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筚路维艰》之四——《追寻赶超之路》不要借着发展历史带私货

　　追寻赶超之路。《筚》把建国之初的向社会主义过渡视为“乌托邦运动”。既然像前所说的“没有苏联那种村社组织”，又如何断定是“照搬别人（苏联）的经验”呢？

　　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暴露了一系列问题，“比如，手工业和服务业合并过多，导致产品质量下降、品种减少，服务不周，居民生活不便；公私合营后与国营企业一样，只顾生产大路货，不愿增加品种，产品货不对路；农业合作化后家庭经营减少，农副产品生产下降，过分强调一切都公有化和合作社越大越好、造成了管理混乱、收入减少、农村紧张。”（P75页）首先，这是用现在的目光来看当时的现象，一条消息能让股市指数上下窜动，出台一个政策能让市场行情泛起波澜，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不是很正常吗？况且这是一个暂时性的现象能衡量整个过程吗？企业、消费者和市场是否都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保障基本供应是前提，说收入减少是指企业、资本家还是生产者？因管理问题与企业效益存在必然的联系，但并等于这个企业本身的问题。人才紧缺是这场改造之后面临的问题，包括农业合作化，不能因为管理人才的不济而否定这场改造运动。它需适应的时间、需要学习的过程、需要不断地完善。

　　“毛泽东针对计划经济的不满没有按照逻辑导向对市场的重视。”首先，这种判断本身来自“没有按照逻辑导向”，社会主义的市场本身只具服务和调剂功能，没有生产职能，它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市场要从中获取利润和实现财富的再分配。毛泽东所论述的“十大关系”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凭啥要来论述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中的市场呢？同时，在《论十大关系》明确指出了，“我们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较丰富，物价和货币是稳定的”，这不是最好的市场吗！

　　（P78-80页）说毛泽东和中共高层对扩大民主的尝试，“是对苏联二十大的回应，而且看起来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把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相提并论，本质是污蔑毛泽东比苏修更修。列举毛泽东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臆断为“有宣传唯心主义的（学术）自由”。说中共八大的改革，增设几个副主席和一个总书记，意在加强集体领导；“没有提毛泽东思想，显然与防止个人崇拜的话题有关”，这与一些人污蔑毛泽东独裁、搞个人崇拜只是换了种隐晦的说法。“现在留下的毛泽东在八大筹备和召开期间的诸多文字，对于国家法制未赞一词。对于习惯于人治、习惯于政策治国的中共领袖和干部来说，从革命秩序转到法制秩序，是一个艰难的坎。”首先，这种观点与资产阶级借宪政谋求夺权如出一辙，法律从奴隶社会诞生之日起，就是阶级压迫的工具，看当今的美国的法律是如此虚伪，就是一面镜子。其二，人民当家作主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而解决所有制问题则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前提。其三，社会主义法制体现全体人民的意志，事否整天把法制挂在嘴上才叫法制？把对所谓对法制的赞美与把“为人民服务”放在心上哪个虚伪，哪个实在？其四，“社会主义制度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作了阐述。但作者对此文章似乎找到了否定的依据，认为文章“理论的致命罅漏，恰恰就在于它的前提，即将社会矛盾区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对前者专政，对后民主。然而，在这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模糊地带。”但两者其实并不是完全割裂的，它们之间也有从量变到质变的相互转换过程，若要不“模糊”，是否上来就要给人打标签？再则，法制本质上就是由人制定的，难道资本主义的法治不都是人治吗？远的看美国，近的看台湾。资产阶级是这样，无产阶级也是这样，谁掌握政权，法律就为谁服务。在八大之后的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就明确地指出，“一定要守法，不破坏革命的法制。”但作者表面质疑的是法制，实质是借法制质疑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