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昌：毛泽东的群众观
一、对人民群的历史作用充分认知
毛泽东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由他对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的充分认知决定的。
对人民群众总的看法
世界观，就是对世界总的看法。同理，群众观，就是对人民群众总的看法。
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还说：“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页。)到晚年，他又念叨这句话，并特意加了一句“包括我自己。”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就说：“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笫791—792页。）这是毛泽东拜群众为师，尊重和相信群众，一切从人民的意愿和利益出发考虑问题的基本依据。正因为毛泽东对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这样的认识，所以，人民群众在他的全部身心中占有至高无上的位置。同时，他也清楚自己与人民群众的位置关系。他说过这样的话：先做群众的学生，再做群众的先生。“‘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中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3页。）他告诫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说：我们要有承认自己无知的勇气，下决心向群众学习。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闭幕词”中，以《愚公移山》感动了神仙下凡搬走两座大山为题，把人民群众喻为“上帝”。他说：“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神仙，而是人民大众。“我们应当走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经验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他们得到解放和幸福。”（《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3页。）
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是“先生”、“诸葛亮”、“真正的英雄”，并喻为“上帝”；认为人民群众的作用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心底真诚，思想深刻。可以说，比一个基督教相信上帝还要虔诚。
虔诚地对待最基层的劳动群众
毛泽东对人民群众还有进一步的认知。他认为，整个人类的历史是由最底层、劳动者的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创造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创造了文明和文化。所以，毛泽东在领导人民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后，就在《宪法》中写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据(德)冈瑟.斯坦因说：“当我在几次会见他的长谈中，他所告诉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还是一个小学生，群众的小学生，如果我们要争取到胜利与和平，群众的意见和经验一定要作为我们政策的基础，因为人民能教给我们许许多多事情。我们的任务就是听从他们，学习并了解他们的经验、愿望、批评，确定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的总和，再作为政策还给他们。’我坦率地问道：‘你以什么权力在这里指导政府和军队？’他说：‘靠人民的信任，靠当前我们新民主主义政府之下的8600万人民的信任。’”（丁晓平、方健康：《毛泽东印象》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版，第130页。）
为人民，靠人民，靠人民的信任工作，这就是毛泽东的信条，也是他的力量所在。正因为如此，广大人民群众对毛泽东不仅信任，而且忠实地沿着毛泽东指引的方向去做。
越是最底层的老百姓，毛泽东越是尊重、重视。在延安期间，逢年过节，他总是想到普通老百姓，同老百姓一起过节，或请到家吃年饭。有一年元宵节，他还请枣园六十岁以上的老汉过生日。他敬酒、祝大家健康长寿，结束时还安排礼物。他十分反感在群众面前摆架子。他说，“人一当官，就爱摆架子，这是官场通病。有些人，官越大，架子也越大，越不会说话；有些人，官不大，架子却也很大。架子与官位不能成正比。毛泽东当的官，当然大了，但是，官大架子并不大。（伊·爱波斯坦：《突破封锁访延安》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第690页。）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我们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1095页。)平时，他不带警卫走在大街上，“随时随地与群众交谈，拉家常，问寒问暖。”毛泽东在与平民百姓谈话时，由于个子高，总是微微弯下腰，双眼看着老百姓。在延安时期，他在各种场合下照相，不一定站在中间，也没有人引导他站在中间，大多情况下是随便站在一个什么地方。”
毛泽东于1939年在延安杨家岭同农民交谈
从这张照片上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农民交谈时，双目看着对方的眼睛，头略微低下，是那样的专注，那样的亲近，那样的虔诚。他对于人民群众的尊重、热忱，由此可见一斑。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
