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筚路维艰》之三——《仿效苏联模式》中国走在自己的大道上

（三）《仿效苏联模式》——中国走在自己的大道上

　　“仿效苏联模式”与“借鉴苏联模式”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往往没有明确的界限而难以区分。刘少奇说：“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苏联走过的道路”，“苏联的道路是按照历史发展规律为人类社会必然要走的道路。要想避开这条路不走，是不可能的”。（P34页）首先，刘的说法不能代表是毛泽东的思想，此外，在哪个方面是走的苏联道路，并没具体分析。是否苏联的模式对我们一无事处，或是某个方面在某个时期对我们有所用，《筚》书也没具体分析。

　　对于工业化，“选择从轻工业开始的传统工业化类型，自然可以依托市场经济和自由企业制度。然而，国内外都有学者指出，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必然导致对市场的排斥和对计划的依赖。”（P35页）显然，《筚》书对市场经济和自由企业情有独钟，在未经分析判断下直接借助美国人的话，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有微词。试问，今天我们在科技、制造领域的“赶超”是否必然排斥市场了呢？如果没有当年优先发展重工业，会有今天的工业体系和工业基础吗？同时要说明：其一，是否发展重工业，在当时的国情下，不会改变全民的消费倾向，也不会根本性地改变储蓄率。其二，“实行平均主义的民生保障”，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是让人们拥有平等获取生活物资的权利，就是保障人的生存权。此外，社会主义的竞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是性质不同、目的不同的竞争。

　　《筚》书用美国作者的话证明，毛泽东一度相信在中国实现工业化，“只有通过自由企业和外资援助才能做到”，“必须经历漫长的、民主管理的私人企业时期”。这不是毛泽东相信的！用他人的话转嫁予毛泽东的身上。不能把“优先发展重工业”视作“走苏联模式”，“仿效”、“借鉴”也需要学习的过程，这不等于就是“照搬”或“重走”苏联模式。我们的飞机工业不也是先重模仿苏联的开始的吗？能不能说今天的航空工业就是走的“苏联模式”呢？有外资的援助当然能加快新中国发展的步伐，但并不是《筚》书所说的“只有”一词。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一个刚建立起来的一穷二白的国家，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还是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实质就是道路选择的方向问题！《筚》书选择性地引用了很多史料，绕了很多圈，就是回避“优先发展重工业”对中国工业化进行带来重大而积极的意义，无非想要为说明毛泽东是“头脑发热”进行铺垫，同时为其的“混合经济”夹带“私货”。

　　《筚》书引用刘少奇在1955年关于对资本主义和个体所有制改造的讲话，评论称：“这种观念支配了中国几十年的制度安排，使中国陷入了公有制不断升级的陷阱。实践证明，这种制度安排并不利于中国的发展，即使实施重工业优先战略，也很难证明一定要消灭一切私有产权。”（P40页）很显然，作者一开始就是要否定公有制，把公有制的发展视为“陷阱”。1955年公有制体系还没建成，就已“支配了中国几十年制度安排”？只能说往前说没有，往后说都是作者的“私货”。先不论发展重工业哪些方面“不利于中国的发展”，就问什么时候提出要“消灭一切私有产权”？有些人有意把“消灭私有制”与“消灭私有产权”混淆起来，目的就是为了欺骗民众。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私有产权”！

　　发展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紧迫性，是一个新生政权根据当时国内处形势所做出的历史性选择。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是总结之前成功经验基础上提出的，它是正确的！1953年的“粮食收购危机”证明，计划经济是解决社会乱象的有效手段。在一定历史时期，公有制经济的不足，让私有经济来补充，并不能等同于公有制经济存在错误。实行“统购统销是一种现实性选择”，经济基础推动上层建筑的建设，被“毛泽东敏锐地抓住了”，从而推动社会主义改造，充分证明毛泽东对时代发展的把握能力。“社会主义高潮”的出现，更证明了毛泽东的伟大。

