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侄儿毛远新跌宕起伏的人生
毛主席的侄儿毛远新，是毛泽民与朱旦华的儿子。他的一生可谓命途多舛，跌宕起伏。
毛泽民是毛主席的大弟，他与大哥从小就兄弟情深。1921年他听从大哥的教导，舍小家，为大家，投身到革命阵营中，成为中共的金融专家和理财能手。1931年，他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第一任行长。全面抗战爆发后，新疆军阀盛世才伪装进步，要求中共派干部入疆。1938年，毛泽民奉党中央之命到了新疆，化名周彬，出任盛世才的财政厅代厅长，为新疆各族人民做了许多好事，1942年，盛世才背信弃义，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在新疆工作的中共干部全部下狱，1943年，毛泽民等3位共产党干部在受尽酷刑之后，被残忍的敌人秘密杀害。得知消息后，毛主席无比悲伤，痛苦不堪。解放后，他把泽民的儿子留在身边抚养，视为自己亲生。这就注定了毛远新的不平凡和坎坷的人生。
不幸的童年
毛远新1941年2月出生在新疆。父亲毛泽民中年得子，对他极为钟爱，取名远新。可惜好景不长，在远新1岁多时，军阀盛世才突然对共产党发难，抓捕了在新疆的共产党员，他的父母分别被关进了监狱，他随母亲一起被关在女牢。半年后，父亲毛泽民被敌人秘密杀害了。小远新跟着母亲一坐就坐了四年牢，到1946年秋，在中共中央和张治中将军共同营救下，他们和监狱中的百余名干部历经艰险，终于回到延安。
在延安，朱旦华因为工作原因，照顾不了小远新，只好把他送到延安“洛杉基托儿所”，母子俩很少见面。后来，毛远新又到了解放区的育英小学读书，一直到49年南昌解放后才回到母亲身边。其时，母亲朱旦华已经随军南下到了南昌，并由蔡畅介绍，与当年的新疆坐牢难友方志纯重组了家庭。
在伯父身边的日子
1951年夏天学校放暑假，正好朱旦华要到北京参加全国妇联会议，便带着远新去北京。毛远新到了北京，就住在毛主席那里。主席和夫人江青都很喜欢他，就把他留下来，和女儿李讷一起在育英小学读书。自从毛远新来了以后，给毛主席带来了许多心灵慰藉和精神欢悦，他十分喜欢这个聪明机灵又乖巧听话的侄儿。就这样，从10岁起，毛远新就被毛主席和江青当成亲儿子一样抚养，一直在伯父身边生活。
毛远新留在北京后，很快就适应了新家。他虽然只比李讷小半岁，由于从小坐牢，发育晚，去主席家头两年个子比李讷矮一个半头，主席说他是个“小豆子”。从此全家人都叫他小豆子。主席特别疼爱远新，身边工作人员经常要远新去动员主席离开办公桌，出来散散步或游游泳，只要他去动员，主席一般都不拒绝。远新小时候一有空就经常拉着主席给他讲故事。白天就和李讷一起去上学。
在教育上，毛主席对子女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他不太注重分数，虽然毛远新的学业成绩年年都很优秀，但主席却很少称赞他，反而多次批评他学习没有重点，缺乏主动性，批评他只会跟着考试分数的指挥棒转，还说对各门功课要分轻重，门门课考试都要得满分的思路，本身就是错误的。主席认为，学校应该把教育的重点，放在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他批评毛远新不会独立思考，为考试得满分，死记硬背标准答案。
毛主席还给毛远新讲自己上学的情况，说他读书时对文史类课程感兴趣，最讨厌数学，特别是几何。上几何课时，他基本不听，自己在下面偷着看历史书。主席说：“人的一生时间是有限的，有所放弃才能有所获得。”主席的严格要求与悉心教导使毛远新不断进步，终生受益。能在主席夫妇身边生活，聆听他们的教诲，这恐怕是毛远新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了。
在辽宁读书与工作
1960年，毛远新中学毕业后，就读于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系。他在清华大学学了一个学期，觉得不太好，就对毛泽东说：“我的许多同学都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我也喜欢那里。我想转学到那里，好吗?”毛泽东同意了。从此，毛远新转往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等到寒暑假，才回到主席身边。
1961年2月新学期开始时，毛远新正式转入哈军工，在导弹工程系一个班里插班上课。初来乍到，毛远新埋头学习，保持低调。他待人谦和有礼，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从他的身上看不到一般高干子弟或多或少存在的优越感和骄娇二气。第二个学期开始后，系里任命他为学员班班长，他推辞不掉，只好担任事事都要吃苦在先的骨干工作，他对自己的要求更严格了。尽管社会工作多，可毛远新的学习成绩特别好，在班里，他的每门功课从没有出过前三名，这一点让不少高干子弟啧啧称奇。不但如此，他还多才多艺,吹一手令人叫绝的小号。对表现较差的高干子弟，毛远新像个大哥哥，经常找他们个别谈心，做思想工作，动之以情，效之以理。他靠实际行动在学员中树立起自己的威信来。
1964年暑假，毛远新回到中南海。一天，他在和主席的谈话中聊到了教育问题。主席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阶级斗争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当时，毛主席只是随口而谈。但毛远新觉得这一谈话很重要，便作了追记，写出《谈话纪要》。谈话内容迅速传到了高等教育部。高教部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印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作为内部文件传阅，一下子便轰动了教育界。
