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教科书般的舆论反击战——皖南事变

　　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忌日。

　　周恩来，一位近乎于完美的人， 这个名字，本身就意味着一个不朽传奇。关于他的故事，如果面面俱到去写，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情报，统战，文化……那肯定几本书都不够。

　　谈及比较少的是他在宣传方面的成就，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不亚于军事工作。没有话语权如何争取民心?没有民心所向又如何能赢得最后胜利?

　　1941年，国共两党之间进行过一场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斗争最激烈的舆论战--皖南事变。

　　中共是在人力，财力，物力，传播渠道都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打赢了这场舆论战。

　　皖南事变， 中学历史课本上都有记载，当然，事件经过远不是如此简单。

　　本文着重分析舆论方面的斗争情况。

　　事变后的中共原则立场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奉国民党当局之命，由安徽泾县云岭向北转移，6日，在皖南泾县茂林地区，突遭第三战区顾祝同和32集团军上官云相所部7个师8万余人包围伏击。

　　1月17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通令》：

　　一，诬蔑新四军为“叛军”

　　二，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

　　三，将军长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

　　四，“通缉”副军长项英

　　1月18日，《中央日报》发表《抗战的纪律》，《扫荡报》发表《严肃军纪》社论，把这场血腥的反共内战说成“纪律制裁”，以混淆视听。

　　国军不但要攻击友军，而且舆论上不容你分辩。

　　在最初阶段国际媒体基本采用了“叛军”说法，国内民众除了人心惶惶之外，也无从得知真相。

　　中共必须组织舆论反击，皖南事变危险性在于，如果国民党顺利逃过国内外舆论谴责，它下一步进攻目标就是八路军和中共。

　　这场舆论战，是政治，军事，外交，宣传方面的综合斗争。

　　毛泽东在延安给这场斗争指明了方向。

　　周恩来在重庆第一线领导实施了斗争的具体工作。

　　舆论战要达到的目标：

　　一，向国内外说清皖南事变的真相，新四军不是“叛军”，这是国民党精心策划的一场陷害。

　　二，争取社会各阶层同情。

　　三，争取各地军阀保持中立。

　　四，说服美国，苏联，英国对蒋介石施压，逼他放弃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阴谋。

　　五，将何应钦等亲日派与蒋介石区分开，避免蒋介石在压力之下向日本人投降。

　　面对疯狂挑衅，毛泽东是不可能屈忍的，他做了最坏的打算--统一战线分裂，中共军队将单独与日军，伪军，蒋军作战。

　　1月29日，毛泽东以个人名义向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发送一份绝密电报(回应1月21日季米特洛夫的询问电报)，主要内容：

　　一，蒋介石现在只是在表面上抵抗日军，将全部精力用到了消灭共军上。

　　二，蒋介石试图利用有利局面，骗取美英资金，骗取苏联武器。

　　三，准备全面抗击蒋军，今后，要么是蒋介石让步，要么是彻底决裂。

　　四，不怕决裂，因为决裂是蒋介石挑起的，中共承受的压力已到极限。

　　2月1日，毛泽东再发电报，告诉共产国际，为此事高兴的只有日本人和汪精卫，必然让民众看清谁是内战祸首。决裂之后，蒋介石会向日本人投降，中共将单独作战。

　　2月4日，季米特洛夫回电：共产国际认为决裂并非不能避免，请中共重新考虑在这问题上的立场。

　　13日，毛泽东回电(摘要)：

　　我们与共产国际在团结抗战的问题上没有分歧，但在团结的方法上，我们越坚决，蒋介石越可能让步，我们越让步，蒋介石会越进攻。

　　(以上资料来自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档案：中共党出版社)

　　毛泽东告诉共产国际一个逻辑，单单靠息事宁人，蒋介石会步步紧逼，最终中共退无可退，结果只能是决裂，恰恰与人们希望团结的意愿相反。

　　只有坚决斗争，做好最坏打算，才能让蒋介石受到最大压力，停止挑衅行动，双方才能一致抗日。

　　中共的政治要求，皖南事变善后12条：

　　第一，停止挑衅;

　　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命令;

　　第三、惩办皖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

　　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担任军长;

　　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

　　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

　　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

　　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

　　第九、释放全国一切爱国政治犯;

　　第十、实行民主政治;

　　第十一、遵从《总理遗嘱》;

　　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正是因为延安有了明确的政治要求，强硬的军事准备，周恩来才能在重庆与国民党展开全面的舆论斗争。

　　舆论斗争

　　周恩来首先发动南方局和《新华日报》人员四处奔波，向国民党元老、第三党派以及文化界、外交界和新闻界的人士揭发蒋介石集团阴谋，通过他们把信息传递给重庆各阶层。

　　单单依靠受到重点“关照”的《新华日报》是远远不够的， 当时，连报童上街卖《新华日报》都要被特务殴打。

　　与中共关系良好的《新民报》 《新蜀报》《国民公报》都成了重要传播渠道，至少他们可以对蒋介石17日的《通令》保持沉默。

　　《大公报》1月21日出评论文章，通篇不提“叛军”二字。

　　然而，在国内媒体基本被国民党控制的情况下，很难找到突破口，于是，周恩来将突破口放在了国外媒体。

　　1月27日，《真理报》在莫斯科发声谴责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

　　2月份开始周恩来进入极为忙碌状态，2月1日，接受《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专访，披露事变真相。

　　接着致函(附材料)纽约的斯特朗女士，建议她向美国媒体披露事变经过。斯特朗再联系《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乔·巴恩斯，由他写文章介绍皖南事变、国共冲突来龙去脉，让读者自己去判断谁是挑衅者。

