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寻觅革命伙伴的经历：永远不要试图说服一个人
1
人生中总会遇见一些伙伴，有的可以长期与我们走下去，有的却只能陪我们走一段。
1921年7月的一天晚上，时年28岁的毛泽东和27岁的萧子升在一个船舱内彻夜长谈。这次谈话的氛围并不和谐，二人经常进行激烈的争吵，最后谁也无法说服谁。
待天亮之时，毛泽东早早的下了船，离别时抛给了萧子升一句话：“你做你的绅士，我走我的独木桥。”
此时的毛泽东内心很难过，他非常舍不得这个曾经无话不说的好友，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二人未来的人生道路要越行越远了......
事实上，这确实是二人的最后一次见面。
毛泽东一直记得与萧子升初次见面的情景，当年自己给父亲留书一封便离开了韶山冲，独自一人来到“东山学堂”求学。初来之时，他与周边环境格格不入，这时有一个人向他伸出了友谊之手，此人便是萧子升。
萧子升性格善良、才华横溢，给毛泽东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为此，毛泽东还结合萧子升的性格给他起了一个绰号：萧菩萨。
后来，二人又在湖南一师有过两年半的相处时光。他俩与蔡和森合称“湘江三友”，三人情同手足、形影不离，经常到橘子洲头散步，一连讨论好几个小时都乐此不疲。
1918年4月，“湘江三友”组织十几名成员成立了新民学会，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
在五四大潮的洗礼下，新民学会的宗旨更加宏大——“改造中国与世界！”
恰同学少年之时，与一群意气风发的伙伴共同创造宏伟的未来，还有什么事能比这个更美好呢？
可谁也没想到，在“如何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上，二人的意见出现了冲突，以至于在人生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事实上，蔡和森与萧子升的意见冲突出现得更早，他们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产生了难以兼容的观点分歧。
蔡和森认为必须要进行暴力革命，只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才能改造社会，代表这一观点的学说叫做“马列主义”，代表人物名叫马克思。
萧子升主张进行“温良革命”，要通过教育手段一点一滴的改造社会，代表这一观点的学说叫做“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名叫克鲁泡特金。
在法国的蒙达尼会议上，蔡、萧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谁也无法说服对方。那么，远在中国的毛泽东到底支持哪一方呢？
看到这里，也许你会说当然支持蔡和森了，因为“马列主义”、“马克思”在党史里经常出现，而“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之类的实在太生僻了。
其实并不是，一开始毛泽东虽未下结论，但他更偏向于“无政府主义”，认为这派人的意义更广、更深远。
毕竟，社会有啥矛盾了，大家和和气气解决不好吗？为什么非要打打杀杀的？
可后来的“驱张运动”给毛泽东狠狠的上了一课，他想通过民众请愿的方式来唤醒统治者的良知，可北洋政府的官场腐败不堪，各种利益关系盘根错节，早不把民意放在眼里。
在多次尝试均告无效之后，毛泽东意识到要让这群人为民做主，就像是让和珅高调反腐！
民愿他们听到了吗？听到了！
道理他们都懂吗？都懂！
那他们为民做主吗？不做主！
为啥呢？因为利益不符啊！你见过谁拿刀去割自己脑袋？和珅会带兵把自己家抄了吗？
毛泽东深刻领悟了，所谓的“温良革命”说得好听，事实上却是做不到的。怎么办呢？只有“暴力革命”一条路可走，这实属其他道路走不通的无奈之举！
在经过现实磨砺之后，毛泽东坚定的站在了蔡和森一边，却依然没有说服萧子升。
1921年3月萧子升回国后，毛泽东曾多次试图说服好友，却不断引发二人的激烈争吵，毛泽东甚至大动肝火的指着萧子升说：“你去穿你的长袍马褂去吧！”
古往今来，人类历史上哪一次斗争不是残酷的？
更何况，是要干一件改天换地的大事？
这种残酷性，怎么可能只是穿个长袍马褂，手捧圣贤书就能深刻感悟的呢？
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此时毛泽东乘船是要去参加一个开天辟地的会议——中共一大，他想尽最后一次努力，劝说挚友认清现状，走符合现实的道路，但依然遭到拒绝！
曾经的美好时光还历历在目，如今却到了离别时刻。
人生总会有这样的遗憾，曾经从小玩到大的伙伴，一个经历了现实社会的反复磨砺，另一个仍天真的活在“乌托邦”的世界里，几年之后见面就难以沟通。
你以为自己苦口婆心的将所思所感讲给伙伴听，人家就能理解？
永远不要试图说服一个理念不同的人，毛主席都做不到。
2
