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光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1991年11月，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美国休斯敦用再明白不过的语言表示，苏联对西方真正构成威胁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和经济政策，她说：

　　苏联是一个对西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的国家。我讲的不是军事威胁。从本质上讲，军事上的威胁并不存在。我们这些国家装备精良，包括核武器。我指的是经济上的威胁。借助计划政策，加上与独特的精神和物质刺激手段相结合，苏联的经济发展指标很高。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过去比我们高出一倍。如果我们再考虑到苏联丰厚的自然资源，如果加以合理地运营，那么苏联完全有可能将我们挤出世界市场。因此，我们一直采取行动，旨在削弱苏联经济，制造其内部问题。

　　作为一名资产阶级政治家，撒切尔夫人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建立其上的生产关系是恐惧的。正是出于这样的恐惧，才会不遗余力的要对苏联“制造其内部问题”。

　　撒切尔夫人这段话，与西方近年来和国内公知所共同唱衰社会主义制度，呼吁要中国进行所谓的体制改革，形成了巨大反差。

　　西方政客这些年来，一面唱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一面又鼓噪“中国威胁论”。我总是在想这句话很矛盾，因为既然“衰落”又何来的威胁？大家难道不感觉西方人很奇怪吗？

　　既然害怕中国威胁到你们，同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又如此的不堪。那么按照这个逻辑来说，中国只有继续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才会越来越衰落，这样才永远无法威胁到你们，这应该是西方国家乐意看见的才对啊？西方应该鼓励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才对啊！

　　既然这样，那为什么西方国家还要唱衰和攻击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呢？答案很简单：虚伪与险恶的用心。用逻辑反证法来看，这恰恰说明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对了，同时也应证了相对于其他虚伪的西方政客，已经撕开这层虚伪的面纱的撒切尔夫人确实说了一句大实话。

　　既然社会主义制度如此让他们恐惧，那么撒切尔夫人所说的“制造其内部问题”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

　　从苏联最后的结局来看，那就是诱导其走入另外一条“他们所期望的道路”。这对于西方来说就是投入最小，收益最大的政治红利。

　　1959年12月21日，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斯大林诞辰80周年时曾这样评价过斯大林：“他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有木犁，而当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拥有核武器”。

　　为什么同一个苏联，在先后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内，命运会如此的判若云泥？

　　针对苏联能够打赢卫国战争，战胜强大的法西斯德国。曾长期在苏联留学和生活的蒋经国对此有过深刻的总结。蒋经国总结道：苏联在对德国的战争中胜利的原因，是因为没有私有制。

　　其实，蒋经国对苏联的这个总结和评价，放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新中国这里也是正确的。

　　陈毅同志曾经说道：“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华东地区人民群众用独轮小车推出来的。”

　　“最后一把米，用来做军粮。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被，盖在担架上”。群众推着独轮小车并冒着生命危险不断的支援亲人解放军，这说明了什么了一个问题呢？说明最广大的民心站在中国共产党这一边。

　　我们常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其实“民心”二字，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问题，亦或是单纯的价值判断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真正的“民心”其实是建立在生产关系所有制基础上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问题。

　　那么所有制问题到底跟国家力量有多大的关系呢？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所说的：“兵民乃胜利之本”和“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的深刻阐述可以看出，在毛主席的军事思想里，战争不是单一的纯军事行动，战争的胜败最终是由人民的立场来决定的。

　　与人民紧紧的站在一起，也就是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这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无往而不胜的根本原因。那么毛主席是怎样与人民紧紧的站在一起的呢？

　　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主要在做工人和学生运动的时候，青年毛泽东就是较早认识到农民问题对于革命的重要性。

　　在此后主办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候，青年毛泽东主持并编纂了《农民问题丛刊》，这是党内较早开展农民运动的理论著作，并指导和推动广东农民运动的发展。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的重要革命经历的基础上，为毛主席在后来制定了正确的土地政策，将土地问题与中国革命前途联系了起来。中国共产党也正因为如此，因而获得巨大的革命力量并建立了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又迅速将个体的小农经济归并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从而避免了历史上不断重复出现的个体小农在获得土地后出现的两极分化的恶果，并由此建立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个体小农经济先天自身所带有的分散性，决定了他们面对资本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导致了个体小农经济在历史上是难以长期维持的。这也是从古至今的封建王朝，到近代的蒋家王朝灭亡的主要规律性原因。

