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忠：对毛主席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探析
对毛主席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探析
邵建忠
摘要：〖毛主席一生有两大成功的实践，一是军事实践，二是建设实践。军事实践，使他带领着由自己缔造的军队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雪耻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耻辱，建立起了一个真正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建国之初，这支军队又出国作战，打败了以美国为首的侵略者，之后，又进行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西沙之战，捍卫了国家安全，把人民解放军锤炼打造成了坚如磐石的钢铁长城，给中华民族筑起了一道抵御外敌入侵的坚固屏障。建设实践，使他在这个千疮百孔的废墟上硬是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国家。他面对蒋介石留下的烂摊子，决心使这块大地重换新装，他着眼未来立足当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和全国人民一道，不仅自力更生克服一切困难，还为我们争取到了一个和平的环境，加快了我们建设的步伐。经过了短短二十几年的努力，就使国家各方面的建设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基本实现了国家工业化，由于我们是在没有任何前车可鉴的情况下搞建设，底子薄，基础差，难免会走一些弯路。好在毛主席在发现问题之后，能够及时的去纠偏，使我们的事业很快就回归到去按照科学规律办事的正确轨道。为巩固已取得的成绩，防止敌人对我们现代化建设事业进行破坏，袭击我们的工业基地，毛主席又下决心对我国的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布局进行了转移和调整，进行了大三线建设，使我们可以不怕帝国主义的讹诈和威胁，而能够不受干扰地搞建设，从而奠定了我们之后搞全面现代化建设的基础。〗
〖正文〗落后就要被欺负和挨打的古训，在长达百年的中华大地极其悲壮又淋漓尽致的被演绎了一回。一部中国的近代史，无疑是我们民族被侵略、奴役、剥削、压迫的血泪史，这难以抹去的历史印痕已永远深深地烙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三座大山的压迫，国家被列强割地赔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多少仁人志士为了拯救我中华民族于危难和水火之中，抛头颅洒热血，但终都未能找到救国救民的良方。中华民族的出路在那？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犹如黑暗中的一道电光，照亮了中国人民前进的路程，它以为人民翻身解放、民族复兴为己任和担当，让中国人民看到了希望和光明。
唯有国家强大才能不使人民遭受侵略和欺侮，把中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亲历过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动阶级剥削压迫的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生的奋斗和追求，他们为了人民翻身解放、祖国强大无私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告诫和教育我们的后人，只有在为祖国强大这条路上坚定的走下去，中华民族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毛主席时代不仅是中国人民昂首站起来的时代，还是我们硬起来强起来的时代。
毛主席的现代化建设实践分为两部分，如果以1949年划界，前二十八年，是毛主席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创业打基础时期，而后二十八年，则是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使我们成了拥有“两弹一星”和核潜艇的国家，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并为后来的现代化建设打下坚实基础的全面建设时期。我们革命和建设的成功，不能不说是毛主席总结了中外历史经验教训，结合中国实际，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实践的结果。
毛主席现代化建设思想应该始于党的“七大”。他为我们描绘出了一个强大国家的宏伟蓝图。“七大”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承前启后的极为重要的会议，它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了全党的指导思想，让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拥有了能够战胜一切敌人和困难、取得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使我们不仅取得了民众革命的胜利，也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毛主席高瞻远瞩，他以那深邃且充满了唯物辩证法智慧的哲学思想，领航着中国这艘巨轮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在毛主席英明正确的领导下，建国之后，我们一边恢复经济一边发展生产，即使进行了三年抗美援朝，也没有影响国内的建设。毛主席根据我国的实际，有秩序，分步走，轻重缓急，合理安排，综合平衡，不走弯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国家驶入了工业化建设的快速道。
1975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部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个报告不仅给我们描绘出了一副实现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也给我们指明了今后前进的方向。我们今天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不正是这个宏伟蓝图的一部分和延伸吗。
内扫屋子外争和平
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侵略和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把国家搞的支离破碎，千疮百孔，经济凋敝，民不聊生，人民迫切希望改变这种状况。不打扫干净家园，不清理他们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不仅老百姓难以安居乐业，国家也不能搞建设。如果我们止步于此，徘徊不前，不发展经济和国防，不改善人民生活，就会使人民失望。在革命成功取得了政权之后，着手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无疑成了我们党的第一要务，也是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为此，有一个相对和平的内、外部环境就显得极为重要。