1965年，毛远新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和指示，他到了防空导弹三营一连去当兵。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当时规定1965年毕业的大学生可以回校参加运动，毛远新也就回到了学校。在“文革”中，《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被红卫兵作为传单广为印行，他的身份便广为人知。他发起组织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他的特殊身份和在学校的威信，使他成了当地红卫兵领袖。
1968年5月14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毛远新担任革委会副主任，从此步入中国政界;不久,他又担任辽宁军区政委、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9月，毛远新和辽宁省工人国庆观礼代表团到北京，准备参加国庆观礼。
主席的批评与教育
到京后，他们接到中央通知，说毛主席邀请部分省市的工人代表住进中南海，给了辽宁一百个名额，还有二十位工人代表可以在国庆节那天和毛主席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恰好辽宁工人代表，就住在一中队的营房。毛远新特别兴奋，因为一中队是中央警卫团专门负责毛主席警卫任务的中队，营房就在主席的住处丰泽园南门的斜对面。
代表团一住下，他就立即赶到一中队驻地去看望大家。一进院子，辽宁的工人代表们就把他团团围住，拉着他的手诉说他们对主席的赞颂与感激之情。有的说住进了过去皇上才能呆的地方，有的说这里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毛远新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地感动了。
当天晚上，他去中南海的游泳池看主席，依然抑制不住兴奋的情绪，把那些老工人的话，一五一十地报告给主席。毛主席听完后，默默地抽着烟。过了很长时间才说：
“请工人代表住进中南海，是我提议的。这也值得那么大惊小怪吗?……群众说些过头话，可以谅解。作为党的领导干部，你就不能这么说!难道你连这点浅显的道理都不懂?我们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共产党员是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人民群众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在那些老工人老劳模面前，你，也包括我，统统是为他们服务的仆人。仆人请主人到家里来，有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的!嗯?你说呀!”
毛远新知道自己错了，赶忙向主席认错。
“也不能全怪你，”主席的口气平和下来说：
“你到辽宁领导岗位才几个月时间嘛。进城以后，我们许多干部官越作越大，离人民群众也越来越远喽。这在党内是个相当普遍的问题。战争年代，是我们离不开群众。离开了群众，我们连脑壳都保不住，就像鱼离不开水一样。进城后当了大官了，张口闭口说自己是什么父母官了，好像群众离不开他了。鱼水关系逐渐变成了油水关系，自己高高浮在上面，还不让下面群众透口气。……”
最后，毛主席对他说：
“为我们国家奠定基础的是人民群众，他们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呐。你们辽宁是个工业大省，产业工人多，给国家的贡献也大，但工资却很低。他们创造的价值，要比付给他们的报酬高得多。这不尽合理，是我毛泽东对不起他们，欠了他们债的。现在国家底子薄，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建一座高楼要打好地基，再往上就会好一些，工人的待遇也会逐步提高的。目前能补偿一点的，就是他们的生老病死、居住房屋、孩子上学，公家都尽可能包了下来。你去告诉陈锡联，你们辽宁一定要把工人劳保福利的保障工作搞好，否则，我就更加对不起他们呐。”
听完主席的话后，毛远新受到了极大的教育。
国庆节后，工人代表团离京返回沈阳。毛远新因病留在北京住进了医院。一天，曾绍山来医院接他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到了门口，毛远新被拦下来，因为工作人员经过核实，开会名单上并没有他的名字，他只好回到医院。后来毛远新才知道那次是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会议。
毛远新出院后去看主席，谈起这件事，觉得很委屈，毛主席听完后对他说：
“会议前一天的晚上，总理送来出席会议的名单上还有你，是我给划掉了。你还有什么意见吗?……大概是中办疏忽了，没有来得及再通知曾绍山，你莫怪他哟。那天，负责签到的工作人员来核实，总理告诉了我，说你已经到了会场门口。是我坚持划掉你的名字，要你回医院去好好治病。……
你这个人呐，就这么一点点委屈也受不得，没有出息!”