　　“一方面，毛泽东认为，单干制度长久下去，就要使农民成为富农、高利贷和商业资本家剥削的牺牲品，重新失去土地，坚信‘农民的基本出路是社会主义，由互助合作到大合作’。另一方面，毛泽东认为‘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把合作化视为与资产阶级争夺农村阵地的斗争，‘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P50页）至此无需多叙，因为毛泽东的预言和担心，在当下的现实中都出现了！中国革命的成功，也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谁要放弃这个阵地，离失败也不远了！

　　就在当今，往大的说，建立产业链、产业联合，这是不是合作？往小的说，规模化、集团化、农业合作社是不是正在推动落实的“合作化”？这样做错了吗？在当时推动农村合作社，要不要搞是方向问题，搞得快点还是慢点是技术问题、怎么搞是方式方法问题。尽管很多领导都去进行考察和调查，但对于合作化中出现的问题，从对问题的立场、角度、态度，决定了对问题的认识，而分歧的根本就在于如何推动合作化。而毛泽东恰恰就是站在了“农民立场”的广度和“国家立场”的高度。在批评农工部推动农业合作化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刘批评“发谣风”，周批评“分散主义”，邓批评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P55页）表明中央的态度是高度一致的。《筚》书中对（P56页）“社会主义高潮”、“优越性”用了引号，是否相表示一种态度？对毛泽东“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判断视为：“在上下互动中得到了自我证明”。在作者的声调中可能反映其不是很认可的。因为作者对从互助组向高级社的过渡形式认为：“坚持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等，但这种解释经不起历史的检视”。尤其作者认为农民对合作社没有反对，是因为学者所认为“中国农民一盘散沙，因而没有任何的抵抗力量”，没有像苏联那样有“村社组织成为抵制苏联国家集体化运动的主要力量”。（P57页）如果中国农民是“一盘散沙”，怎么会跟前共产党“闹革命”，解放战争中那些支前民工都是怎样的，怎么会有“最后一口粮做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的沂蒙红嫂精神？然《筚》书的态度显然什么也看不见，不知装瞎还是真瞎？

　　“经过土改划阶级，在农民中深刻地植入‘阶级’‘剥削’‘社会主义’等观念，农民虽有个人发家致富的愿望，但怕‘冒尖’。生活和生产有困难的农民，希望通过互助合作得到帮助，更希望得到政府的帮助。当然，也不乏‘合伙平产’、想‘揩油’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P57-58页）我们党就是领导农民通过土地改革开始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作者对土地改革的态度且不论，但作者对从旧中国得到翻身并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农民的认识，不仅是腐朽，甚至是肮脏，把自发的合作化称为“冒进倾向”。“通过成为合作社的管理者既可获得更高的地位和超出其家庭经营的经济利益，不能脱离繁重的农业劳作。”（P59页）这不仅是污蔑，更是用小人之心来度经社会主义教育培养出来的农村干部，说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模糊了这种‘积极性’背后的利益动机。”那么，今天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否也是这种“利益动机”呢？

　　对于公私合营，“私人企业纷纷主动要求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作为经济基础的社会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导致的必然结果。资本家“白天敲锣打鼓，晚上抱头痛哭”，这种“反映了资本家的真实心态”，如果不把生产关系的质变交待清楚，与前面的景象岂不自相矛盾？对于在《“举国体制”的形成》中所提到新中国的社会变化，作者惜墨如金，大多借别人之口的描述。

　　对于民主党派人士提出的“党政分开”其实是个伪命题。党政分开了何来“执政党”？让民主党派的人士来当政就不“党”了？那些进入国家政府的民主党派人士咋不先退出自己的党派呢？无非要借此要多争取权力。

　　在教育方面，建国之初借用苏联的教学内容和教育模式，无疑是最便捷高效的，总不能等还看不见的“远水”来救什么都没有的教育“近火”吧。“教育必须为生产建设服务，为工农服务，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这就是历史的壮举，历朝历代有吗？与苏联一样吗？在旧中国能读得起书的大多是什么人？建国之初中国的文盲率是多少？要向社会主义过渡，知识分子的思想要不要过渡呢？《筚》书只叙述了存在的矛盾，却没论述“为什么发动一系列文化批判”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文/儒夫，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