　　随后， 她也发表了自己的两篇评论文章。

　　斯诺在香港向《星期六晚邮报》发来报道，澄清事件经过。

　　《纽约时报》发声，不再称新四军为“叛军”，而是提醒蒋介石将军要停止内讧，以免造成中国之不幸和日本之胜利。

　　英国《曼彻斯特导报》指出，蒋介石政府“解决新四军，只有日本最为兴奋”。

　　当美国，英国，苏联先后发声，不再认同最初的“叛军”说，而是同情新四军时，许多海外华人华侨被国民党欺骗行为激怒了，舆论方向发生了重大改变。

　　蒋介石最怕的就是失去美英苏三方援助，但他还在强调是军纪问题，不是政治问题。

　　周恩来的工作并不仅仅限于媒体，他多次亲自或指导相关人士通过谈话方式影响国内外政治人物。

　　冯玉祥委派亲信发声，表示支持善后12条，并称新四军抗战之功，妇孺皆知，蒋政府里的一些人这样做会完全失去民心。

　　国民党执委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元老彭泽民发起了抗议活动，并三次写信给蒋介石，表示对新四军的同情。

　　第一战区总司令卫立煌告诉八路军，他不想打内战，不满蒋介石对新四军的做法，同时，他希望不要给蒋介石太大压力，否则，蒋会跟日本人合作。

　　阎锡山，邓宝珊，傅作义，高双成，孙蔚如，刘文辉，龙云，余汉谋全部保持中立，只有桂系支持蒋介石。

　　2月10日，周恩来邀请当时的大V，意见领袖们座谈，他们是黄炎培(职员教师会)，左舜生(青年党)，章伯钧(第三党)，沈钧儒(救国会)，邹韬奋，张君励(国社党)。

　　并通过他们去影响上海各个社会组织，基督教会，天主教会，知识分子，企业家，这种一对一式谈话，起到了报纸，传单无法起到的作用。

　　伦敦援华委员会向蒋介石发来电报，指出，如果想得到国际援助，前提是中国内部团结抗战。

　　美国驻华武官卡尔森回到洛杉矶时向记者声称，之前关于新四军违反军纪的消息绝对不真实，内战将要开始。

　　美国总统罗斯福派出私人代表洛克林.卡里到中国了解情况，卡里的到来对蒋介石带来了最大压力。

　　卡里需要了解两方面情况：

　　一，中国的经济状况，为美国提供资金援助提供参考。

　　二，皖南事变危机走向。

　　卡里到了香港后，与宋庆龄会面，宋庆龄表示，美国援助的贷款需要真正用在抗日之上。卡里表示，答应给蒋介石援助一分还没给，他暗示自己将代表总统告诫蒋介石不要跟八路军对抗和耍政治手腕。

　　卡里在香港还见了亚洲经济学家陈翰笙，讨论财经问题，但陈翰笙主动与他谈起新四军问题，并希望他能同情新四军的遭遇。当时谁也不会知道陈翰笙是周恩来单线联系的地下工作者。

　　卡里抵达重庆后，周恩来必须主动找机会与他面谈，2月14日，周恩来通过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安排，与卡里举行了会晤。

　　卡里向周恩来表明美国态度：

　　一，蒋介石是个好人，但政治意志薄弱，身边坏蛋很多。

　　二，美国赞成中国统一抗战，反对日本人，但如果中国人不团结，将失去美国的援助。

　　三，美国人民憎恨日本人，同情中国人民。

　　四，美国重点在支持英国抗击德国，不想现在与日本开战，可以提供少量武器援助给中国抗日军队。

　　五，国民党政府应当改组。

　　六，美国政府反共，但对中共印象较好。

　　卡里感谢周恩来安排会晤，并向他提出了多个问题：

　　一，蒋介石投降可能性多大?

　　二，新四军真实情况?

　　三，是否反对美英支持重庆?

　　四，中共的农村政策?

　　五，中共的对外政策?

　　六，中共的政治立场?

　　周恩来一一予以回答，在皖南事变问题上，周恩来的谈话与毛泽东制定的原则高度一致，那就是谁也不要指望中共退让，内战有可能扩大。

　　简单说，就是让美国人明白，除了施压蒋介石停止下一步阴谋，没有别的办法结束危机。

　　2月23日，上海的，香港的英美报纸基本趋于客观评价皖南事变，有的公开批评何应钦。

　　美国，英国基本自身利益，决不想看到中国抗战阵线分裂，更不想看到蒋介石被亲日派带跑。

　　在多方压力之下，蒋介石除了抱怨国民党文宣部门无能之外，也开始改变态度。

　　3月14日，他邀请周恩来会面，谈话一个半小时，表示愿意先解决一些小问题，如发放中共人员通行证，释放新四军在押将士。

　　蒋介石两次问及毛泽东有没有从延安发来新电报?周恩来回答，没有。

　　关于皖南事变前前后后问题，蒋介石告诉周恩来，他无意这样做，是下面官员误解了他的意图。

　　《新华日报》，通行证，释放在押人员将很快可以解决，只要周恩来向他写个报告，周恩来同意。

　　到这个阶段，蒋介石的围剿和威胁手段已经落空，剩下的只有欺骗，以保持威望和体面，不过，他的政策方向不会改变。

　　这样，从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皓电开始的将近半年反共浪潮告一段落，国共重新合作抗日。

　　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敢于决裂，敢于斗争，才有团结的可能。步步忍让，步步退缩，只能走向分裂。

　　周恩来在舆论资源极其匮乏情况下，凭着自己的智慧和口才，说服了国内各阶层代表人物和国外来华政要。

　　皖南事变舆论反击战其中的传播策略，给新中国开拓外交局面提供了宝贵经验。

　　军事斗争是硬实力，舆论斗争是软实力，两者缺一不可。

　　毛泽东，周恩来的斗争艺术，对今天的中美关系，台海局势，都有极大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总理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