1949年，人民解放战争迅速在全国胜利，预示着大规模的战争即将结束。尽管人民解放军仍在进军新疆、西藏的途中，华南还在剿匪，东南沿海岛屿和台湾还有待解放，国民党残军还有一百多万盘踞在西南、华南和东南沿海的一些岛屿，残余在大陆的二百多万政治土匪、特务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各种反革命势力，还在伺机进行破坏和捣乱，严重威胁着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的安全。对此，我们党进行了镇压反革命，土改，全面清剿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工作和大规模恢复生产的工作。从1950年至1953年，人民解放军不但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也基本上消灭了在大陆的国民党军残余分子，还剿灭了国民党反动政府遗留下来的二百四十余万土匪特务武装，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平息了匪患，涤荡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为在大陆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条件。
蒋介石败走台湾，带走了全部国家资本储备，国库已完全空虚没有一点积累，共产党接手的是一个一穷二白的烂摊子，在这样的基础上搞建设，使得人民群众的生活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改善。1949年11月29日，毛主席参加了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议，在谈到今后工作时指出：“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过了三关以后就好办了。第一关战争，第二关土改，到社会主义这是第三关就好过了。”他在12月2日主持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一九五零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时又指出：“我们的财政情况是有困难的，我们必须要向人民说明我们的困难所在，不要隐瞒这种困难。但是我们也必须向人民说明，我们确实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的情况会一年比一年好起来。在三年五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事业可以完全恢复，在十年八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发展。”让人民看到了希望，就能够和我们党一起齐心协力共度难关。
在国内，我们在扫清了国民党残余势力后拥有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和平环境，但没有一个外部安全的国际环境也不行。为了发展与苏联的关系，确保能使我们在国际和平的大环境下搞建设，12月6日，毛主席出访苏联，16日他在克里姆林宫同斯大林会谈时说：“面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问题。中国需要三至五年的和平时间，以便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和稳定国内局势。中国这些重大问题能否解决，取决于是否有和平的前途，因此，中共中央委托我向你了解，如何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保障国际和平。”斯大林说：“中国面前并不存在直接的战争威胁，和平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如果我们齐心协力，不仅能保障五至十年的和平，而且能够保障二十至二十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和平。”斯大林的回答，打消了毛主席心中的疑虑，使他没有了担心。毛主席之所以这样问斯大林，显然是有目的和原因的。因为中国的解放必会打破一些国家在中国利益的平衡，意味着一些国家就会失去他们的在华利益。就在年初解放军准备横渡长江，解放江南时，英国的“紫石英”号等四艘军舰便胆大妄为开进了我们的长江，向解放军阵地开炮，妄图阻止人民解放军的行动。鉴于英军的蛮横暴行，毛主席郑重宣告，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不允许任何外国侵略者肆意妄为和横行，随之命令将其击沉，打破了他们妄图阻止解放军进军的图谋，维护了中国的主权。长期以来，大英帝国和印度一直在插手西藏，而新疆更是与苏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毛主席担心如果我们进军新疆西藏会不会有外部势力进行阻扰。在毛主席看来，他虽不把英国和印度放在眼里的，但让他更担心的是解放军进军新疆后苏联的反映和态度。毛主席是在试探斯大林，在得到了斯大林的明确答复之后，毛主席对迅速解放全国更有了底气和把握，他随之命令人民解放军立即向西藏和新疆进军，并发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指示。毛主席出访苏联，既为我们争取到了一个国际和平环境，还通过参观苏联工业的发展成就，使我们有了借鉴发展的依据，以便用他们的经验和技术，来做我们的事业，这样就可避免使我们的工业化发展少走许多弯路。尤其是中苏友好条约的签订，使两国的友谊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拥有了一个可靠强大的同盟国，这样就会使帝国主义反动派不敢轻易对我们发动战争，便于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同时还可以震慑帝国主义阵营，维护世界和平。毛主席坊苏，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着眼未来立足当下
共产党人不但要打碎一个旧世界，更要建设一个新世界。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搞建设，就是要使国家富强起来。1949年3月，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夜，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就已明确指出，随着大规模战争的结束，党的工作重心就要由乡村转移到城市，我们从现在起就要开始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就要开始脚踏实际的工作。我们必须要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学会搞经济建设。毛主席在全会的报告中提出了“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构想。他还曾多次估计这个转变大约需要15到20年时间，或更多一点时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任务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任务的到来。
