和、鼓吹“全民党、全民国家”、贩卖“和谐社会”等等修正主义货色。毛主席逝世后的今天,事实果然如此,我们惊诧之余,不得不叹服毛主席的智慧和远见。

  另外,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容易造成人们委曲求全、不敢斗争的性格,这也是几千年“中庸之道”给我们这个民族留下的毒害。毛主席发动“批孔”运动,恐怕也有这方面的用意。

  三

  本来,毛主席批孔,是一以贯之的。有人说,毛主席“早年尊孔、晚年批孔”,这纯属胡说。“打倒孔家店”是五四运动时期提出的口号,那时候,毛主席正是一位风华正茂的年轻革命者,他对孔孟之道的看法,肯定与五四时期的其他革命者没有差别。五四时期,一些进步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和革命家都批孔,何况我们共产党人呢?!

  那么,毛主席晚年为什么又专门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是不是要给其身后的中国人民留下什么政治遗言或政治隐喻?

  据毛远新同志回忆,毛主席晚年曾同他谈到,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都是造反时批孔,建起封建王朝就尊孔。毛主席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抬出来,就落入到历史的一种循环,这是不行的。如果共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

  或许,这就是毛主席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或许,毛主席感到当时的人民没有完全理解他的昭示和隐喻,所以后来又发动了“评《水浒》”运动。

  四

  纵观孔子学说及整个儒家学说,可以概括地说,儒家承认阶级差别、允许阶级差别,但主张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儒家估计到社会可能会产生两极分化、发生贪污腐败,但它只允许对社会进行改良,不允许人民起来革命。

  在今天,有没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有的人一边打着共产党的旗号、一边又把孔子那一套搬回来?我们说,这不是可能,而是现实中已经有之。当今中国左翼队伍里,就曾出现过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所谓“左派学者”,他公开叫嚣“尊孔”,他认为孔子才是最讲道德的,他甚至胡说中国近代、现代之所以出现那么多舍己为国的仁人志士和革命英烈,都是因为他们青少年时受了孔孟之道的教育。2014年,这位“左派学者”在所谓《农场答客问》中鼓吹道:“改良是历史的常态,造反、革命往往是不得已而为之。”充分暴露了这位“左派学者”的思想,跟孔孟之道如出一辙。

  那位“左派学者”如小小苍蝇,几声抽泣,不值一提。可是,在2011年,在庄严的天安门广场、国家博物馆门前,突然出现一座孔子雕像。很快,有关部门赶紧打马虎眼,说是临时放在那里的。后来,在各界群众强大舆论的压力下,那座孔子雕像被移走了。2017年,笔者到国家博物馆参观时,发现那座孔子雕像其实还在国家博物馆的院子里。

  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当时,如果没有众多左派老同志、各地网友以及全体人民群众的舆论压力,会不会有某些党内“健康力量”公然抬出孔子,然后再把孔子的观点塞进社会主义价值观呢?这不是没有可能的。

  把孔子雕像放在天安门广场这个企图没能得逞,毛主席当年发动“批林批孔”、给全国人民打了预防针,恐怕也是有一定作用的。

  毛主席当年与毛远新同志谈话时还指出:“如果共产党只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特权,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远,甚至走向人民的对立面,自己不革命了,也不许人民再革命了,那就要把孔夫子再请回来,尊孔、祭孔,这说明你的统治也难以为继了。”

  毛主席一生酷爱读史。一部4千万字的《二十四史》,留下了他200多处、4千字左右的批注,以及在2千多页上留下的画圈、划线等标记。(见詹红旗《〈毛泽东批注二十四史〉编辑出版纪事》,载于2013年7月30日《光明日报》)

  1964年春天,毛主席读《二十四史》之余,心潮起伏、笔走龙蛇,一挥而就作出伟大诗词名篇《贺新郎·读史》。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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