毛泽东说：“国民党现在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吗？一点也不是，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吗？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俄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凶恶的一个统治者；当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起来的时候，那个皇帝还有没有呢？没有了。铜墙铁壁呢？倒掉了。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
有两种铜墙铁壁，一是有形的，一是无形的。毛泽东说的国民党的“乌龟壳”，是有形的，这样的“铜墙铁壁”，貌似坚固，实际上不堪一击；人民群众这个“铜墙铁壁”是无形的，是真正有力量的。毛泽东讲的“铜墙铁壁”，是指无形的，即人民群众。对这两种“铜墙铁壁”的估价，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历史观。前者是唯心史观，后者是唯物史观。毛泽东还说：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人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没有一个教师不是先当过学生的。而且就是当了教员之后，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
毛泽东既然全心全意为了人民，就必然忘我，也“顾不上”家。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为此，他不仅没有尽到一个父亲应有的责任，也没有对三任妻子给与应有的爱情与保护。他将全部精力都投入了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中了。毛泽东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可以说无以复加。有一次毛泽东在武汉听取一个居委会主任的汇报，听着听着，他竟然说了一句不着边际的话：我非常羡慕你的工作。当周围的人们不得其解，正在心里发问之时，他说：每天跟群众打交道是最有意思的。一个国家主席，竟然羡慕起一个居委会主任的工作，可见他对于与人民群众打交道是多么的渴望！对于人民群众的感情有多么的深厚！在他看来，与人民群众打交道就是一种需要，一种满足，一种幸福。当然，不仅仅是打交道，目的是为群众办事。
毛泽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即“人民文化”。这有四层意思值得提出：第一，它是无私的。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说：“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这点精神，就是“无私”的精神。第二，它是纯洁的。毛泽东强调，为人民服务是全心全意的，不是三心二意的，也不是半心半意的；是完全、彻底的，不留后路的；是100%，不是90%，也不是99%；是深沉的，不是肤浅的，也不是空泛的。第三，它是真诚的。“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页。）这里的“不管”、“只要”，“照你的办”几个词语，表达的真诚“度”，可以说无以复加了。第四，具有很强的传承性。“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完全可以说，“为人民服务”将会世世代代传承下去，作为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大花园中的一支奇葩。也可以说，连同共产主义信仰，这是中国人民最大的价值观。
二、大度容人，但有个底线
将对人民群众的态度视为思维的底线
在人民内部，毛泽东是十分大度、容人的。对于犯错误的人，他总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给出路、留时间，等待觉悟；对于人民群众中存在的问题，从不批评，而是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以及不会教育人民群众和学生中找原因。但是，对于不尊重群众、压群众、骂群众的问题，他毫不客气，曾数次予以最严厉地批评。毛泽东说：“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页。）他认为，在群众面前摆架子，像个英雄，像个贵族等等，是一种低级趣味。民主革命时期，在创建新型人民军队、建立人民政权、推进党的自身建设实践中，毛泽东始终把干部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作为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反复强调。他多次提醒，“当干部的首先要放下架子，打破个人英雄主义，忘记自己是什么‘长’”（《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8页。）这样才能赢得群众的欢迎，密切干群关系。相反，“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1页。）
对人民群众的爱和对敌人的恨是等价的
与对人民群众的感情相对照，毛泽东对敌人从不心慈手软。他极为赞成鲁迅的那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子，俯首甘为儒子牛。
孺子牛。”
毛泽东手书：“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对鲁迅的这两句诗，毛泽东手书过两次，可见毛泽东对于鲁迅以及他的这两句诗的钟情。这幅墨宝是1958年12月写就，另一幅写于1945年。
毛泽东为什么敢于藐视一切敌人（形形色色的“鬼”），包括人人畏惧的原子弹？为什么会振聋发聩地提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为什么敢于迎战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的进攻？为什么从率领仅有1500人的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起，经历蒋介石的四次“围剿”，直到抗日战争以及后来的解放战争，其中遇到过无数的艰难险阻。作为个人，还几次被处分，而始终对中国革命的忠贞和胜利的决心没有动摇过！其原因就是相信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认为这是世间最大的力量，由此他有了底气、底牌、底线。