自1840年以来的一百多年里，中国人民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使中华民族真正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人民群众迫切希望改变旧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毛泽东曾说过，本世纪前五十年，我们搞了革命，而后五十年我们就要搞建设。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中国人民对我们共产党人的期望。毛主席很清楚，我们搞建设，不能像打仗那样，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不能操之过急，必须一步步的来，要着眼未来立足当下，否则，欲速则不达。在党的领导下，一个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拉开了序幕，党的工作重心也逐步由农村转向城市，党领导人民开始了稳步建设国家的时期。
建国之初，国际国内的形势错综复杂。我们不仅面临着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残余势力侵略颠覆的威胁，还面临着一个要亟待收拾的烂摊子。农业凋敝，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市场混乱，人民生活困难，大批工人、知识分子失业，大量灾民需要救济，国家财政经济面临严重困难。为了稳定全国的局势，迅速医治战争创伤，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制定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政策与策略，1950年6月，党中央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听取和通过了毛主席《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听取和讨论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聂荣臻等，有关土改、外交、统战、财经、军事等方面的报告。毛主席在报告和讲话中，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提出了党在当时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并规定了实现这一任务的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以及为此目的必须做好的土改、稳定物价、调整工商业、肃清反革命、整党等八项工作。争取在三年内，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为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条件。
七届三中全会是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中央全会，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全会通过的毛主席的报告和讲话，是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纲领性文献，对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时期。这七年时间里有两个阶段。建国后的头三年，党的主要任务是，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生产，为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准备条件。在这个阶段，除继续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镇压反革命分子外，在农村广大新解放地区实行土改，在老区开始组织互助合作，在城市没收官僚资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开始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同时，胜利地完成了各项社会改革任务，进行了抗美援朝。1952年底，在国民经济不仅已经达到而且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的基础上，党中央又及时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指明了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具体途径和步骤，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和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从1952年到1956年是第二阶段。党的主要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展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对农业、手工业通过合作化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经过一系列由低级到高级的过渡形式，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6月15日，毛主席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并讨论李维汉《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的报告，毛主席首先对过渡时期党的总路线作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到1956年，在我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顺利地实现了我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然而，由于我们发展的速度过快，不可避免的还是产生了经济过热，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问题，使得毛主席和党中央不得不对由此产生的问题进行纠正和调整。
为了提速必须减速
