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代有哪些堪称人类历史上“伟大的人”?

　　毛主席，两次解放了中国人民。

　　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迎接中国人民的并不是曙光，而是社会崩溃和军政府的倒行逆施带来的新一轮的地狱：在城市，物价飞涨；工厂大量停产，工人大量失业；工业经济甚至恶化到了“卖机器比用机器更赚钱”的地步，几个月时间，东南沿海的经济就被国府给折腾到了崩溃的边缘。

　　而在农村，情况更加的恶化。

　　1946年的旱灾，仅河南就有近1500万的饥民，860万人非赈不活，甚至超过了1942年的灾情；

　　省饥民已达1420万，其中非赈不活者达860万。另黑热病已蔓延全省，患者至少20万人。——1946.7.14《解放日报》

　　而由于常年的兵荒马乱，农村出现了大量的耕地抛荒现象；据1948年8月报载，当年荒地占耕地面积的比重，湖南、广东两省达40%，河南省达30%，仅这三省的荒地面积共计5800万亩。

　　可以说，在上世纪40年代末，反动的农村生产关系和中世纪的农业生产力，在常年的兵荒马乱下，已经几近瓦解了。

　　而到1949年，毛主席接手的的中国是什么样呢？

　　首先是恶性通货膨胀；蒋光头把人民手中的黄金等贵金属强制兑换成“金圆券”，之后为了内战大肆超发，迅速贬值成了废纸，对人民进行残酷的经济掠夺；1949年5月相比战前，“法币”贬值了八万五千亿倍：

　　在1937年到1949年十二年的通货膨胀过程中，伪法币的发行量增加了一千四百多亿倍，同期物价上涨八万五千多亿倍，达到了世界罕见的规模。有人曾对伪法币的贬值情 况作过这样的一个形象化的分析： 伪法币一百元的购买力，1937年值黄牛两头，1938年值黄牛一头，1939年值猪一头，1941年值面粉一袋，1943年值鸡一只，1945年值鸡蛋两个，1946年值固本肥皂六 分之一块，1947年值煤球1只，1948年8月19日值大米0.002416 两(16两制)，1949年5月值0.000000000185两(即一粒米的千万分之二点四五)。从两头黄牛到一粒米的一千万分之二点四五，这中间不知包含了人民的多少辛酸和血泪！

　　其次，农村百废待兴；1950年，全国春荒人口接近5000万人；1949年粮食产量仅2162亿斤，平均每人仅400斤；农村人口的九成以上是文盲。

　　工业生产极端落后，1949年全国钢产量仅15.8万吨，相比战前下降一半以上，仅有印度的十分之一稍多一点，棉纱产量仅32.7万吨，为印度的60%。

　　而当新政权成立三年之后，1952年的中国真可谓是主席所说的「敢叫日月换新天」了。

　　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全面超过战前最高水平：

　　恶性通货膨胀得到了完全的解决，1952年全国零售物价指数比1951年还降低了0.1%。

　　而从一个更直观的数字可以看出人民政权带来的巨大变化：解放前，全国人口死亡率在30‰以上，到1952年下降到了17‰，平均每年少死亡750万人。

　　人民志愿军将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的军队从鸭绿江打到了三八线，彻底扫清了百年以来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

　　我们是不是去侵略别人呢？任何地方我们都不去侵略。但是，人家侵略来了，我们就一定要打，而且要打到底。

　　而十几年之后，修正主义的法西斯专政又重新降临到了人民的头上；以王蹲点的所在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为例：

　　谁要去见王，还得由警卫人员通报，象进衙门一样。整个的“选根”、“审根”、“定根”、“用根”，都由她一人独断。把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得冷冷清清、神乎其神。贫下中农愤怒地说：“解放十多年了，还把我们桃园看成和国民党统治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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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完成既定指标，王亲自督战，给工作队员“加压”，给被斗对象“加温”。对干部：“先打外围，后打攻坚”，“大会剥皮，小会攻心”，“慢火煎鱼，车轮战术”，“敲山震虎，顺藤摸瓜”，罚站罚跪，低头变腰，“燕飞”，拘留，甚至还用手枪对干部进行威胁，大搞逼、供、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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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园大队原有大小队干部四十七人（包括“四清”前下台的在内），在“四清”中挨批斗的共四十人，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

　　董朴在大整干部的同时，又借“群众洗澡”之名，大整社员。全大队有一百五十五人作了检查，搞得桃园大队人人自危。

　　而刘、王等人把这一法西斯专政的手段推向全国之后，后果更是极为深重：

　　四清工作是刘挂帅的。在他挂帅的这场运动中，共逼死干部群众77560人，在城乡共整了5327350人，清查出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5760个，组织结论中定为敌我矛盾的276256人，定性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558220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复查证明，其中大多数是冤假错案。

　　而当风暴来临之后，他们又用同样的手段派工作组进驻学校；蒯同学因为张贴大字报反对工作组，被全校围攻数十天...

　　而这时，人民再次选择追随了毛主席。

　　香港出版了卜伟华的《砸烂旧世界》一书, 对风暴初期少数派与工作组的对立, 在事实上梳理得很清晰。书中提到一件事, 发生在1966年7月, 北京的中学red guards和团中央工作组的干部有过一场辩论, 辩论主题就是Party的领导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团中央的干部认为Party领导要体现各级组织的领导, 要具体落实为工作组和各级党委的领导, 而中学red guards则针锋相对地认为Party的领导只能体现为Maoism的领导, 中学red guards把Maoism凌驾于党的各级组织之上。这个主张如果脱离了风暴初期的具体历史政治背景, 就很容易被看做个人崇拜的表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主张?关键在于风暴早期工作组在大中学校中间, 在“排除干扰”、“抓游鱼”等口号下, 大抓“反revo分子”和“右派”, 这个由工作组领导的运动方式造成一种现实的政治恐怖, 从而在中学生中间激发出一种“组织主导的政治将对所有人造成危险”的想象力, 从而热切地去寻求一种超越组织和官员主导政治的替代方案。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 Maoism才通过学生们的想象力被赋予了“政治解放者”的角色。说到底, 是风暴初期错误的运动方法和官员领导, 导致人们对于组织的极度不信任感, 这才在反面把Maoism“塑造为”政治解放的旗帜。

　　然而，历史并没有给毛主席第三次机会。

　　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

　　【文/马加丹清单，本文为作者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