三 、明白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也就明白了自己的位置
党与人民群众是“鱼水”关系
在“鱼”和“水”的关系中，毛泽东认为“水可以没有鱼，但鱼不能没有水”。水没有鱼还是水，而鱼没有水就会干死。1949年3月25日进京后趁西苑阅兵之前的空闲时间，毛泽东来到颐和园游览。当他看到偌大的游园空无一人时，就问身边人员，中央警卫团只能如实说明情况：为了主席的安全，把游人都清理干净了。毛泽东说：“你们蠢么！把水都放干了，你那个鱼还讲什么安全，你就安安全全地干在那里，饿死在那里吧！”毛泽东讲的和警卫团讲的都有道理。当时，北平刚刚和平解放，还没有得到清理整顿，国民党留有不少特务和其他反革命分子，考虑领袖的安全是必要的。但毛泽东讲的是大道理。他认为，在人民群众中才是安全的，这是毛泽东对人民群众的最大信任。另外，毛泽东对于领导人一到哪里就驱赶群众的做法十分反感，这确实是不相信和脱离群众的一种做法。
此外，毛泽东还将共产党与人民群众关系喻为勤务员和“上帝”的关系；还喻为种子和土地的关系，种子要在土地上吸收水分和养料，才能生根、发芽、开花、结实；喻为服务员和“主人”的关系，认为共产党员是民众的公仆，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群众可以骂我们，但我们不可以骂他们，因为他们是“主人”。
共产党与人民群众是平等的
毛泽东一生都是与人民群众讲平等的。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决定上层建筑的所有制关系改变后，人们的平等关系并不会自然出现，他更加强调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平等问题。他说，苏联就是前车之鉴，它在十月革命后没有解决好这一重大问题，旧的等级制度没有彻底破坏，相应的文化思想也没有改变，劳力与劳心分离，干部与群众对立。‘所以，我们要寻找我们自己的道路。’”（《毛泽东传》{上}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33页。）毛泽东对党的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不平等的问题深恶痛绝。他强调，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在人民群众面前不要摆架子，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与人民群众处于平等的关系。他说过，我们的干部“跟国民党相反，他们是以一个贵族的姿态、老爷派头在人民中出现，我们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中出现。”（《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78页。）在1955年人民军队评军衔时，有关评选部门讲毛泽东评委大元帅，并制定了大元帅服。有关人员带领毛泽东看，不了，毛泽东说：“大元帅，你靠边站吧！”又说：“我穿着大元帅服，怎么与群众谈话呀！”
四、相信和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
真诚地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
毛泽东强调，为人民谋幸福，就要明白群众心里想什么，实际需要什么。需要，这是人生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动力源泉，为做到这一点，这就要抓人心。抓人心，最根本的是抓人的需要。毛泽东说过，农民最需要土地，把土地看成命根子，于是就有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解决农民对土地的需要。
1941年春节前的一天，毛泽东到枣园乡政府给群众拜年。拜年是一种尊重群众的形式，实质上，他是有话向大家讲，他说：“我们共产党是真心实意为老百姓服务的，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和方针政策，都是要让大多数人开心满意，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欢迎。”“如果听不到你们的心里话，得不到你们的批评帮助，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不了解你们的希望和要求，我们的工作就失去了方向和目标，我们的工作就出现偏差和失误。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呀？”（孟素：《鱼水深情——毛泽东在延安给群众拜年》《世纪桥》2012年第2期。）借助一切机会听取人民群众的要求、呼声，这是毛泽东的一贯做法。将人民群众的希望和要求，视为工作的“方向和目标”，这对人民群众的爱和负责，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毛泽东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中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是毛泽东对群众路线的高度概括，而且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这也与毛泽东基于实践的认识论（实践——认识——在实践——再认识）是一致的，也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享浮众望的政策才会继续成为我们的政策”