新中国成立后，广大人民群众乃至党的领导人，都迫切地希望尽早改变旧中国留下的贫穷落后的面貌，祈盼在短时间内把新中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工作热情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各条战线形势喜人、捷报频传，不断取得新的成绩。然而，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高指标浮夸风，不按客观规律办事的问题也逐步地显现了出来。这些错误既有主观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主观的原因。中央也对此采取了一些适当的措施，进行了纠正。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实践，毛主席认为现在到了该冷静下来总结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了。1956年2月，他就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听取了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工作部门的工作汇报，这是建国以后毛主席及中央领导对经济工作进行的一次时间较长、内容较为系统的调查研究。经政治局几次会议的讨论，毛主席把它概括总结并写成了《论十大关系》。《论十大关系》吸收并汲取了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的经验教训，初步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明确提出了要搞好综合平衡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原则，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基本的客观规律。这篇文章的发表，不仅为同年9月份将要召开的党的八大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也在一定程度上理顺了经济工作中的各种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一些成效，经济工作中一些不按客观规律办事的问题也逐步地得到了纠正。
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作了重要发言。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们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和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大会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大会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这次大会是党在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中央纠正经济工作中的作法和错误，使许多地方干部尤其是一线干部难免在思想上产生一些顾虑。为了全面总结建国以来党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的经验教训，彻底纠正经济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从1958年11月2日至10日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中旬庐山会议前期这段时间，毛主席和党中央先后召集了一系列有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参加的重要会议，着手全面纠正已经觉察到了的错误。随着中央纠错态度的逐渐明朗和经济工作形势的逐步好转，各级领导人复杂而沉重的心情也得到了缓解和放松。为了让大家开怀畅谈，振作精神，做好今后的工作，中央便决定7月份在庐山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既可以避暑，又远离北京的喧嚣，使与会者在完全没有思想压力、且精神状态完全放松的状况下提出对经济工作的意见和看法，为中央决策提供依据，进而制定出一个符合中国实际经济建设的正确方针来。
庐山名胜古迹颇多，相传着许多神仙故事。6月30日，彭真根据中央的要求在居仁堂给将要去开会的人通报了初拟的会议将要讨论的13个问题，7月2日以后中央常委会又正式确定为18个问题。同时，他还特意告知与会者，中央已决定要将这次会议开成一次“神仙会”，目的就是要让大家彻底地放下心来，无拘无束，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发表自己的看法。会议原定在河南郑州召开，但考虑到庐山在历史、地理、气候等方面更易于使与会者心情放松，故又把会议的地点改在了庐山，目的就是要让与会者上庐山真正的当一次“神仙”。欣赏着庐山的美景，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在精神上来一次彻底地放松。
营造一个这样轻松舒畅的氛围开会，这在中共的历史上还是没有过的。毛主席非常明白，要想得到较为真实的情况，只有使每个与会者放下思想包袱，没有了压力和后顾之忧，才能使他们讲出实情和真话，他及中央也才能根据大家反映的情况和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对策来。否则大家心情紧张，思想压力很大，互相猜疑，就不想讲也不敢讲真话了，即使有不同的想法和意见，也只能是揣摩着领导的意图来行事，而真知灼见的东西也就无法听得到了。至于之后召开八届八中全会那是后来的事了。显然，毛主席的心情也和大家是完全一样的，由于心情愉快，因而诗性大发，引得他在一个星期之内就先后写成了两首七律诗：《到韶山》和《登庐山》，真实地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情，这两首诗当时还在会下被传抄吟诵。董必武在写了一首七律诗后，引得朱德也奉和了《和董必武同志<初游庐山>一首》，田家英、康生、陈伯达也有游山赋诗之举。除此之外，与会人员还白天讨论，晚上舞会，可以说会议当初的氛围确实是很轻松和愉快的。即是庐山会议之后，毛主席在谈到这一阶段的会议时，也仍然称之为“神仙会”。足见这次会议，真正使与会者达到了在精神和思想上都放松的目的。
由于长期的战争环境和建国后繁重的经济建设任务，使得毛主席和全国人民一样，都有要迫切地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尤其是要把中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急于求成的心里，因而使得由他领航和驾驶的这艘巨轮一直处于高速行进着的状态，这种惯性让他及所有巨轮上的人都很难停下来。中央决定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是要给这架高速运转的机器来一个“刹车”，给一次“润滑”及全面“调试”的机会。毛主席要让与会的同志在这个轻松而愉快的环境中放下心来，冷静深入地思考一些问题，尤其是对以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一次认真的反思和总结。毛主席更是放松了心情，他提前离京，并且一路视察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四省，了解了许多情况。6月23日他就到了湖南，24日畅游了湘江，25日在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的陪同下回到了韶山，28日和周小舟一起到武汉并乘船到九江，29日就上了庐山。
