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锦：​毛泽东关于“结合”的重要论述及其对推进“两个结合”的启示

　　【内容提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引领新的实践，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百年奋斗取得重大成就的制胜法宝。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语境中，“结合”是一个根本性议题，“结合”的成色直接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在指导实践中的成效。毛泽东通过在哲学高度上把握“基本原理”和“民族形式”的辩证关系，创造性探索和系统性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结合”问题，即：是什么“结合”、为什么“结合”、怎么样“结合”。毛泽东的相关论述内涵丰富、思想深邃、立意高远，所蕴含的深刻哲理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推进“两个结合”，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启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沃土所结出的宝贵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实践证明，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并蓬勃发展，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毛泽东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命题并围绕“结合”问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现实必要性和科学方法论展开了先行探索。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结合”问题接续探索的新时代结晶，“两个结合”既与“一个结合”一脉相承，又是对“一个结合”的理论升华。毛泽东关于“结合”的重要论述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推进“两个结合”，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

　　一、是什么“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是毛泽东在1938年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明确提出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语境中，“结合”是一个根本性议题，“结合”在理论创新中的成色直接关乎马克思主义在指导实践中的成效。“当着我们没有将它们结合或者结合得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受挫折、失败；结合得比较好的时候，我们就胜利。”“结合”的主体和对象是什么，或者说，是什么事物之间的“结合”，这是关于“结合”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实践论》（1937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1959年2月）等文本中，较为集中地阐述了是什么“结合”这一问题，实际上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