人生中，我们总想与能力强的人一起共事，有的可以与我们志同道合，有的却心术不正、利令智昏，注定无法长期走下去。
与萧子升诀别之后，毛泽东在中共一大现场见到了一个未来与他命运彼此纠葛的人——张国焘。
当然，这并不是毛泽东第一次见到张国焘。初次相见时，他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对学校里的风云人物颇感兴趣，得到的却是无声的冷漠。
那时的张国焘是“五四运动”中北京大学的领导人物，是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正值青春年少、意气风发的时候，彼时心高气傲的他自然不会去关注一个毫不起眼的图书馆助理员。
与之相反的是，彼时的毛泽东对张国焘产生了深刻印象：能力极强、权欲极重、好大喜功。
后来，二人曾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一起共事，那时张国焘很擅长搞工人运动，主张在城市里进行工人暴动。
毛泽东经过调查分析，认为工人阶级确实是同盟者，但城市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够，仅大约二百万人的力量远远不足啊！于是，他主张搞农民运动，这类人群的基数是很大的！
为此，张国焘显得恼羞成怒，曾用粗暴的方式反对毛泽东的主张。
不过，这还没涉及到原则性问题，大家都还是革命伙伴，只是工作意见不同，沟通方式有待改进而已。
只是，后来发生的事，就涉及到原则性问题了。
1935年6月，毛泽东率领刚刚爬过雪山的红一方面军，在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尽管已经非常疲惫，但毛泽东依然率领全体政治局委员走出三里路，立于蒙蒙细雨中恭候......
等着等着，就有一人出现，只见他骑着一匹白色的高头大马，在十余骑警卫的簇拥下飞驰两河口。
仔细一看，此人不是张国焘，又是何人？
看这阵仗，此时的张国焘是何等的气派？又是以何等傲慢凌厉的眼神看着毛泽东？
多年未见，张国焘依然是盛气凌人的性格。
会师后，两支部队先是度过了热烈的“蜜月期”，接下来却成了毛泽东“一生最黑暗的日子”。
事实上，就在会师的那一刻，张国焘就打好了自己的“小算盘”，妄图以军力胁迫党中央，攫取党政大权，以满足自己日益膨胀的野心。
在“行军路线”方面，张国焘执意主张南下，虽然在“两河口会议”中被迫同意北上方案，却又心存不甘，从中作梗。随后，他居然私开“卓木碉会议”，在这里另起炉灶、另立中央，甚至单方面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党籍。
这种行为显然已经突破了原则底线，从事实上分裂了党和红军。
毛泽东虽竭力劝说，无奈张国焘一意孤行，将红军一分为二。最终，毛泽东只得带队北上，而张国焘带了另一支队伍南下。
毛泽东曾断言：南下是绝路！
结果确实如此，十万兵马的张国焘在南下时被川军打得七零八落，被迫取消“第二中央”，灰溜溜地沿着毛泽东之前走过的路线去了陕北。
本以为该消停了吧？谁知张国焘又干出了更不可饶恕的事！
1938年4月，他借祭拜黄帝陵之机逃往重庆，投入蒋介石的怀抱；4月18日，他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定性为“叛徒”。
若说为什么张国焘会做出这一系列离经叛道的行为呢？
理由能找一大堆，但如果究其根本原因的话，那就是张国焘的心智模式在作祟——利欲熏心，将个人利益凌驾于组织之上！
人的性格一旦成型就很难改变，更不是他人能说服的。要想说服一个利欲熏心的人回头是岸，无异于劝说恶狼不要杀生，改成吃草。
人生总会遇到把“小算盘”打得啪啪响的人，为了一己私利而不顾他人、集体乃至社会的利益，即便这只是一点蝇头小利。
永远不要试图说服一个利欲熏心的人，毛主席都做不到。
3
人生中总会遇见一些共事的伙伴，有的因为思想同频而共同促进，有的却总因为认知不同、知识结构不同而产生分歧。
如果问“1减2等于几”，高中生会回答“负一”，而小学生一定会马上驳斥高中生说：“你算错了，不够减，这道题本身就出错了！”
其实高中生是能理解小学生的，毕竟自己也是从小学走过来的。但是，小学生压根理解不了高中生，人家的知识世界他根本不懂！
小学生要想真正理解高中生，就必须走上一条认知提升的路，而且这条路必须自己走。
就在张国焘突然挟兵向中央发难时，博古坚决拥护了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和正确主张。此时的博古已经走过了一段艰辛心路，他深深的理解了毛泽东，认可毛泽东的能力。
在此之前，博古可不是这样的。在中央苏区的时候他经常跟毛泽东“抬杠”，就像小学生驳斥高中生“算错了”一样。
毛泽东说：“我们现在还十分弱小，进攻城市是死路，必须在农村扎根。”
博古则辩论说：“这不符合苏联的成功经验，伟大的十月革命就是在俄国中心城市圣彼得堡取得了胜利。”
毛泽东又说：“我们要打游击战，不要和敌人死打硬拼。”
博古马上辩论说：“你这是普列哈诺夫同志在1905年反对俄国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