7月2日至15日，会议按照原定计划总结经验教训，讨论下半年和今后四年的经济工作。毛主席提出读书、形势、任务等问题要大家研究。他还把国内形势归纳为“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强调要把农业搞好，提出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要搞好综合平衡，不能搞高指标和刮浮夸风。彭德怀在西北组作了多次发言，他出于对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和对左的错误能否彻底纠正的忧虑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引起领导人的重视。由于会议氛围过于轻松，本来可以心平气和的谈看法提意见，但在提意见时言辞过于激烈，导致了与领导人之间的冲突升级，是本来纠左的会议变成了反右，使得会议没有达到毛主席当初要召开庐山会议的目的。不久，国民经济的困难便凸显了出来。1960年粮食产量下降到二千八百七十亿斤，棉花产量跌落到1952年的水平以下。钢产量虽然勉强达到一千八百六十六顿，但这是在挤轻工业、压农业的情况下取得的，基础不牢，不能持续。1960年6月18日，毛主席在《十年总结》中写道：“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到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之后，全党开始了一个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为方针的全新的经济工作局面，经过了三年的阵痛之后，1962年之后，国民经济就已经完全开始了好转。
自力更生争取外援
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他认为只有始终坚持以我为主、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发展方针，才是我们真正能够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抗战时期，国民党一度封锁陕甘宁边区，使得共产党人几乎到了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的地步。如果我们不自力更生就会被饿死冻死。1940年，陕甘宁边区军民首先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随之，以劳武结合为特征的生产运动，也在华北、华中等敌后抗日根据地相继展开。1941年，陕甘宁边区军民的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巨大成绩，仅三五九旅就开荒一万一千二百亩，收获细粮三十六万担。1942年毛主席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中，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经济工作的总方针”，阐明了根据地经济建设和大生产运动的方针、政策。这一年三五九旅开荒种地已达二万六千八百亩，收获粮食九十四万五千斤。使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在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下，1943年陕甘宁边区开荒面积达到了一百万亩，大生产运动克服了根据地经济上和物质上面临的严重困难，边区部队粮食自给程度从百分之二十六增长到百分之七十六，随着边区政府的精兵简政、精简机构，“水少鱼大”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陕甘宁边区1941年征收公粮二十万担，到1942年就降为了十六万担。1943年，陕甘宁边区人民的负担下降到收入的百分之九，敌后根据地人民的负担下降到收入的百分之十四。在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和各地党政军负责人，亲自动手，带头参加劳动，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广大军民的生产热情，在党政军民中涌现出了一批劳动模范人物，增强了军政军民团结，改进了党的作风，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战争胜利的进程。
通过边区军民的大生产运动，1945年1月10日，毛主席在《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一文中就明确指出：“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这就为边区的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在抗战胜利之日的1945年8月13日，毛主席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在自己努力的基础上，我们也接受了苏联及一些友好国家和组织的外援。
五十年代初期，由于我们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倒向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个时期，我们除了自己搞建设之外，还接受了许多友好国家对我们的援助。尤其是苏联给了我们大量的援助，帮助我们建设了156个大项目，加速了中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进程。然而，赫鲁晓夫上台后，全面否定了斯大林，搞大国沙文主义，以老子党自居，与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严重分歧，不但撕毁了两国国防新技术协定，还公开支持印度反华。1960年7月，苏联单方面撕毁援助我国的六百个合同，撤走全部专家一千三百多人，带走了所有援建工程的图纸、计划和资料，停止供应我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使我国二百五十多个企、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和半停顿状态，尤其是给我们的军工和国防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加重了我国经济建设的困难。赫鲁晓夫的作法，坚定了我们自力更生的决心，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就成功的爆炸了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让世界对我们刮目相看。中国成了世界核大国，和除了美、苏之外能够主宰世界的第三国。
只有备战才能应战