毛远新低着头说：“主席说得对。我只是怕人家误以为……”。
主席打断了他的话说：
“你看你看，还是我说得对。即使人家误以为是你自己跑去的，又被当众赶了出来，那又怎么样嘛，觉得丢人了?面上无光了?有什么了不得的嘛!”
停了一下，接着说：
“你这个人呐，和许多读书人一样，把个人的名声看得过重喽。别人把你捧上天也罢，踩在脚下说得一无是处也罢，你，还是你嘛，有优点，也有缺点，做过些好事也做过错事，我看你优点还是大于缺点嘛。捧上了天，缺点还是客观存在。说得一无是处，优点也还是客观存在嘛。人，要有自知之明，也要有点自信呢。我年轻时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只要自己走得正，心里没鬼，问心无愧，就不怕人家说三道四，由他说去吧。你嘛，付之一笑，了之哦。”
主席的这翻话，深深地印在了毛远新的心上，这成了他以后跌入人生低谷时的精神支柱。
在这次的谈话中，毛主席还对下面瞎搞的什么“三忠于”狠狠地进行了批评。毛远新回到辽宁后，立刻向上级汇报，69年1月辽宁省召开关于落实政策的有线广播大会，规定“三忠于”活动，不能再搞了。
张铁生事件
1972年中央准备恢复高考(这个高考是指当时的工农兵学员招生，即：大学采取“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有别于77年的恢复高考)，并在73年开始正式招生。当时主席问毛远新：下乡2到3年的知识青年该怎么参加考试上大学?带着主席提出的问题，毛远新回到辽宁，开始做调查研究，发现大量的干部子弟已经在恢复高考后回城了，有的是请了家庭教师辅导，参加考试上大学的，这使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而留下来的知青任务则更加繁重，每天要劳动十几个小时，休息都不好。单凭一张高考卷来决定谁上大学谁留下来继续搞生产，对他们是很不公平的。
一次在省革命委员会的会议上，毛远新问省教育局局长该出什么样的考题比较合适。教育局以沈阳医学院为试点，将出的考题给医学院副教授以上职称的医生考试，考试结果出人意料，大部分都不及格。作为主持教育工作的革委会副主任，毛远新不太相信这样的结果。他让教育局长把给沈阳医学院出的考试题和标准答案都找来，自己试做，结果成绩很差。他在省委会上把这个情况讲了：“我这还是哈军工学了四年的所谓的高材生，考的是这么的惨不忍睹，那些知青怎么可能考好呢。”
这时，锦州考区考场有个张铁生，他交了个几乎是白卷，但在背面写了一封信。教育局长就把这个汇报给了毛远新，毛远新在会上当场念了张铁生的信，并要求组织调查组调查一下张铁生是什么人?
