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毛泽东:素未谋面,从不陌生

2021-12-16
作者: 栩先生 来源: 栩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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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8年。

  由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实行改版,改为白话文,使用新式标点,迅速火遍全国。

  25岁的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在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

  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是的,后来成为举世瞩目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的毛泽东,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其实是关于体育的。

  毛泽东在文章中提出:一个人的精神是和他的体魄分不开的,所以“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

  他可以算作近代以来,第一个把体育锻炼上升到民族精神层面的人了。

  只是这种认知和思考,就已经和那个时代很多人拉开了差距。

  对于身体和健康,毛泽东一直十分关注。

  1917年,长沙有几个学生因病夭折,正在长沙求学的毛泽东大受触动。

  他向大家大声疾呼:当世百科之学,无论在校学习还是自修,只有体之强者,方能胜任。

  如果今日不为,他日将无以谋生。

  他还认为,身体好并不只是天生的,更在于后天努力:弱者不必自悲,只要勤于运动,体质就会改变。

  强者也不必自喜,滥用其强,经常嗜欲,身体也会变弱。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革命是干出来的,身体也是练出来的。

  我觉得,毛泽东上面说的这些话,特别是“滥用其强,经常嗜欲,身体也会变弱”这几句,对当今的青年人来说仍然振聋发聩,非常有警示意义。

  而颇为有意思的是,几乎就在同一个时期,还有一个人得出了看似截然相反的结论,他认为,如果不改造人的思想,那么无论身体再强健,也不过只是麻木不仁的看客。

  毛泽东发表《体育之研究》一个月后,这个愤怒的中年人,首次用一个笔名写了一篇惊世骇俗的文章。

  有意思的是,这篇文章也发在《新青年》上。

  文章的名字叫《狂人日记》,这个首次使用的笔名叫“鲁迅”,这一年他37岁。

  这大概是毛泽东和鲁迅,最早的一次人生交集。

  毛泽东和鲁迅关于人的“精神”和“身体”看起来好像得出了正好相反的结论,其实根子里是一样的。

  他们都想要改变民族的命运,国家的面貌。

  他们都看重精神,鲁迅是要直接进入人的思想,直接击穿你的认知,并进而刺激着你自觉改造思想。

  人都是有劣根性的,但当你跳出来,看到了自身所存在的狭隘、懒惰、自私,就不再是那个浑浑噩噩、麻木不仁的人了。

  而毛泽东要大家锻炼身体的目的,也是为了振奋大家的精神,去进行革命。

  没有奋起的精神,一切都会在疲乏、空虚中走向没落。

  读不出他们底层里的这种“同质化”,就读不懂鲁迅和毛泽东。

  1918年的这神奇一年,谁也不会想到,他们的一生会产生如此多的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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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的文章,其实早在民国时期就已经被编入了教科书。

  比如,1923年,由胡适等人校订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里,就选了鲁迅的《故乡》和《鸭的喜剧》。

  据统计,民国时期各版本教科书,共收有鲁迅作品《聪明人和傻子和奴》、《雪》、《一件小事》等19篇。

  到了建国后,对鲁迅的推崇更是一度达到了顶峰。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读者里有一个人叫:毛泽东。

  毛主席评价鲁迅,开篇就是三个家,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这几句话最后进了《毛主席语录》,又因为这本发行量仅次于《圣经》的红本本,而变得家喻户晓。

  所以那段时间,课本里基本上除了毛主席的文章就是鲁迅的文章。

  几乎每篇文章都会在毛主席语录之后,引用鲁迅的话。

  “毛主席教导我们”和“鲁迅先生说”几乎是一整个时代的口头禅。

  有趣的是,有段时间,其实“先生”这个词汇也是不能用的。

  因为,它代表了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落后文化。

  鲁迅破例享受了这个待遇,当时全中国只有鲁迅一个人是先生,其他人都是同志。

  而毛泽东和鲁迅,虽然观点并不完全相同,确实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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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年10月,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遭受了一次重大挫折,中央政治局的全体委员集体把他选下了台。