国家强大的标志就是实现国家工业化。1944年5月22日，毛主席在延安举办的一次招待会上说：“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毛主席的这番话应该是党内最早提出搞工业化设想的人。之后他又说：“在我们这样的条件下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呢？”。“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他对陪同的湖南省委书记说：“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的确，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强大的国防，国家强大就是无本之木，就无从谈起。
帝国主义希望我们永远穷下去，永远不要发展，不仅反对我们搞工业化，还对我们已建成的设施试图进行破坏和捣乱，我们除了要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守好之外，还必须对已有的工业尤其是重工业重新布局和调整。我们的沿海一带和中部，战时极易受到打击，不宜建厂，只有大西北和大西南才是较为理想的地方。1964年5月10日，李富春等向毛主席汇报工业建设时，毛主席提出了加速内地建设问题。5月15日～6月17日党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1966～1970），毛主席提出农业和国防工业是两个拳头，基础工业是屁股的论断。会上，他提出把全国分成一、二、三线，把三线作为战略基地，敲定了要建设大三线的战略方针。8月中旬，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研究内地建设问题，8月17～20日，毛主席再次强调：“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现在沿海这么宏大，不搬家不行，要好好研究学习斯大林的经验教训：他们一不准备工事，二不准备敌人进攻，三不搬家，这是教训。”毛主席又说：“早搬还是晚搬，迟搬不如早搬，上海、北京、天津搬出一半嘛！为什么都摆到沿海，多危险!”毛主席还说：“一线要搬家，二、三线要加强。”毛主席进一步强调说：“现在再不建设第三线，就如同大革命时期不下乡一样，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新建项目都要摆在三线。现在就要搞勘测、设计，不能耽误时间。10月22日毛主席对“广东省委关于国防工业和三线战备工作的请示报告的批示”中指出：“三线建设现在不为，后悔莫及”。1965年1月23日，他在谷牧、余秋里汇报计划工作时指出：“两个阵地，三线是个阵地，一、二线是个阵地，以一、二线生产来支援三线建设。”毛主席还指出：三线建设要抓紧，就是同帝国主义争时间，同修正主义争时间。11月初毛主席同谭启龙、李葆华谈话时指出：“打起仗来，不要靠中央，要自力更生……。”“要争取快一点把后方建设起来，三、五年内把这件事搞好，把大、小三线搞起来。”1965年4月5日，中央批转了赵尔陆关于三线建设布局、厂址选择、设计和施工三个文件。中央认为：这三个文件所述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很有参考价值，要求引起注意，赵尔陆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为了办好国防工业三线建设这件大事，在踏勘选择厂址的过程中，根据对主席战略思想和中央军委有关三线建设方针的理解，从三线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总结十几年的建设经验，逐步形成了一些具体想法，写出了这三个专题报告，其要点是：一、布局：最根本的着眼点是适应现代战争的特点，要在热核大战下打不烂、炸不垮，能坚持战时生产，也要注意经济合理性，平时战时便于生产协作，保证战时需要，三线建设布局必须认真贯彻“靠山、分散、隐蔽”的六字方针，其中关键是分散，分散是最大的战略隐蔽。为此，1.缩小建设规模，多布点，不搞综合性大厂，执行“中小专”的原则，小厂300～500人，大厂2000人，最多不超过3000人；2.离开城市平原，星罗棋布，分散布置，进山进沟。根据地形特点和规模，工厂之间的距离：1500人以上大厂，30～50公里；300～500人的小厂，10公里；3.小而专，以产品为对象搞专业化小厂，地区成套。二、选厂：按六字方针分散布局后，选厂时，一不要占良田，少占可耕地，不迁居民，支援农业；二生产运输不能单靠铁路，充分利用公路、水运等条件。三、设计和施工：毛主席指示三线建设要快，要抢时间。到山区建设有很大变化，有一系列新问题，所以在设计与施工中，要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就地取材，保证质量。
1965年8月，国家建委在北京召开搬迁会议。会议提出，搬迁工作必须立足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从准备大打、准备早打出发。对搬迁项目要实行大分散、小集中的原则，会议确定了“三五”期间搬迁的项目。同年9月2日国家计委拟定了“三五”计划建设汇报提纲，提出必须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等原则，9月18日～10月12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主要讨论了1966年国民经济计划和长远规划问题。关于“三五"建设规划，会议同意“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原则。11月，党中央批准了国家计委提出的“三五”建设计划的方针和1966年国民经济计划。1966年计划的主要任务是：积极备战、集中国家的主要人力、物力和财力，加快国防工业和大小三线建设。之后，我们的各项建设事业便都在突飞猛进的进行。
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全新的大课题。没有现成的路径可走，为了使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我们只能在前人实践的基础上去做进一步的探索。以毛主席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作了积极大胆地探索，为我们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建设之路。
从国民经济的两个主要指标钢和粮食的产量来看，1952年全国钢产量150万吨，到1976年跃升到了3200万吨，粮食产量也从1965年到197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的一亿九千万吨提升到三亿零五百万吨。这些成绩的取得，奠定了我们进行改革开放的稳固基础。改革开放的四十多年，我们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无疑不是得益于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前二十七年的实践探索和资本积累。只要我们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坚定地走下去，我们的现代化事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一定为期不远了。毛主席探索现代化建设之路对我们今天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文/邵建忠，红歌会网专栏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