一个礼拜后调查组回来了，说张铁生很负责任的，在生产队当副队长，积极劳动，是个好知青。那是个穷队，唯一的财产是一匹马，马生病了，张铁生牵着马走遍全县却找不到治好马病的办法，最后马死掉了，他大哭一场。由此张铁生想学医，他想学好了回来给牲畜治病，所以他报的是沈阳医科大学的兽医专业。
听了这个情况汇报后，毛远新很同情张铁生。就怎么考试的问题，省委开会提了多种多样的方案，他倾向于334方案，就是中学毕业统计成绩占比30%，劳动表现、群众评议占比30%，高考成绩占比40%。这么个方案他也没把握，就建议把张铁生的信在报纸上公布出来，征求广大知青的意见，看怎么高考才比较合理，对一直参加劳动没有时间复习的知青比较公平。
后来他到北京，见到毛主席。毛主席问：“你们辽宁出了个张铁生，你知不知道!”毛远新当时不知道主席什么意思，就只是顺着答了“我知道”，他也不知道到底主席会怎么评价。
主席说，这封信很好啊，是向旧的教育制度挑战，十大的党章不是规定提倡反潮流吗?张铁生的信是在反潮流啊。这样毛远新就放心了，知道不会挨骂了。主席又问，编者按也写得好啊，你看过了吗?毛远新说看过了。这时，主席说，你回去要好好组织学习编者按。毛远新就说:那是我写的。主席还不信。毛远新就把调研的过程，张铁生的信的来龙去脉都说了。
主席问，那张铁生参加十大了吗?毛远新说没有。那为什么不让他参加?主席追问。毛远新说，他党员都不是怎么参加?主席又说，那你们怎么不吸收他入党。这毛远新就没有办法回答了，他只是在搞一个考试的方案，没有想到反潮流、上新闻这些事情。
主席又给他讲，你们沈阳医学院教授考试，不是他们交了白卷，是旧的教育制度交了白卷。过去那些考上状元的，有几个有真本事的，反而是那些举人都没考取的，有的还有些本事，蒲松龄50多岁考到70多岁，也没有中状元，他成了古典小说的大师。吴承恩、曹雪芹他们好像秀才也没考上，这个还可以考证一下。你们医学院教授是现代的蒲松龄。知识有两种，一种是书本知识，一种是实践知识，旧的教育制度，就是不重视实践知识。
然后主席又提出一些建议，如农业院校毕业生合格不合格，要在生产队当一个技术员看看，工科院校毕业生合不合格，可不可以考虑在一个技术工种里干三级工看看。医学院学生第一个学期应该到医院去伺候病人，端屎端尿，喂水喂饭，医学院学生首先就是要培养对病人的态度，对病人的感情。
毛远新说，我们去试试，回去后就在沈阳医学院，沈阳农学院搞试点，但是试点还没搞完，他就身陷牢狱了。
海城大地震，拯救十万苍生
从1974年开始，辽宁营口、海城一带接连发生了一百多次小震，到1975年初，小震越来越频繁，震级逐渐升高。省地震办不断将情况上报，引起辽宁省委的高度警惕，决定由省委常务书记李伯秋负责抗震工作。
1975年2月4日凌晨，营口、海城一带发生5级左右地震。李伯秋和时任省委副书记的毛远新立即查问情况。省委办公厅主任尹灿贞汇报：省地震办综合各方情况的预测意见是，近期在营口、海城一带很可能发生破坏性地震。李伯秋问：“破坏性地震具体指什么?”回答是5到6级地震。李伯秋与毛远新商量，向营口、海城一带群众发出地震预报。
毛远新提出，由辽宁人民广播电台直接播出。李伯秋说：“电台一播，全世界都知道了。如果几天之内地震还不来，岂不要闹大笑话。”毛远新说：“关键在于要让群众离开不结实的房屋，特别是晚上，不能在室内过夜。”当时室外零下十几度，地震如果几天不来，是要冻伤人的。发出地震预报，可能造成恐慌，生产必然会受到影响。鞍钢很多工人的家就在海城、营口一带，影响鞍钢生产，这是不得了的事情。
商量的结果，预报要发，但采取比较稳妥的办法。省委电话通知营口、鞍山两市，先召集海城县、营口县及当地驻军的紧急会议。同时，通过县有线广播网直接传达下去。
当天下午两点，在海城召开了紧急会议，传达省委指示：从当天晚上起，辽南地区海城、营口两县，所有人员都不要住在室内，生产队的大牲口、农业机械都要拉到室外。各级干部、党员、民兵全部下去，挨家挨户动员老百姓。在生产队和城镇的居民区，用大喇叭广播动员群众。
2月4日19点36分，发生了7.3级强烈地震。灾情比估计严重，倒塌房屋很多，救灾部队迅速到达灾区，毛远新也前往海城、营口等地，继续组织救灾工作。
地震后统计，辽宁全省倒塌房屋一百多万间，伤一万余人，死一千三百余人。据估计，如果不发地震预报，死亡人数将接近十万人。如果预报后没有地震，毛远新不仅前途受损，甚至可能名誉尽毁，但是在个人前程与人民利益之间，他选择了后者，人民的利益，至高无上。
后来，毛远新和毛主席见面，说起这件事，主席说：“据说有预报，损失不大。”毛远新说：“别提预报的事了。发了预报后，我心里更加紧张，如果大地震迟迟不来，影响了生产、群众生活，成为茶余饭后的笑柄不说，省委还有何面目去见关东父老。”主席说：“那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无非是后人再给你编一个'辽人忧地'的故事。”主席的内心应该是欣慰的，因为他的这个侄儿能真正做到他所倡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张志新案件