  从那时起一直到长征的遵义会议,他都再也没能进入核心领导层。

  原因是共产国际要求红军打武汉,毛泽东说打武汉根本不可能,想都别想;打南昌,毛泽东说也不行;打赣州,毛泽东说赣州也打不下来,赣州是铜墙铁壁。

  共产国际觉得,给脸不要脸是吧,那就一边玩去吧。

  这一次的挫折十分严重,连他的弟弟、弟妹、贺子珍都受到牵连,很多人有了顾忌,不敢接近毛泽东。

  为了不牵连或少牵连别人,毛泽东也很少再和别人谈话。

  毛泽东说,那段时间,鬼都不上门。

  “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更可怕的是,长征都差点没把毛泽东带走。

  一直到最后,掌握领导权的博古才提出“还是要带毛泽东走”,这成了博古在长征前后所做的最正确的决定。

  陈毅后来曾说过:“毛主席是一个……受过污辱、冤枉和虐待的人……他被撤过职,受过党内审查,被宣布为机会主义者,蒙受耻辱,被送往后方休养。没有人去看望他,因为谁也不敢接近他。”

  1933年,冯雪峰到了江西瑞金,他是我们党文艺战线方面的重要人物和联络员。

  在瑞金,他见到了正处于人生低谷中的毛泽东,两人不时会聊聊天。

  有几次毛泽东对冯雪峰说:今晚我们不谈别的,只谈鲁迅好不好?

  还曾不无遗憾地说: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但没有见过鲁迅。

  冯雪峰后来把这段历史,当面讲给了鲁迅听。

  当鲁迅听到毛泽东说遗憾没有见过他时,也遗憾地说:我也不大了解毛泽东,过去只听说毛泽东是搞农民运动的,想不到还是个学者。

  冯雪峰还告诉毛泽东,有一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

  金庸写《笑傲江湖》的时候,很可能借鉴了这句话,所以小说里多次出现“我佩服的人有两个半”之类的说法。

  但现在来看,这句话错的非常离谱,蒋介石和鲁迅加起来可能都没有毛泽东懂中国。

  因为,只有毛泽东读懂了当时占绝大多数,沉默的,不识字的,困苦的农民,读懂了蕴藏在他们身上惊人的力量。

  就像一个小小的原子,爱因斯坦第一次用公式揭示出了其中蕴含的惊人力量,只要有合适的条件,就会释放毁天灭地的力量。

  而旧时代的中国,每一个农民,都是一个小小的原子,只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就拥有了改天换地的力量。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周恩来对前途很担忧,特地去武汉找毛泽东,毛泽东说了一段很经典的话:

  中国有四万万农民,他们祖祖辈辈就被那些地主老财欺压,受尽了苦难,他们就是遍地的干柴,只要把火星子丢上去,那就是熊熊烈火。

  但这个力量,蒋介石或者鲁迅可能都没有意识到。

  毛泽东曾经评价鲁迅的《阿Q正传》:表现了农民看重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但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有对群众力量估计不足的地方,这是因为未曾体验过农民斗争之故。

  这个评价很中肯。据说,当鲁迅听到这个评价后,颔首微笑了一下,没有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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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雪峰作为联络员,在毛泽东和鲁迅之间,带了不少的话。

  我原本以为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没想到,就像一个连续剧一样居然还有个小尾巴。

  很多年后,我在一个犄角旮旯里读到了这个历史的细节。

  那就是,当冯雪峰告诉毛泽东日本人那句“两个半人懂得中国”的话时。

  毛泽东听了毫不以为意,哈哈笑了,沉思了一会儿又说:这个日本人很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

  这说明,毛泽东是真的懂鲁迅的。

  1933年的时候,中央苏区曾经想过请鲁迅来担任教育部门的领导,毛泽东知道后,是反对的,他明确提出:鲁迅当然是在外面作用大。

  这个教育部门的领导,后来由瞿秋白担任。

  而瞿秋白离开上海去苏区之前,曾经向鲁迅去辞行。

  我们现在去看1934年1月4日的《鲁迅日记》,会发现有四个字:晚宜宾来。

  其实说的就是瞿秋白(宜宾是瞿秋白的一个化名)去找他辞行的事,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瞿秋白走了二十多天,1934年的2月5日达到瑞金,担任了中华苏维埃的教育人民委员。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突围长征,安排瞿秋白留下来主持工作。