(德)冈瑟斯坦因曾向毛泽东提出：“‘你们的政策是不曾受到过非难和反对吗？’毛泽东回答说：‘我们的工作中的决定因素是：我们经常地发现了在我们的政策中有哪些是人民群众所接受的，又有哪一些是他们所批评或反对的。只有那些享浮众望的政策才会变成为，而且继续为我们的政策。’‘因为我们党的组织是随时注意着人民的反应，不断地在依照实际的需要和人民的意见改变我们的政策。所有我们的党组织，从上到下，都在注意着我们的重要政策；不要使我们脱离大众，而要紧密地配合他们的需要和希望。’‘毛泽东谈到了他喜爱的话题上来了，那就是他不断要求在他们所有的决议和行动中注意到的群众观点。他热烈地说：‘这是最基本的一点。假使一个政党的领导分子是真正为着人民大众的利益，并且是忠实地在这方面努力着的，那么他们有着无限止的机会听取人民的意见。’”（丁晓平、方健康：《毛泽东印象》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版，第125、126页。）毛泽东上述的几段话，充分地表明了“从群众中来”的依据和保证，那就是“我们党的组织是随时注意着人民的反应，不断地在依照实际的需要和人民的意见改变我们的政策。”毛泽东用这样的句式说明基于群众的意见，对政策进行不断地调整，他说：“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5页。）
2014年11月26日，习近平同志在山东菏泽考察时给市、县委书记们读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下联是：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饭，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这里说的“一官”，当然是指一个地方的主要领导干部。这幅对联出自河南南阳县内县衙三省堂，朴实通俗，深入浅出。前半句说明了一个地方主要领导的重要性——“地方全靠一官”；后半句说明，地方各级领导干部要处理好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摆正与人民群众的位置——“自己也是百姓。”身为地方官员要时刻以黎民百姓的苍生为念，怀着一颗敬畏之心去为“衣食父母”办好事，办实事，决不能懒政，更不能揩老百姓的油，挤民脂民膏。
由此，毛泽东提出并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这是毛泽东的一个创举，也是他辩证唯物主义思维的表现。
违背了群众的利益坚决纠正
毛泽东说过：“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1005页。）能否“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这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1960年12月30日，针对“一平二调”为题。毛泽东在《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一文中严肃地指出：“平调人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也不给，一定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东西也没有，公社只要有几个人，几间茅屋能办公就行。不怕公社没有东西，公社原来就没有东西，它不是白手起家的，是‘黑手’起家的……。只有退赔光了，才能白手起家。县社干部可能不满意，但是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群众，得到农民满意，得到工农联盟。我们在井冈山时期的红四军的布告中就讲买卖公平。‘八项注意’就有买卖公平这一条。”（《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页。）他还说过：一平二调“比刘邦圈地，清军入关圈地还厉害。”“无产阶级不能剥夺劳动者，不能剥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者，只能剥夺剥夺者，这是一条基本原则。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是剥夺劳动人民的，他们使那些小生产者破产，才有了无产阶级。他们剥夺的方法比我们有些人‘高明’一些。他们是逐步的使小生产者欠账、破产，而我们一些人是一下子把人家的东西拿过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235页。）事实上，经过几轮叫板，退赔政策得到了基本落实。当然，农民的损失也是注定了的。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对一平二调、“共产风”是十分不满的，甚至是痛恨的。他上述这些话讲得淋漓透彻而又十分严肃、认真。人民公社的始作俑者是毛泽东，一平二调、“共产风”是人民公社运动派生出来的，是毛泽东没有预料到的。但是，他一旦发现，纠正的态度非常坚决，而且毫不放松。
毛泽东把无产阶级领导与人民大众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这也正是他所说的，所谓政治，是群众的政治，不是少数政治家的政治。人民群众的利益，最终要通过政治才能实现。
五、党的重大决策来自于人民群众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人，也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一切创新的源头，而创造就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为此，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都是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创造出的新鲜经验里吸取营养，进行决策，予以推广的。
农村卫生医疗体制产生于上海郊区的一个村镇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在听取卫生部汇报工作时提出，“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在这一著名的“6·26”指示下，经过短暂培训，涌现出一批农村卫生员。他们靠“一根银针，一把草药”服务乡民；他们背着药箱走村串户，亦农亦医，农忙时务农，农闲时行医，白天务农，晚上行医；他们没有固定编制，不需要政府发放工资，只从半农和行医微薄利润维持生活；他们经乡村或基层政府批准，业务上受当地乡镇卫生院的指导。他们主要有三部分人构成：一是中医世家子弟；二是经过短期培训的下乡知青和本地初中、高小毕业生；三是公认有一定医护能力的自学成才者。他们的出现和存在，解决或大大缓解了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构成那个年代农民看病用药的一种新的“准体制”，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