张志新，女，1930年生。曾任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1968年11月下放到辽宁盘锦“省五七干校”。12月张被同干校的女干部告发“现行”问题，被送到干校没有行动自由的“学习班”。此间张的“婚外情”问题被大字报揭发。此后张口头、书面发表了一系列的言论，被多次批判。1969年1月9日张写下遗书，被发现后严加监管。此后，张继续口头、书面多次发表“现行”言论，并多次被批判。1969年9月24日张志新被逮捕。
1970年5月张志新被第一次判处死刑。这次死刑报到辽宁省党的核心领导小组(1970年6月前)，当时辽宁省的最高负责人陈锡联发话：留个活口，当反面教员，不杀为好。于是1970年8月24日由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张志新无期徒刑。
1974年至1975年初，沈阳大北监狱将张志新作为从严处理的典型(因张新的“现行”言行)上报至沈阳市大东区法院，沈阳市大东区法院又将张案上报至沈阳市法院，沈阳市法院建议改判张志新死刑上报至沈阳市委常委会议研究，沈阳市法院院长张铁汉在沈阳市委常委会上汇报了张志新案，沈阳市委常委会同意改判张志新死刑，市委副书记宋光代表市委签字确认，张案又上报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省高院院长陈一光代表省高院签字同意改判张志新死刑。
1975年2月26日辽宁省委常委会议研究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张志新死刑的报告，黄欧东主持了会议，毛远新作为省委副书记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省委常委会议共研究了省高院上报的十几个死刑判决建议，“张志新案”是其中之一。全体常委一致同意省高院改判张志新死刑的建议，当时毛远新在同意时说了一句话：“判了无期还这样嚣张”。最后是由主持人黄欧东代表省委常委签字确认同意辽宁省高院改判张志新死刑的建议。这次省委常委会议后，按照当时的“法律程序”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将“张志新案”等死刑案一并上报给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经过一个多月的认真复审，最后于1975年4月3日以江华院长的名义，核准了张志新的死刑。
粉碎“四人帮”后张志新案得到平反，迫害张志新成了毛远新的一条罪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审理“毛远新案”时，当时有关部门指定给毛远新的辩护律师张海妮曾经明确辩称，1975年2月26日前毛远新根本不知道有“张志新案”。正直的，张海妮律师是公正的，因为她知道，1970年6月前，辽宁省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研究“张志新案”时，毛远新因车祸受伤而未参加会，因此不知道有“张志新案”;因为她知道，按照当时的死刑报批程序，只有省高院判了死刑，才会上报辽宁省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研究，至于死刑之外的其他刑罚，及最初的批捕等完全由有关部门按照当时的法律办理，无须报辽宁省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批准。(这件案的是是非非网上已经有很多文章作了说明，这里就不谈了)
从巅峰到谷底
1975年9月，毛泽东病重，调毛远新到中央担任“联络员”，负责与政治局的沟通，以便更好的处理国家大事。 毛远新很尽责，深得主席的信任。
1976年，是中国最黑暗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许多事件，一月周总理誓世，三月吉林省落下陨石雨，其中一颗是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大的陨石。四月份发生“四五”事件，七月朱总司令誓世和唐山大地震，九月毛主席逝世，十月“四人帮”被逮捕。毛远新因为与江青关系亲密，情同母子，也被逮捕，当时的名义是隔离保护。谁知这一隔离就隔离了十年，十年里他从被保护变成了被审查。1986年，他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判处17年有期徒刑，其中一个罪名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劫后余生
1989年，毛远新在服刑中“保外就医”来到南昌。这时，他的腿已经残废，当年英气逼人的青年在漫长的牢狱生活中变成了一个瘦得脱了形的老头，虽然这时他还不到50岁。在这里他见到了母亲。这是10多年来毛远新第二次见到母亲。
1990年初冬，毛远新带着妻女回韶山，受到乡亲们的热情接待。令他感慨不已。人世间最温暖人心的就是亲情，不讲回报的亲情啊!