　　1958年4月5日，毛主席在武汉东湖客舍会见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斯托伊卡时说：“旧中国一是农民每户平均土地少，二是大部分不在农民手里。这是个落后现象。可是这点 也给我们一个好处，农民成为革命的一个很大的动力，要求反帝、反封建。把这些东西推翻后，分配了土地，但一看，农民土地还是很少，生活还是很困难，唯一的出路就是组织起来，搞社会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西方国家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毛主席的办法是在全国范围进行的生产资料改造，并以此来团结和组织全国人民对抗西方的封锁和打压。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就在决策抗美援朝前三个月，中国政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扩大阶级基础和爱国力量。

　　毛主席和共产党在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并在改造旧制度，用人民的力量肃清国内敌对分子的同时，也团结了全国农民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

　　1951年5月，毛主席对老同学周世钊骄傲的说：我们志愿军武器远不如美帝，但常常把美帝打得狼狈逃窜。这是为什么呢？没有别的理由，这是因为我们的志愿军都是翻身的农民和工人，他们认识这个战争是为保家卫国而战。可以说，我们这回抗美援朝的战争是打品质仗，是什么武器也不易抵挡的。一个美国的记者说，美国的军队再花 20年也打不到鸭绿江。我看再打 200 年，他们也没有希望打到鸭绿江。

　　我们通过对历史的总结和回顾，可以说打破西方封锁以及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本质上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通过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革，赢得了最广大劳动人民最坚定的支持，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支持，不仅使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反动统治，而且也打败了拥有核武器的美帝国主义。

　　面对西方的封锁和禁运给新中国造成强大的外部压力，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用社会主义制度团结和组织全国人民，把这种压力成功的转化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动力。

　　当初新中国在面临西方的封锁和打压，如果选择的不是用社会主义制度组织和团结人民，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而是选择用所谓的与“国际接轨”的“全球化”思维去拥抱西方。那么，今天的中国充其量也不过与印度和巴西的发展结果相似。如果考虑到上述两国在那时候的工业基础方面还要略强于中国，今天中国的发展成果肯定还不如上述两国。如果那时的毛主席也热衷于追求华丽的GDP的数字增量，而选择积极“融入全球化”，那么就会使中国在建国之初就面临同时期的印度所面临的 GDP 增长与两极分化，同时也会不可避免的产生对国际金融资本的绝对依赖。

　　如果毛主席与中国共产党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的话，那么就会在刚刚建立的新中国的肌体中，植入了比战争更为严重的国家灾难。因为支持新中国的基础就只能是少数贵族和精英，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所初步形成的工农联盟就会崩塌和解体。已经组织起来的广大人民就会变成无组织的广大流民，那么党和国家工作的头等大事将会是“维稳”，中国将再一次重复当年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在延安所担忧的“历史周期律”。

　　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的千秋伟业，并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那么党的执政基础就只能依靠人民，而不能依靠国际金融资本。依靠国际资本，这是1927年至1949年的蒋介石曾经走过且失败的道路。而依靠广大人民及建立的工农联盟，这是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通过实践而获得了巨大成功的道路。

　　今天我们面临的外部压力与复杂的国际形势，以及与此同步的国内发展建设任务，两者依然险峻与繁重。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党依然只能紧紧的依靠人民，才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激流险滩。

　　但是人民，一定是有组织的群体。能够将人民有效的组织起来，形成对抗外部压力和建设国家的磅礴力量，不是仅仅来自于GDP的增长和简单的几条“惠民”措施，而是扎扎实实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制度。只有得到了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下，所成为国家主人的人民的支持，我们的事业才能无往而不胜。

　　【文/任光禹，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投稿。原载东方的森林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