1965年，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开始实施速成培训，有一名叫王桂珍的卫生员，成为江镇公社第一批28名事实上的赤脚医生之一。在经过短短4个月的培训后，王桂珍背起药箱，为村民们看起了病。农村赤脚医生的出现，为解除农民的病痛，普及农村卫生知识作出了杰出贡献，为农村的医疗事业立下了功劳。
1968年夏天，上海《文汇报》刊载了一篇名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文章，文章实际是一篇关于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培养赤脚医生的调查报告，介绍了王桂珍等全心全意为农民提供医疗服务的事迹。是年，第三期《红旗》杂志和9月14日的《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就是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把农村半医半农的卫生员正式称为“赤脚医生”。
毛泽东在当天读了《人民日报》的这篇报道，并立即做出了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从此，“赤脚医生”成为半农半医的乡村医生的特定称谓，王桂珍则被看做“赤脚医生”第一人。（摘自李砚洪《赤脚医生——20世纪中国的温暖记忆》）
赤脚医生的产生和成长，不是个别地区和个别人的问题，这是一种现象，是新生事物。作为极为关心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毛泽东，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深受广大农民欢迎的事件，作出了肯定性批示。毛泽东的批示，则由上海郊区一地瞬即推广到全国，在当时的农村，“赤脚医生”遍地开花，解决了农民看病用药的一个很大的难题。
这就是由基层群众的事件产生，国家领导人批示（也是决策）在全国形成高潮的一个范例。
“将军下连当兵”活动来自于昆明军区何云峰大校的做法
1957年5月10日，中共中央颁发了《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要求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凡有劳动能力者，每年拿出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到基层，或农田，或工厂，或工地，真杀实坎地参加体力劳动。以此解决领导干部脱离人民群众的问题。
隶属于昆明军区的陆军十三军，三十七师政委何云峰大校，在中央要求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的影响下，以列兵身份深入连队，编入班组，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也同娱乐，与连队官兵打成一片。经过两个多月的实践，锻炼了意志，学习到基层经验，转变了作风。
后来，经《国防战士》《云南日报》《解放军报》报道，毛泽东看到了他的事迹，极为重视。于1958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北戴河扩大会议上发出号召：“军队干部每年下连当兵一个月”。他说：“我看所有的‘长’——军长、师长等，都至少当一个月的兵，头一年最好搞两个月，要服从班长、排长指挥。一年你管人家十一个月，人家管你一个月还不行吗？有些过去当过兵的现在多年不当兵了，再去当一下。”9月20日，原总政治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出了《关于军队各级干部每年下连当兵一个月的规定》。规定下发后，全军上下迅速掀起了干部下连当兵的热潮，许多高级将领更是表现突出。”有一位将军在接受采访时说：经过下连当兵，学习了基层官兵的好作风，了解了战士们的实际情况，特别是思想情况，自己思想上受到了教育，也使基层干部战士受到了教育。还带来一些副产品，多年无法治愈的失眠问题解决了，吃饭香甜了，真是一举多得。
1958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列兵——战士诗》，歌颂了我军当时正开展得如火如荼的干部下连当兵的事情。诗云：“我连来个新‘列兵’，军龄赛过我年龄。虽然革命这样久，还和我们搞‘五同’。到了班里就上岗，下得岗来又劳动。工作积极守纪律，真是一个好‘列兵’。不嫌高粱米饭粗，不嫌士兵铺板硬。唱歌学习全参加，一切和兵全相同。要问此人他是谁？就是我们的老司令。”就是这样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军队干部下连当兵的活动，不仅在军内，在社会上，在老百姓心目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而这项活动，仅仅是毛泽东从一位师长大校的个人事迹中发现并做出决策予以推广的。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活动中，许多高级将领带头参加，其中不乏一些战功卓著、威名赫赫的上将、中将的身影。杨得志、许世友、陈再道等年过半百的上将，带头下连当兵，起到了榜样的作用。
中央的重大政策决策，主要的是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而不是专家们的设计。这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的，也是被众多事实证明了的。
【作者：李瑞昌，原中共泊头市委书记、原沧州市市长、原河北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八届全国人大代表。著有《为证德识谈》、《警示明鉴》上下册、《第三只眼睛看健康》、《人生智慧纵横谈》等书。红歌会网转载时略有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