1993年10月，毛远新服刑期满后，化名“李实”，这个名字是1965年夏天毛远新下乡搞“四清运动”前毛泽东给他起的。被安排在上海汽车工业质量检测研究所工作。很长时间只有所长和书记两个人知道李实是谁。那两年，毛远新负责全所质量管理体系的工作，他拖着两条病腿，蹬着一辆旧自行车，风里来雨里去，常常加班加点，成为全所下班最晚的人，终于顺利通过了国家有关部门的多次评审。毛远新的业务能力和工作态度在全所有口皆碑，加上质朴谦和地待人处事，很快就融入这个集体之中。他几乎年年被推选为研究所的先进工作者，大照片总挂在大门口。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李实是个做过“大官”和坐过“大牢”的人。
在上海工作定居后，毛远新和女儿的感情也越来越深。他的女儿李莉出生于1977年1月，那时毛远新刚刚被关押三个月，妻子全秀凤也正在隔离审查。女儿10个月大时，长时间高烧不退，因延误了治疗，又大量使用青链霉素，最后，烧是退了，但两耳听不到了。
1982年毛远新第一次见到随妻子探监的女儿，又惊又喜，他很想把女儿紧紧抱在怀里，李莉却瞪着一双充满恐惧的大眼睛，迅速躲到母亲身后，说什么也不让这个陌生人碰自己一下。后来，虽然一家3口住进了上海一间13平米的房间，李莉却总是躲到舅舅房间里，毛远新想摸一下她的手，她都赶紧缩回去。加上语言交流困难，父女之间难以沟通。望着女儿那纯真美丽的面孔，他总有一种负罪感，总觉得自己对不起女儿。
为了帮助女儿，使她将来能自立，毛远新引导女儿课余时间学习美术，素描、水粉、透视学，并手把手地教她。初中毕业后，李莉考上了上海聋哑青年技校美术班。技校毕业后，李莉走上工作岗位，毛远新又引导女儿工余时间学习电脑。在生活上，毛远新总是把女儿放在第一位，朋友、同学送给他好的东西，他都要留给女儿。在引导女儿专业学习的同时，毛远新更注重教育女儿怎样做人。李莉也特别懂事，特别争气。她懂得孝敬父母，从不乱花钱。
1996年毛远新全家迁入上海市政府分配的新居。毛远新的工资也逐渐增加了。2001年2月，高级工程师毛远新退休，每月领取千余元的养老金。他的烈属待遇终于恢复，每年春节，街道居委会要把“光荣之家”的条幅贴到他家的门上。过着平静平民生活的毛远新，大部分时间用于读书，和医治腿疾。每年，他都要到南昌陪伴年迈的老母亲两个月。从1995年以后，毛远新几乎每年在毛泽东诞生日都要回到韶山。
2003年9月，新疆各界纪念毛泽民等烈士牺牲60周年，毛远新夫妇应邀参加纪念活动。站在父亲庄严肃穆的墓碑前，天山吹来的风轻拂着毛远新花白的双鬓，蒙蒙细雨冲淡了他苦涩的泪水，他在心里向父亲倾诉：爸爸，六十年的风风雨雨，无论是阳光灿烂的春天，还是冰刀霜箭的寒冬，儿子经受了磨难和锻炼，以您为榜样，捍卫真正共产党人的信仰，永不改变。……
这就是主席的侄儿，毛远新的人生。他没有因为与主席的关系而得到什么好处，却由此受到许多牵连。但他从不怨天尤人，面对人生的大起大落，真正做到了宠辱不惊，淡然处之。
从幼年时与母亲一起坐国民党的牢，父亲被以“危害民国”的罪名杀害。到中年时自己坐共产党的牢，罪名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毛远新的命运充满着曲折与离奇。但他始终能坚守信念，为理想而奋斗。
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至此，我们终于明白了毛主席晚年为什么常说共产党员要五不怕：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
真正的共产党人在任何时候都能经受起考验，即使革命到了低潮，人生受尽挫折，他们仍然要迈步向前。乌云遮挡不了太阳的光辉，历史终将作出公正的评价。让我们向那些为了理想与信念，不惜舍弃名誉与地位的人，向那些为了人类的幸福不惜牺牲自由乃至生命的英雄们致敬!相信越来越多的人将会以他们为榜样，踏着先辈的足迹，去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奋斗终身。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