你看看，这还怎么沟通？毛泽东一开口讲实际情况，博古就开始上纲上线，把原汁原味的“布尔什维克理论”搬过来硬套。
看博古的个人经历，他在入党前一直从事写作与编辑工作，没有基层锻炼的经历，缺乏对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民阶层的充分了解，看问题只能从“本本”出发。
其实毛泽东是理解博古的，毕竟自己也做过书生。后来，他做过大量社会调查，在井冈山经过了几年残酷的斗争，这才发现现实情况与圣贤书上写的往往不是一回事。
他曾回忆那段经历时说：“年轻时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还在学校苦读七年，人到中年参加革命了，却发现学校的知识根本用不到。只知道革命二字，到底革什么，如何去革，完全不懂。”
只是，那个时期的博古确确实实不能理解毛泽东。
如果是小打小闹的事，那就没必要非去较真。可若在性命相关的事上让“小学生”去掌舵，那就不是儿戏。
可事实上，历史上还真有让博古任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时期。
博古毕业于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属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行列，还没经历过基层实战磨炼呢，就在24岁时被共产国际“钦点”为中央苏区的当家人。
然而，博古并不懂军事，就把红军指挥权交给“洋顾问”李德全权负责。当然，李德也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只学习过军事理论，并没有亲临战场指挥作战的实战经验，更不懂中国的实际国情。
你可以想象一个场景，假如你正坐在一辆大巴上，此时大巴正行驶在一条崎岖不平的山路上，稍有不慎就要跌入万丈深渊......可此时，副驾驶座上坐着一个连驾照都没有的书呆子，而驾驶员也好不到哪去，正在依葫芦画瓢的按照书上的“滑板技术”开车。
这时候，就问你心里慌不慌？在这种事关生死的事情面前，你能不较真吗？
这就不难理解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写的话：
“要不得！要不得！......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
什么时候，博古开始改变对毛泽东态度的呢？就是遭遇切肤之痛的时候。
先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自己深信不疑的“苏联经验”害得红军节节败退，后是“湘江战役”中自己一直力挺的“苏联打法”害得红军损失过半，这下子博古蒙了，彻彻底底的蒙了！
自己把所谓的“布尔什维克”讲得头头是道又如何？残酷的现实告诉你一点鸟用都没有！
在遵义会议上，博古被撤销军事指挥权，他眼睁睁的看着毛泽东如何指挥“四渡赤水”，在螺丝壳里做道场，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操作让红军跳出包围圈，这下子真是服了！
博古知道，当初红军的“死棋”是自己下出来的，正自感罪孽深重呢，毛泽东又神奇的将“死棋”下成了“活棋”，一系列“驾驶技术”自己光看都看迷糊了，何况是做？不服不行啊！
人生总会遇到这样的人，他们由于认知短浅，常常对认知高于自己的人嗤之以鼻。这时候怎么办呢？只能让他去历练：
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人，一教就会。
永远不要试图说服一个没经历过磨炼的人，毛主席都做不到。
4
人生中，我们总会遇到真正志同道合的伙伴，这种人不需要说服而是天然的思想同频，一旦相遇就会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事实上，遵义会议后博古的思想转变，也与和周恩来的一次长谈有关：
“我们的革命对象是国民党，具体就是蒋介石。我在黄埔军校跟他共事两年，知道他非常强，要打败他就要找个比他更强的人。我考虑了很久，这个人是毛泽东。
你我都是吃过洋面包的。我们这些人都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对中国的国情不是那么了解。自从我领导南昌起义失败以后，我认识到中国革命靠我们这些人来领导不行。我们要找一个真正懂中国的人，才有资格领导中国革命。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共同辅佐他，大家齐心协力把革命搞成。”
事实上，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认可并不是在遵义会议之后才开始的，而是在建党之前。
周恩来是江苏淮安人，13岁时曾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上学，并在那里说出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豪壮口号，这在当时便传为了一桩美谈。