  但鲁迅还以为瞿秋白跟着长征了,1935年1月6日,他在写给曹靖华的信中说:惟它兄仆仆道途,不知身体如何耳。

  这里的惟它就是瞿秋白,因为瞿秋白还有个笔名叫屈惟它。

  瞿秋白曾经用这个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过文章。

  1935年6月19日,瞿秋白英勇就义。

  鲁迅当晚喝了很多酒。

  忘了说了,虽然本文标题叫《鲁迅与毛泽东》,但事实上,他们二人从未见过面。

  但鲁迅和我们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却可以算得上是至交,甚至于两家人都经常相互往来,瞿秋白还曾经花大价钱给鲁迅儿子海婴买了一套进口的积木玩具。

  而在上海形势严峻的时期,瞿秋白则曾经多次到鲁迅家里避难。

  鲁迅曾送给瞿秋白一幅对联: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瞿秋白把它挂在家里的客厅中央。

  在瞿秋白就义五天后,鲁迅在万分悲痛中写道:中国事其实早在意中,热心人或杀或囚,早替他们收拾了,和宋明之末极像。但为以为哭是无益的,只好仍是有一分力,尽一分力……

  瞿秋白牺牲后,鲁迅耗尽心力为其联系出版遗作《海上述林》,因为在鲁迅看来:人给杀掉了,但作品是不能给杀掉的,也是杀不掉的。

  只要有作品流于后世,瞿秋白就会一直活着。

  这本书出版后,已经到了1936年10月,此时的鲁迅已经躺在了病榻上,他让冯雪峰把其中的一本送毛泽东,一本送周恩来。

  很多人劝他修养或者去国外治疗,鲁迅说:我这样想,与其不工作而多活几年,倒不如赶快工作少活几年的好,因为结果都一样,多几年也是白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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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向来同情革命。

  1931年,因为参与党的秘密集会,著名作家柔石、胡也频等被国民党杀害。

  很多人噤若寒蝉。

  作为党外人士的鲁迅却拍案而起,在巨大的愤怒中,冒着杀头的危险,写下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为了忘却的纪念》。

  毛泽东说过: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鲁迅代表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柔石被杀后,鲁迅反复说:中国民族过去流的血实在太大了,但大部分血流的结果只是使中国增加了沙漠,很少带来改革的效果;我们现在是要使他们的血为了民族的新生而流。

  又说:减少流血,不要希望于临末的反动阶级;革命者不是避免流血,而是要不怕流血牺牲又要看重自己血的价值。

  11年后,毛泽东在延安才读到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难以想象毛泽东读到这篇文章时怀有怎样的心情。

  毛泽东说:我在陕北,晚上睡不着,我就读鲁迅的书。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我相信,毛泽东说他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并不是什么虚话。

  1936年,鲁迅在病重中授意冯雪峰写了一封《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

  这封信在反击托派主义的同时,也是对毛泽东作出了肯定。

  毛泽东很喜欢鲁迅的诗:“万家墨面没篙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毛泽东毕生都是一个孤独的思想者,而这首诗,确实能够代表毛泽东毕生的心境。

  1971年11月20日,毛泽东在会见参加武汉地区座谈会的人时说: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

  但我觉得,毛主席这句话说错了。

  他和鲁迅一样,都是中国的圣人。

  而且,他比鲁迅更进一步,他更想要把每一个中国人都变成圣人。

  他曾经说过,四个伟大总有一天是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

  而他教给大家的最重要的东西之一就是,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他毕生的奋斗,就是让更多的人去相信,去践行,去和他一起创建心中那个理想的社会和国家。

  在那个社会里,人人平等,没有压迫、没有剥削,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劳动最光荣,青年人是最有希望的,老人有智慧,妇女能顶半边天,每个人都是完全的、有觉悟的人。

  从哲学的层面,他的最高理想,是要建立一个绝对平等,摆脱物质追求,思想不断纯化的新世界。

  在这样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摒弃了与生俱来的许多本能和劣质,不要剥削、压迫、痛苦、高低、优劣,要加强体育锻炼、增强人民体质,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要五讲四美三热爱,人人卫生健康。

  每个人都能在这样的社会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毛主席的诗里,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人民都是最重要的,是至高无上的,是尧舜,是英雄。

  在知乎“到底谁是中国最伟大的人”的问题下面,被点赞次数、引用次数最多的一条评论是“人民说是他,他说是人民”。

  但更让人泪目的是另一句话:

  如果没有他,答案永远不会是人民。

  成大事者,往往都会经历难以言说的孤独,因为他们思想太超前,常人难以理解。

  老年的毛泽东,经常看书、看白蛇传看到泪流满面,我常想象他那时的心境:身边已无故人,满眼皆是回忆,一转眼已是百年身。

  而更悲哀的,大概是身边人的离去和后来者的误解。

  鲁迅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死于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病菌的并无恶意的侵人,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死刑。”——鲁迅

  《三体》小说里,有很多震撼人心的名句,其中有一句,我觉得最能反映最真实的人性:

  人类不感谢罗辑。

  拯救了全人类的面壁者罗辑,被当成是疯子,暴君,在完成拯救使命的那一刻,要接受审判。

  东欧剧变的时候,前苏联的国家推倒了列宁雕像,去年美国人民暴乱的时候,有人推倒了华盛顿雕像,深深觉得可悲。

  郁达夫在纪念鲁迅大会上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

  很不幸,这样一句话对毛泽东和鲁迅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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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可惜,后来的这些。鲁迅都已经看不到了。

  鲁迅自己曾想去苏区看看,但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成行。

  就在斯诺他们去了陕北几个月后,鲁迅逝世,这也就成了永远的遗憾。

  鲁迅还曾对冯雪峰说:原来有过写红军的设想,但终于因为缺乏实际体验,不得不放弃了。

  这可能是更大的遗憾了。

  鲁迅生前最后一年,作家斯诺和医生海德姆一起前往了延安。

  在他带去的皮箱里,有一根鲁迅捎给毛泽东的金华火腿。

  关于这根火腿,我后来从史料中看到了很多不同说法,有的说是一根,有的说是两根,有的说火腿还没送到就被吃了,有的则说毛主席吃了这根火腿。

  但无论怎样,当年鲁迅先生托海德姆给毛主席送火腿,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鲁迅、毛泽东的人生轨迹,靠着这一根火腿完成了最后一次交集。

  1936年10月19日,上午5时25分。

  鲁迅的《日记》写着“星期”二字就中断了。

  手稿摊放着,灯却亮着。

  鲁迅先生逝世了。

  他的一生都是在奔走呼号、投枪匕首的战斗中渡过。

  上穷碧落下黄泉,只是为了寻找一个答案:

  中国人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

  为了这个答案,他决心“背着因袭的重担,掮住了黑暗的闸门”,他要做“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他要“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鲁迅首先是一个失败主义者,他的眼里所见皆是黑暗,内心里却满是光明。

  日本思想家丸山升曾经这样说过,鲁迅和毛泽东一样,正因为他们是“失败者”,因此才成为最彻底的革命者、真正的革命者。

  从绝望中望见希望,这才是鲁迅最强大的力量。

  他是以燃烧的生命,给今天的我们以无穷的光与热。

  鲁迅病逝后,远在日本的郭沫若写下了这样的挽联:

  “孔子之前,无数孔子,孔子之后,一无孔子;鲁迅之前,一无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

  多年以后,当我们遇到困苦和不幸的时候,鲁迅文字间流动的智慧与勇气,会成为我们行走的参照,那些鲜活的思想像一直燃烧的灯火,照耀着不断摸索新路的人们。

  鲁迅曾经写过: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

  我说:遇见鲁迅,可以照见人生。

  平生荆棘向前进,未死精神待后人。

  我在书里查到,鲁迅逝世后的治丧委员会里有九人名单,包括了毛泽东。

  刊出时,除了日本人办的《上海日日新闻》外,所有的中国报纸都没有刊登毛泽东的名字。

  但这丝毫不妨碍毛泽东对鲁迅的推崇,甚至于在延安时候,就已经建设了影响巨大的鲁迅艺术学院。

  建国后,鲁迅更是达到了一生荣耀的巅峰,成为了国民级别的“先生”。

  我相信,如果没有毛泽东,没有党的胜利,鲁迅不可能有今天如此崇高的地位。

  但如果没有当年鲁迅对革命的同情,用自己的文字当作革命的武器,写下那些充满战斗力的文章。

  他也不可能得到我们党如此的推崇。

  历史,永远都存在着一个自洽的逻辑。

  恰如,1935年11月,鲁迅给当时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里面有这样一句话:

  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而这句话,在今天,已然由历史得到了验证。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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