学生时期的周恩来并不知道，远在千里之外的湖南，还有一个与他志向一致的人。
学生时期的毛泽东也是志存高远，他曾在致黎锦熙的长信中探讨救国救民的“大本大源”问题：
“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此时二人都动了“天下之心”，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但志向确实惊人的一致。
二人彼此知道对方存在的时候，还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当时也是建党之前。
当时周恩来身处天津，他看过来自湖南的《湘江评论》，里面有句话直戳他的内心深处：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文章口气之大、立意之高，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便记住了作者的名字——毛泽东。
此时的毛泽东身处湖南长沙，他也读过《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一篇文章名叫《革心！革新！》的社论，里面明确的提出了一个响当当的口号：
“改造社会、改造思想！”
文章指出，“革新”是改造社会，“革心”是改造我们的思想，“革心”是“革新”的前提和基础，“革新”是“革心”的目的，改造自身思想与改造社会结合起来，用世界新思潮、新思想武装我们的精神，唤醒民众的觉悟，把有这样志向的人团结起来，实现对中国社会的根本改造。
每当读到这样的文章时，毛泽东总是忍不住拍案叫绝、连连叫好，称作者乃“大才”也，里面表达的思想竟与自己出奇的一致？
于是，他记住了作者的名字——周恩来。
那时，二人都有一种心灵相通的感觉。
1926年3月20日晚，时年33岁的毛泽东受“中山舰事件”的影响，来到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的家里，无意间看见这里还坐着一个28岁的年轻人，当他得知此人名叫“周恩来”时，就情不自禁的将手握了过去。
虽是第一次见面，但二人神交已久。
在日后的革命生涯中，二人的组合可以说是“黄金绝配”：毛泽东拥有广阔的政治视野和战略眼光，善于把控全局；周恩来性格温和，行事周密稳健，善于稳抓执行和落实。
二人志向一致，工作上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
1929年6月，毛泽东曾在红四军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被撤销前委书记职位，后来周恩来代表中央政治局签发了“九月来信”，使毛泽东回归；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危急关头坚决支持毛泽东重回中央领导层。会议后，掌握了军事指挥权的周恩来把红军“生的希望”交到了毛泽东手上，使其创造了“四渡赤水”的军事奇迹；
1950年10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内部意见不一、争议不断的情况下，周恩来坚决支持毛泽东“出兵援朝”的重大战略主张；
......
可以说，在长达几十年的革命过程中，周恩来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都很熟悉，每到关键时刻都有力支持毛泽东的工作，这样的革命伙伴是极其珍贵的。
还记得新民学会之时，青年毛泽东立下的“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宗旨吗？
那时毛泽东身边聚集着蔡和森、萧子升等伙伴，可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蔡和森等人因过早牺牲而未能一路相随，其他人也因各种原因未能走到最后——
萧子升的晚年在南美乌拉圭度过，他一生都信守心中的“无政府主义”，即便这种理想真如毛泽东说的“1000年都不可能实现”；
张国焘的晚年众叛亲离，身处加拿大的他依然本性难移，甚至为了美元向美国中情局出卖情报，透露中共的细节；
博古虽犯过严重错误，但思想上是对党忠诚的。只可惜，他在1946年的“黑茶山空难”中牺牲，没能看到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刻。
一路寻觅，一路寻觅......直至后来，毛泽东遇见了正确的人。
周恩来与毛泽东完美匹配，二人彼此成为了漫长革命道路上最忠实的伙伴，一路携手半个世纪，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序幕，成为了中国人民共同爱戴的伟人！
人生中，你一定会遇到这样的人，他与你心灵相通、思想同频，只要一见面、一开口，你就知道这是你要长期珍惜的伙伴。
永远不要试图说服一个人，对于思想不同频的人，你根本说不服；
对于思想同频的人，你根本不需要说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